题记：身份，从人一出生开始，就影响并左右着你及你的下一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户口就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甚至特权的象征。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在北京就只能是漂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北京户口就像一道闸门，阻挡了无数高校毕业生的涌入，阻断了一大批人成为北京人的梦想。那时候，高校毕业生留京或者进京，都是有固定指标的，北京高校的非京籍生源要想通过正规途径留在北京，是非常难的。而对那些通过非正常渠道拿到北京户口的高校毕业生来说，金贵的北京户口是一抹含泪的微笑，微笑的背后是随户口而来的职业、教育、居住地等等相应的福利和权利。

我就是被户口这道闸门阻挡住的，却又对北京满怀向往的不幸之人。

【一】

那天，我端着两杯可乐，在窗边找了个两人的位置坐了下来，看了下手表，严大姐应该也快到了。

我把两根吸管都插好，怔怔地盯着窗外毎一个匆匆走过的人。看着窗外不时有一两个穿着军装的人经过，遐想着：也许不久后，这家肯德基店会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吧，如果真能成功进入不远处那家军队出版机构的话。

正想着，就看见严大姐的身影从窗边闪过，正推门进来呢。

我赶紧站了起来，冲严大姐挥了挥手。

“等久了吧？”严大姐边走边寒暄着。

我急切地想从严大姐脸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严大姐并没有露出一丝兴奋的表情，只是亲切热情依旧。

果然，严大姐吸了口可乐，缓缓地开口道：“清浅，可能希望不大。我等了好一会，才见到政治部的张主任，他说，你这个专业不是太对口，又不是党员，从上到下，阻力非常大。”

“一点希望都没有吗？我说怎么这么久没有消息呢。可明明我上次见他们时，他们表现得似乎还挺满意我的，让我一周内等通知呢？”我急切地追问道。

“唉，可能当时满意也是真的。但人事这种事，复杂着呢，随时都可能出现变数。清浅呀，你还是太单纯。”严大姐叹了口气，又说：“张主任也没有最后说死，说了会再争取争取。这样，下次咱们备点礼物，把张主任请出来吃顿饭吧。”

表示赞同严大姐的想法，拜托她一定帮忙把张主任约出来。

严大姐是我的老乡，是我姐姐最好朋友的妹妹，在北京某大型企业做人力资源工作。这次，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比较麻烦，姐姐托了严大姐帮忙。

严大姐做人事工作多年，认识一些单位人事部门的人，很痛快地答应帮忙。

只是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991年，我在老家的一所普通大学毕业，报考了北京XX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成绩勉强上线，但统招的名额已满。

就在我要与来北京读研失之交臂时，却突然收到该大学复试的通知，前提条件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定向的单位，三年研究生毕业后愿意接受我回去上班。其他的一切和统招生一样，三年学习期间的学费由国家拨付，生活费学校会有少量补助。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九十年代国家研究生的招生政策。当时，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人才。而高校恢复招生也不过才十几年时间，研究生招生就更晚。为了更快地为各行各业输送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当时的研究生招生形式有三种：一是统一招生，学生们参加全国的研究生统考，上线的同学由报考的学校组织面试，决定是否录取；第二种形式是为一些老少边穷省份定向培养，学生的考试录取与统招一样，就是有一份定向工作的协议。但这种招生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名额；第三种形式，是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单位和一些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由企业选送人才并支付培养费，学生毕业后必须回企业工作。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学校还有定向生一说。经学校这么一解释，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终于可以实现我去北京的愿望了。定向的单位用不着出培养费，找个单位签个三年后接收的协议就行，三年以后，我还可以选择留在北京，定向单位也并没有失去什么。

我之所以报考北京的研究生，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要去北京。北京，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就一直在我的心里远远地招摇着，让我心驰神往。当初考大学时，虽然知道自己的成绩没有达到重点大学的录取线，去不了北京，但我的高考志愿第一栏，重点大学的五个志愿满满的填的都是北京。所以，报考研究生，我的唯一目标仍是北京。

犹如神助一般。当时，比我大了一轮的姐夫正好在家乡的县委党校任办公室主任，我报考的哲学系又正好对口，三年后能有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来工作，县委党校何乐而不为呢。

几乎没有什么波折，我和县委党校签了一纸定向协议，作为研究生新生顺利入读北京XX大学哲学系。

【二】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年转眼间就过去了。

1994年6月，摆在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毕业后何去何从？真的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我的心里犹如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真的是太不甘心呀。

读研的这三年，我越来越喜欢北京这座城市了。尽管九十年代的京城，春天黄沙遍地，大街上的人都不得不用沙巾整个地蒙着自己的头；冬天则万物肃杀，显得苍凉枯寂。

但我对京城的那种热爱是没来由的。我从心底就觉得自己仿佛生来就应该是京城的人，有时候，甚至在心里有意无意地疏远着故乡。读研期间，有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只为能留在京城过个年，体会与家乡不同的年味。我还因此被父母和姐姐、哥哥抱怨了好一阵子。

家乡的亲人一直希望我能回去，有现成的工作，还有姐夫能从旁关照，一切都会轻松许多。而且，学校的派遣单也只能是定向单位。有一阵子，我虽心有不甘，但也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京城的好，我也见识过了，还是现实点吧。

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除了准备论文、答辩，就是外出联系接收单位。系里这届18位毕业生，这种时候经常能在学校晃悠的除了我，还有一位定向的男生王羽。

那天中午，我在食堂看见王羽，招呼道：“你也在呀，男生也都外出找工作去了吧，看来就剩咱俩比较悠闲了。”

王羽示意我坐下，说：“我还在想要不要回去呢，前几天刚和定向单位联系过，他们不强求我回去。”

“可不回去又能怎样？学校的派遣证只能开到定向单位的。而且，我们的户口也都在老家呀。”

“我打听过，像咱们这种定向生，只要定向单位不强迫要求你回去，你可以找部队单位，以入伍的形式，到部队做一个文职干部，也不错的。”

我一听，兴奋道：“对呀，参军，户口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吃完饭，我直接去校外找公用电话给姐姐打长途了。姐姐一听我说想留在京城，就说：“你这不好办吧，虽然县委党校可以让你姐夫帮忙打声招呼，你可以不回来。但北京的部队单位就那么好进？”我说：“严大姐不是在这边做人事工作吗，姐，你帮我问问她认不认识相关的人？”

严大姐在我刚来北京时，就受姐姐之托一直关照着我，只是大家都忙，平时联系并不多，一个学期也就见个一两次，聊会天。现在，我觉得，她毕竟是做人事工作的，能帮上忙的也只有她了。

第二天，姐姐就回电话说，严大姐还真与京城一家部队出版单位的人事负责人有过一面之交，也答应帮忙。

我一下子雀跃起来，开始认认真真地准备简历，遇到任何问题都找严大姐沟通。严大姐也与那家单位的政治部张主任确认过，他们是可以从地方院校要毕业生的，一参军，就无所谓户口了，研究生毕业定级为副连级。但有一点，他们那年从地方院校要的毕业生原则上要求中文系的。不过，张主任也表示，原则归原则，条件好的话，也是可以变通的。

严大姐帮我把简历等资料递交上去后，也就一周多的时间吧，我就接到这家部队单位的面试通知。

那时候的面试很简单，也就是张主任和另外一个人一起问了些诸如为什么想要入伍到他们单位之类的，这些，之前严大姐都交代了如何回答。之后，给了我一篇文章，让编辑一下。这对我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研究生期间，我一直在做着校报的编辑工作，并旁听了编辑出版专业的相关课程。

面试结果，张主任他们都很满意，当时就告诉我，一周后等回话。可都过去两周的时间了，一直没有等到回话，我这才又让严大姐帮忙再问问。

严大姐觉得电话里问显得太随意，找了个借口，亲自过来了一趟。只是，这结果让满怀期待的我更加忐忑不安。

从肯德基出来，告别严大姐，我郁郁地朝学校走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着。要是能约出来张主任，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吧。我暗自给自己打着气。

【三】

我忐忑焦灼地又等了一个星期，毕业论文还差最后的校改就可以付印了，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该答辩了，可根本没有心思去好好校改。

到了严大姐约好的周六，我急切地拨通了严大姐的电话。

“严大姐，约好了吗？张主任明天能出来吗？”

“清浅呀，你别着急，我还在协调中。这样吧，不管张主任明天能不能出来，你先准备好几样东西吧，明天咱俩怎么也得见个面。”

然后，严大姐又交代了一些要准备的东西：两种好茶，一定要去老字号XXX茶庄买；酒，至少要是XXX相当的。餐厅她订好会通知我。

我看严大姐安排得这么细致，心里又稍稍安稳了些，去学校旁边的打字社把论文给校改完了，明天就能开始付印装订了，不耽误下周送给各位老师审阅。

在打字社门口，又巧遇了过来校论文的王羽。王羽有点泄气地说，他打算放弃了，太难了，还是回定向单位省事。

“我都还在努力，你倒是先放弃了？”

王羽摇摇头，然后又给我打气道：“你再努努力吧，希望你能成功，也算给下面类似我们这种情况的学弟学妹们趟出一条路来。”

我其实心里也很没底，还不知道张主任肯不肯出来呢。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宿舍里的对讲机响了：“汪清浅，下楼接电话”。我知道肯定是严大姐的电话，快速地跑下了四楼。但仍是不好的消息：张主任最终还是不肯出来。

我沮丧极了，看来只能打道回府了，京城终是留不下我这个小小的人物。

严大姐让我不用带礼物，过去一起吃顿饭。我本是不想去的，实在是太没心情了。可又想到，不管怎样，严大姐还是一直在帮忙的，怎么也该去表达一下感谢的。

到餐厅的时候，严大姐已经在那儿了。见我无精打采的，严大姐安慰道：“清浅，我知道你很失望，但咱们的能量太小呀。昨晚，我和张主任通了快一小时的电话，他最终告诉了我实情，他们政委一个亲戚的孩子要进去，而且，人家还是正牌中文系硕士，男生，党员，从哪方面比，咱都比不过呀。”

我勉强笑了笑，说：“严大姐，谢谢你一直为我的事奔波辛苦！我也想通了，像我这样的，想留在京城，大概比登天还难。我还是回去算了。”

“不过，清浅，你听我说，你真要想留在北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不用管户口什么的，现在很多单位为了吸引人才，在试行聘用制，就是你的户口、档案关系什么的可以不过来，但用人单位给你签一份劳动合同，给你工作岗位，付你应得的报酬，你照样可以在北京工作生活下去。”

我瞪大眼睛，惊讶道：“还可以这样？不是用人单位一旦录用，就必须档案、户口、工资关系等都要调进来吗？”

“这是刚开始试行的一种用工制度，我估计，慢慢都会向这种方向靠。北京目前要大量吸引外资，鼓励外国人过来投资，设立公司，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听严大姐这么一描述，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曙光，问道：“但是，没有户口，能行吗？那不是相当于漂着？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有问题吗？”

严大姐笑笑：“到时候有钱就行吧，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的，凭票供应的时代应该会慢慢过去的。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在京城漂着，开始几年会比较辛苦，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

“辛苦倒不怕，慢慢总能站稳脚跟的。只是我怎么才能找到这种聘用制的用人单位呢？”

“你要真下决心要留下来，我一个朋友在航天部下面的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他们正在和香港一家公司谈合作，需要扩充大量人力，你这个硕士学历肯定没问题。”

“行啊，严大姐，那你帮我确认一下呗，只要他们要我，我肯定留下来。”我急切地表示着。只要有工作，能留下来，其他的都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就这样自己选择留在了京城。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拿着派遣证回了趟老家，把户口、档案等关系都转了回去，挂在县委党校，但人并没有去报到上班。

我直接加入了航天部那家公司与香港公司合资的筹备工作中，作为协调中方和港方的助理，职责是熟悉航天公司产品的技术特性，跟香港的资方演示解读，并让港方清楚他投资的意义和前景。

由于我本科的专业是物理，有理科背景，所以，工作起来倒还算得心应手。但“漂”在京城的第一大问题是住宿的问题，一般试行这种聘用制的用人单位是不解决聘用人员的住宿问题的。

七八月份，趁着新生还未入学，我一直住在原来的学生集体宿舍里。八月底，学校开始清理宿舍，我不得不搬离，投靠留在京城某大学的闺蜜宁燕。

当年，大学年轻老师的集体宿舍并不宽敞，20平米左右，两人一间。我这一进来，只能和宁燕挤在一张床上。人口密度一大，房间确实显得挤挤挨挨的，好在同屋的庄老师通情达理，即使心里有些意见，但表面上还是和和睦睦的。

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暂时借住而已。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合适的房子租下来，不要太贵，离上班的单位近点。

但九十年代初期的京城，基本都是单位分房为主，很少商品房，有富余的房子用来出租的就更少了。

【四】

我托了同事和同学帮忙留意一下租房的信息，也去看了几处房子，大多是城乡交界处的平房。想再等等，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带暖气的楼房，马上就冬天了，我一个南方小姑娘，可不懂得怎么升炉子取暖的。

挤在宁燕宿舍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人家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那个周末，我看宁燕和同宿舍的庄老师都没什么事，三个人呆在宿舍有些百无聊赖，就说：“要不，我们去逛街吧，我请大家吃饭。”庄老师冲口而出：“你是有什么好事吗？是不是找到房子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倒是看过几处房子，就是都是平房……”

宁燕接过话头：“也别出去吃了，咱们去买些饺子皮和菜，回来一起包饺子吧。”

三人一起出门买了原料回来，兴高采烈地边聊边包饺子。但我心里总有些异样。庄老师无心的问话可能也只是关心而已，并无他意。但在本来就为挤占了人家的地盘而深怀歉意的我看来，就有了别样的含义。于是，我说：“你们下午有事吗？没事的话，要不陪我去看看清华附近的一处房子吧。”

吃过饺子，庄老师说还有点别的事。宁燕陪着我去清华附近看房子。

房子是清华北门外的一处民房，一个小小的院子，里边有三间房，房东自己住了两间，富余的一间房就想租出去贴补一下家用。房子离我的单位倒是不算远，骑车二十分钟吧，是我同事托朋友帮忙找来的。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只有房东大妈一个人在家。房东提供一张单人床，但没有桌椅，更没有衣柜之类的。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没有水池，水龙头下直接对着一个小水沟，流出的水可以直接排出院外。上厕所是院外的公共厕所。当时，房东大妈一听说我是南方人，不会升炉子，就说：“那可不好办，你必须得自己拢火呀。”所以，我也一直犹豫着。

这次和宁燕一起过来，正好是周末，房东的儿子在家。房东的儿子小于二十多岁吧，在一家工厂做工人，平时不怎么回来，住宿舍，只有周末回家。小于很热情，说：“不会升炉子没事，回头我帮你弄好，你只要每天记得往里添蜂窝煤就行，很容易就能学会的。”

宁燕看了看房间，摇头说：“这房间也太简陋了，小浅，这不行吧。”

小于道：“你还需要什么，你说出来，我帮你找。”

我一看，这小伙子倒还挺热情的，就说：“至少要有张桌子，一把椅子吧？”

“还得要一个衣柜。”宁燕补充道。

小于答应帮找找。我觉得，要是这样也差不多了，还是不要再打扰宁燕她们了。于是，当场交了50元定金，约定好一周后房东找齐这些东西，我就搬过来。

那年的国庆节过后，我就搬来这处小民房了。虽说是条件比楼房差了不是一星半点，而且，我也从没住过这种北方的小平房，房子低矮，还没有窗户。但没办法，总比老挤在人家那里要自在些，反正也就基本晚上回来睡一觉。周末的时间大多都是出去找同学、朋友玩。也许，慢慢就习惯了。我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日子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不经意地滑了过去。一夜的北风，京城的树木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苍凉肃杀，一夜间就进入了冬季。

还好，周末的时候，小于已经帮我升起了炉子，也教会了我怎么添蜂窝煤。我唯一没学会的，是怎样用那长长的钳子、勾子，把炉灰给扒拉出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找房东大妈帮忙。大妈虽然话不多，但自从我住了进来，也还是挺照顾的，做了什么好吃的，只要我在家，也都会叫着一起吃。

一个周末的早晨，大妈做好早餐，正等着儿子回来呢。想起还没见我出门，大妈去敲了敲门，但没反应。大妈以为年轻人睡懒觉呢，也没再敲。

9点左右，小于回来了。吃过早饭，问了句：“隔壁小姑娘在吗？我去帮她看看炉子。”

大妈又去敲门，还是没有回应。“不是出去了吧？”可没看见她出来接水洗漱呀。

小于突然反应过来，喊了句“坏了”，用力撞开了门。果然，只见我躺在床上，没一点动静。小于赶紧打开门，连被子一起，把我抱到了院子里，叫了120。

医院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两个小时，我才被推进病房。我慢慢睁开了眼晴，看到满眼的白色，还有守在床边的小于，一时弄不清楚自己在哪儿。

“我这是在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唉哟，你总算醒了，吓死我了。这儿是医院，你一氧化碳中毒，好在房子密封不是太好。”

“哦，我说怎么感觉头好晕。太谢谢你了！”

“你没事就好。医生说，你还得在医院观察一下，下午要没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要不，我去帮你买点吃的？想吃什么？”

“还不想吃什么呢，不过，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我要把宁燕叫过来。”

小于打电话叫来了宁燕。宁燕埋怨道：“跟你说了，那房子你没法住，还非要搬。要不，你把那房子退了吧，搬回来，庄老师那儿没事。”

小于尴尬地听着宁燕的话，看来他呆在那里也帮不上忙，就先告辞回去了。

宁燕陪着我吃了点东西，医生看了看情况，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我跟宁燕回了她的宿舍。宁燕一直劝我搬回来住。我想了一晚上，觉得还真是有点后怕呢。前一天晚上，自己整理给港方的资料，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太困了，也没检查一下炉子，就直接睡了。幸亏是周末，小于回来了，否则……

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和宁燕一起回出租屋收拾了一下，又搬回了宁燕的宿舍。

这么折腾了一回，我心里更坚定了一定要找到一个楼房的决心，与人合租也行。目前只能再在宁燕这儿挤挤。

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凑巧。刚刚从生死线上挣扎回来的我，一上班，又获悉了一个坏消息：与港方的合作出现了点问题。作为资方，香港方面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分析，觉得中方的产品线太单一，研究力量不足，取消了出资合作的规划。

我作为合资公司筹备人员之一，可以以聘用的形式留在中方公司，但工资待遇要下降一半多，月工资也就在500元左右。

我不知道要不要留下来？宁燕的建议是，先留下来做做看，同时也去人才市场寻找更好的机会。

我也打电话咨询了严大姐。严大姐的意思和宁燕差不多，骑马找马，并提供了近期一些人才交流大会的信息，安慰说：“目前，人才市场非常活跃，肯定有机会，大胆去闯一闯吧。我也会帮你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

也只能这样了。此后的每个周末，我基本就是泡在各种人才市场和诸如中华英才报之类的招聘广告里。

【五】

一个周末，我照例一大早就去了一个大型的人才交流会，简历投出去了有五六份。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公司或职位，很多都在要求一栏里明明白白地列着“本市户籍”，面对此类，即使自己再喜欢，或者再怎么觉得适合，也只是徒劳。

已经过中午了，我想，还有最后一排摊位没看，再遛一眼就出去了，肚子已经开始唱空城计了。突然，我眼前一亮，一家小小的招聘档位前，赫然列着：“不限户籍，提供住宿……”我赶紧近前，和招聘的老师交流了起来。

这是某部委属下的，新成立不久的一家科技类杂志，服务于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民营企业。招聘老师很看好我的理科背景和研究生阶段的文科经历，让我回去等消息，末了还加了一句“一定要保证通讯畅通。”

第三天，我的数字传呼机就“滴滴”地响了起来，电话回过去，果然是这家杂志社的面试通知。

一周后，我从原单位辞职，交接完后，也差不多是春节了，就想正好回老家看看父母，陪他们过个春节。

在老家过完年，我正月初六一回到北京，就去杂志社报到上班了。

杂志社在位于市中心的一排平房里，一共也就三间屋子，大的一间隔成两间，里面一间小屋是社长办公室，外面的一间稍大一些，放了六个带挡板的工位，两位编辑，一位校对兼排版，其他三个工位都是广告部的，平时不怎么有人，广告部在外面跑的时候多些。另外两个小房间就很小了，每个小间都只是也只能放下一张高低床了。我和另一位编辑刘晓珺占了一间，另外那间，校对小马偶尔加班时住，他本地人，平时一般回家里住。广告部的基本都有自己的住处，或都是成天外面跑着，偶尔有个别的会在校对小马住的那个屋留宿。有统一的市政暖气。杂志社所在的院里有个公共厕所，平时用水也是依赖于那边的两个水龙头。吃饭的问题自己解决，杂志社有饭补。院里还有一个单位在办公，情况和杂志社类似，是该部委属下的一家信息类公司。

杂志社的条件虽说不怎么样，工资也不高，月薪700元左右，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关键是不用自己租房，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杂志一开始办得还是很有起色的。社长兼总编吴总编（也是当时的招聘老师）是部委的事业编制，有想法，有干劲，也懂得合理地使用人才。他的想法交给我和刘晓珺两位编辑，基本上都能实现。校对排版这边，吴总编就不太过问了，由我们两位编辑负责安排督促就行。广告部当时有一个蒋主任，是一员干将，每期的广告，她一个人就占了三分之二。

杂志社欣欣向荣，到了第二年，就由双月刊变为单月刊了。

这一年，也是我北漂生涯里最安稳的一年。每天以单位为家，除了睡觉，基本都是在办公室呆着。与同事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尤其是刘晓珺，有什么事，要去哪里采访或开会，都是俩人商量着来。有时候，尤其是要出刊的前期，负责校对排版的小马忙不过来，我也会去主动帮忙，由此还学会了划版、排版。

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我总算在京城立下足了。周末改成双休后，休息时间多了，我偶尔去严大姐家陪她家龙凤双胞胎玩，或者带着两个小孩逛公园，就像亲戚似的你来我往；偶尔也去宁燕那儿住上一晚，重温闺蜜之情。

就在这岁月静好的温暖时光里，爱情也不期而至。

那是一次某部委举办的大型民营企业家联席会议，我被派去听会、做采访。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参会的报纸杂志有十几家，都在会场的后排就坐。记得，那天上午，会议都已经开始快一个小时了，一个男生急匆匆地进来，在我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了下来。我当时并没在意，只是专心听会。

会议休息时，我正打算离座活动一下筋骨，旁边的男生叫住了我：“你好！我迟到了，能不能借你的记录看一下？我是xx联合报社的朱子墨。”

“你好！我是xx民营科技杂志的汪清浅，你看吧，前面就是领导们强调了一下此次会议的意义，也没什么太多内容。”我说着，把自己的记录本递了过去。

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朱子墨把记录本还给我，同时还递上了一张自己的名片，说：“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以后或许经常遇见。”

我把朱子墨的名片郑重地夹进自己的名片夹，同时把自己的名片也递了一张过去，礼貌地回应了一句“有事联系。”

会后，我按照计划，简单采访了一位与会的民营企业家，20分钟后才去主办方准备的餐厅就餐。我端着餐盘，正四处张望寻找座位，突然听到右后方有人在叫“汪清浅，这儿。”我转过身，看见朱子墨站起身，正冲我招手呢。

我坐在了朱子墨对面的空位上，俩人边吃边聊，竟然发现俩人居然是校友。朱子墨，京城远郊区县人，北京ⅩⅩ大学91届中文系本科毕业。也就是说，我到该校读研时，朱子墨正好本科毕业。既是校友，又是同行，我和子墨话题越聊越多，越聊越投机。

那次会议之后，朱子墨时常联系我，提供些行业信息和采访机会。周末呢，也不时地约我出来，或者去郊区远足、爬山，或者只是单纯地吃顿饭、看场电影……孤男寡女，郎情妾意，爱情的生根发芽水到渠成。

我和朱子墨认识差不多半年之后，就是1996年的春节了。子墨和我商量：“小浅，春节假期也没几天，你回家又那么远，要不你今年就去我家过年吧，也好正式见见我父母。”

我想，家里姐姐和弟弟每年都在父母家里过年，热闹着呢。我也是该见见子墨的父母了，子墨说过好几次，要让我回去见父母，我都以没准备好推脱了，我对自己的户口问题一点底也没有，子墨父母会在意这个吗？趁过年去一趟也好，毕竟，大过年的，有什么问题也不好当场发作吧，起码不至于太难堪。于是，我给姐姐打电话，说了要去男朋友家过年的事。姐姐转告母亲后，又回了个电话，交代了一大堆第一次上门要如何如何的行为礼仪。

但是，问题过年前就出现了。临放假前的一天，子墨陪着我去买衣服，从里到外，都给置办齐了。子墨说：“过年了，必须都要新的。”

我也异常兴奋，在男朋友的悉心关照下都忘了“丑媳妇见公婆”的不安，一直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

和子墨在外面吃完饭，子墨送我回杂志社。分别前，子墨说：“我明天一早就过来接你，咱们早点回去，先给你在县城找家宾馆住下。”

“宾馆？为什么要住宾馆？你家房子不够住吗？”

“不是，小浅，你听我说，千万别着急。我妈暂时没同意我俩的事，我正在……”

“是不是嫌我户口不在北京？”我没等子墨说完，就抢过了话头。

“我能说服他们的，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那就先不去你家了，等什么时候你父母能接受我了，我再去吧。你先回去吧。”

我有点不知所措，都说好了不回老家的，这回子墨家也回不去了，杂志社的同事也都回去了，自己一个人窝在杂志社冷冷清清过年？也许，可以去严大姐家凑个热闹？不行，他们好像每年都回孩子爷爷奶奶家过年。子墨父母不能接纳自己，我也是完全理解的，自己户口不在北京，到时候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落户（当时的政策是，孩子的户口必须随母亲），以后会导致上学等一连串的问题……

一夜都没有睡好，一直纠结在这些问题中。

第二天早上八点刚过，子墨就过来了。他不能扔下我，一个人回家去过年。他说：“你要不跟我回去，我就留在这里陪你。”

我不想子墨因此而和父母把关系弄僵，也不想跟子墨回去，却还要单独住在宾馆，真是左右为难。

正僵持着，子墨的BP机响了，是弟弟朱子轩。电话回过去，朱子轩说：“哥，你带嫂子回来吧，我已经做通咱妈的工作了，保证没事。”

原来，昨天晚上回去后，子墨就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子轩。子轩中专毕业，一直在父母跟前，能摸准父母的脾气，而且，子轩向来比子墨口才好。

我和子轩见过一次面，子轩还是比较认可我这位嫂子的。户口问题，在年轻人眼里可能并不是问题，但对老人来就不一样了。也不知道子轩是怎么说服父母的。

最终，我跟着子墨回家了，一家六口（子轩的女朋友也在）过了个还算愉快的年。

【六】

春节过后，我与子墨的关系算是正式公开了。我带着满溢的幸福和甜蜜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中。

3月份，杂志正式改为单月刊。工作量大了，但编辑人员并没有增加。我和刘晓珺两位编辑忙得不亦乐乎，采访、写稿、审稿、改稿，几乎每晚都得忙到晚上九、十点钟。

有了爱情的滋润，我忙着累着并快乐着。

但，这年5月份，因工作需要，吴总编被调回部里。广告部的蒋主任以承包的方式接管了杂志社，跃升为蒋总编。蒋总编广告行业出身，其实对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不十分内行，只是当时杂志社的主要收入是靠广告部支撑，所以，她将杂志社承包了下来。实际上，她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广告部。杂志编辑这块，基本都是我们两位编辑在撑着。我学历高点，工作经历也丰富一些，刘晓珺凡事都尊重我的看法，我呢，事实上行使着执行主编的职责。这对我，其实是一件好事，多历练一下，对以后的工作一定会有帮助的。只是蒋总编的办事风格和性格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受得了的。

彼时，蒋总编五十岁上下，正处女性更年期，却不改其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什么事情都是说干就干，脾气超级暴躁，稍不合她意，就能被骂得狗血喷头。

编辑刘晓珺在蒋总编上任一个月后，终于无法忍受，选择了离职。之后，也招过编辑，但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去频繁。

大概因为有了爱情的滋养，冲淡了许多工作上的不快，所以，我一直坚持着。

这期间，蒋总编见风就是雨的性格，也让杂志社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从市中心搬到了三环外的一家民营企业所在的小楼，办公环境看起来稍好些，也给我留了间小房子住宿。所以，尽管觉得蒋总编的风格有些让人无所适从，我仍然选择留了下来，踏踏实实地履行着事实上的执行总编之责。

三个月后，蒋总编与提供办公场所的这家民营企业关系破裂，杂志社被迫搬走。这次，蒋总编居然联系了一家博物馆，将杂志社直接搬进了博物馆。

博物馆是不允许有人住宿的，我的住宿问题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本来，朱子墨在城里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看到我又要开始到处找租房，就和我商量着，不如把结婚证领了，一起在城里租一套小一居住着。我倒没什么意见，反正俩人交往也有一年了，先领证也顺理成章。

问题还是出在子墨父母那儿。老俩口听说儿子要结婚了，就又在我的户籍问题上纠缠开了，说是坚决不能让孙子成为一个外地人。

我和子墨也没办法，领证大概不可能这么快了，只能先瞒着父母一起租房住。

我想，户口始终是个问题。在京城呆着，没有户口，真的就像无根的浮萍，随时都可能将你打回原型，让你卷铺盖回家。但怎么解决呢？找关系找门路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办法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子墨建议考公务员。当时，国家机关及一些事业单位正在推广招聘制，同时启动了公务员的招考工作。北京市的公务员招考，第一个要求就是“本市户籍”。可以招考外地户籍的只有一些国家部委及其个别下属单位，名额极少。但我还是报名了，不管怎么样，渺茫的希望也是个希望。

我同时报考了博士，读博显然也是解决户口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准备两项重要的考试，我有点力不从心。公务员考试的考前一个月，子墨让我离开了杂志社，专心在家复习应考。

公务员考试过了春节就出了结果，我未能进入面试环节。结果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哭过一场后，我还得接着准备三月底的博士入学考试。

但天不遂人愿呀。

复习备考的焦虑和巨大的压力让我那阵子几乎夜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为了不影响我，考前几天，子墨让我独自一人呆着。考试的前一晚，十一点，吃了一粒安眠药，上床休息。可是，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快两点，还是没能入睡。只能起来，确认了一下闹钟，我又吃了一粒安眠药。

第二天早晨，我在闹铃长时间震耳欲聋的狂轰滥炸下，挣扎着起了床，在半睡半醒状态下匆匆洗漱完，也顾不上吃早点，打了辆出租直奔考场。入场、发卷子、写名字，我像一个梦中游弋着的影子，软绵绵地握着笔……最终爬在考场，走入梦境中的考场。

结果可想而之。我打算来年再搏一次。但子墨看我这个样子，力劝我放弃。他说：“没有户口就没有户口吧，我本来都不打算要孩子的，你别折腾了。”

我知道，子墨这么说只是在安慰我，再说，不要孩子，他父母也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有我弟弟呢，你不用担心，我们老朱家断不了香火。”

我也不跟他争辩，反正离明年的报名时间还有好几个月呢。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再找个单位先上班，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了，解决经济基础要紧。

当时，正遇上各大单位的招聘潮，机会似乎还不错。我才发了四五份简历，就收到三份通知。一家是某大型党报《XX日报》属下新成立的一家报纸，一家是本市晚报属下的一家报纸，还有一家是某大型出版事业单位。当然，这些单位招聘条件肯定有一条“不限户籍”，我才敢去尝试。

三家单位都有笔试、面试。笔试，基本是一些编辑的基础知识，这对我来说没难度。但我只接到两家的面试通知，最想去的那家《XⅩ日报》名下的报纸居然没给我面试的机会！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面试的两家单位最后也只有那家出版单位给了我工作机会。那家本市的晚报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在我和一个本市户口的女生里，报社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个有本市户口的女生。我无言以对，总是被按在“户口”这个问题上死死折磨。

我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这家出版单位。

也许，冥冥中早已有安排，这家单位居然最终终结了我在京城的漂泊，成为了我余生的唯一职场。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在这家单位工作五年后，我最终成功拥有了“北京户口”，结束了在京城近十年的漂泊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