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国度，也根据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推动前提下，毛泽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将对文字改革的认识则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利益出发，把文字改革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中去考虑开展起来。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女副编审王爱云所写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文章所说的那样，文字改革“首先应该看到，这一主张是在当时世界文字改革呈现拉丁化趋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原因在于历史条件背景下，正如季羡林回忆所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讯，罪莫大焉。”当时看来，拉丁文字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这在是很多人的共识？？推动文字改革，这就非常必要。
从历史角度看，历史发展也是从象形文，甲骨文，逐步演变过，根据人们文字使用逐渐渐变过来，人们实践中创造字，也在实践中渐变应用字。根据现有应用简便字，所统计来看，简化方案中80%以上的简体字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的68字，占13.05%﹔源自秦汉的共96字，占18.43%﹔源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共32字，占6.14%﹔源自隋、唐、五代的共29字，占5.57%﹔源自宋、辽、金、元的82字，占15.74%﹔源自明、清、太平天国时期的53字，占10.17%﹔源自民国的共60字，占11.5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1949年至1956年，包括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通行的少量“解放字”）共101字，占19.38%。总共约563字。这是历史发展过程，只是流传于民间，经过文字改革推动，把民间收集起来了。
对于这项文字改革，有一个明显特点，在历史发展时期，人们都在推动文字改革。毛泽东也是历史文字推动者，在理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文字改革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新青年》开始，展开了文字改革的讨论，讨论最多的是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世界上的文字发展都经历过三个阶段：象形、表意、表音。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是形与体构成，在其他人看来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显得很野蛮，对普及教育有障碍﹔而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例如，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陈独秀也赞同：“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1923年1月，《国语月刊》第七期专门出版“汉字改革”口号，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傅斯年等人发表文章，以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或赞同简化汉字，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并提出简化汉字和拼音文字的详细方案，使文字改革思潮一时达到顶峰。
毛泽东青年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积弊已有了清醒认识，遂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了尖锐批判。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师友黎锦熙的信中指出：“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追求。毛泽东对文化界大力倡导的文字改革也萌生了兴趣。1919年9月5日，毛泽东读了黎锦熙所写《国语学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锦熙，表示“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再次向黎锦熙表达了要研究文字学的愿望。他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这就表明毛泽东对文字改产生浓厚兴趣。
毛泽东虽然投身革命，其研究文字的想法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对文字改革一直保持并给予关注。
语言改革的冲击，主要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要由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领导发起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受此影响，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主张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除因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认为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即“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拉丁化新文字是倡导者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和认识十分契合。
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创建根据地，深刻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带有阶级的烙印，即“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过去社会的文化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未受过文化教育，根据地“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创建工农苏维埃文化的号召。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需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要创建工农大众的文化，首先要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做起。扫除文盲就成为“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苏维埃政府先后制订了《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消灭文盲协会章程》、《关于儿童入校与消灭文盲运动的指示》、《消灭文盲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的奋斗目标及“不识字的是瞎子”、“开展消灭文盲运动”的鲜明口号，把发展识字、文化教育事业当成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完成苏维埃各方面建设的锐利武器，广泛深入地开展苏区的扫盲运动。
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因此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但因战事紧张，未能实行。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积极支持试行新文字扫盲，并使之成为革命根据地发展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字如何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利用，所以对拉丁化新文字十分赞赏。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篇文章之后，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发展。1940年1月1日，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角度，毛泽东发出了文字改革的号召。即：“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给了新文字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励”，促进了新文字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开展。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于1936年至1938年初、1940年至1943年春先后开展了两次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该协会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李富春等54人，毛泽东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名誉理事。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凡是写报告、递呈子、计账、打收条、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汉字法律上有同等效力。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注：书）IN w（注：亡）EN主 BAO》（新文字报），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在这种号召之下，晋西北边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也都开展了推广新文字的工作，积累了文字改革的宝贵经验。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看见了祖国解放的曙光，热衷于改革汉字的党内外人士又提出了文字改革问题，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8月25日，吴玉章就文字改革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问题。中共中央这时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军政大计，还没有精力考虑将文字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来。但，毛泽东收到吴玉章信后，并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且委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三人研究吴玉章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并将他们的回复意见反馈给吴玉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放眼国内外形势，对文字改革问题作出战略规划，很快将文字改革提上新中国的工作日程。首先，文字改革是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扫盲运动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却存在着一些必须从语言文字领域克服的困难。方言众多，造成了社会交际的严重障碍，制约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影响了政令畅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极大的方言作的报告。这种状况与新中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要求极不相适应。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文盲。据统计，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都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因此，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成为影响识字效率的主要障碍，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汉字，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学习使用汉字，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指出：不能从文字改革本身来看文字改革问题，“应该把它和完成三个五年计划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现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众多，他们中很多人带有旧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烙印，文化界新旧思想的冲突，使得文化的改造、文化的转型成为必然。在毛泽东看来，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不对文化现状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兴起。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字，无疑也成为改造的对象之一。
参照苏联文字改革所走的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很快实行文字改革。1921—1932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拉丁化文字改革，由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拉丁化文字﹔1936—1940年，又放弃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将新创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人民共和国起初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在1941年向俄文看齐，又将拉丁化字母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40年代中期，越南、朝鲜和日本这些曾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也进行了文字改革。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日本在1946年启动了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改革。此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进行了文字改革。如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
可见，文字改革尤其是拼音化文字改革，在世界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注意。1950年2月1日，刘少奇写信给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胡乔木，指出要研究亚洲邻国蒙古、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经验，以便为我们的文字改革制订方案。1951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张。毛泽东这一认识，与其在民主革命时期倡导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主张，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字改革树立了根本方向和奋斗目标。
毛泽东提倡汉字拼音化改革，但也深知“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文字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基于这一认识，1950年6月，毛泽东对以吴玉章等人为代表的文字改革倡导者“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的看法不予赞同，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他明确指出文字改革的方针是：“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再次表述了他的这种看法。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竹如的信中，专门谈到文字改革，他指出：“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为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目标和方针来规划并推进的。自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首先进行汉字简化的研究和方案制订工作，同时着手开展了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即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工作先后取得成果：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拼音化方向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文字改革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有些知识分子对汉字拼音化问题发表了反对意见。如有人指出：“我对文字改革的理由不了解，因此我不能盲目地同意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文献虽然很多，可是从这些文献中就找不出足以合人信服的汉字必须拼音化的理由。”]还有人指出：世界各国文字有两种体系，一种是东亚的中国形意文字体系，另一种是西欧的罗马拼音（拉丁字母）文字体系。“二者互有短长，无所谓轩轾优劣，更无庸是彼而非此”﹔“今之主张废除汉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的，主观上是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观上，则是自己毁灭祖国历史与文化，消灭民族意识，正是殖民主义者对被征服的国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任务作了明确界定，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提出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进行了深入阐述。报告明确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而关于汉字的前途，报告指出：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但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这就把文字改革的任务划分为“当前”与“将来”两个阶段，以搁置争议的态度尽量做到求同存异。至此，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就构成中国文字改革的内涵，奠定了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框架，此后30多年的文字改革工作都是从这三方面展开的。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各项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毛泽东政务繁忙，因此对文字改革的考虑相对要少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语言文字问题是一个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的重大问题，又是一个牵涉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问题，因此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十分重视，对文字改革具体方案的拟定给予了悉心指导。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这是毛泽东观察和解决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关于简化汉字改革的考虑，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和方向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字一直有简体、繁体之分。简体字被称为俗体字，主要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繁体字作为正统文字即正体字来传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体字在根据地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但是80%的人不识字的现实，限制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运用。正是为了使文盲半文盲迅速地掌握使用文字，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文字改革首先进行汉字简化的建议。1950年7月，毛泽东又向教育部提出“对常用字、简体字和一般文字改革问题多加研究”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教育部于1950年10月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共计550个字。1952年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接手了教育部所进行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在这550个简体字基础上，继续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到1952年底制订出包括700个简体字的《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阅后，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指出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这些很好的建议给汉字简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方法。1953年12月，中宣部又传达了中央对汉字整理工作的四点意见：（1）实行简体字，采用通行的简体字3400个，另外整理出通行简字的偏旁﹔（2）统一异体字，有简字的以简字为正体﹔（3）选定一般必学的常用字1500个，1500字以外注音﹔（4）夹用拼音不宜太多。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决定将汉字字形的简化工作与汉字字数精简工作相结合，首先是数量上试行精简﹔依据毛泽东“利用草书”的指示，形成了“草书楷化”的“简化方法”﹔还通过简化偏旁，形成了一些“偏旁类推简化字”。到1954年11月，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中央。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分四批推行。
经过几年的推行，实践証明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起了积极作用。1964年，我国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对中国人口众多的文盲，这是一个极大的文学进步。我们在农村感触特别深刻，从我们萌芽读书，也进入到扫文盲的运动中，边学便当老师，我父亲和社里干部都不等的提高了文化水平，父亲是社长，也能自己做笔记，还能统计社里的粮食产量，在会计指导下也能看懂报表。
在汉语拼音方案拟定之初，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的意见。这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其思想渊源。毛泽东提出这一主张，从时代背景发展同步的，主要与1951年底扫盲运动中出现的“速成识字法”有关联。速成识字法，195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这是一种借助传统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中央领导人对这种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称他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他为“当代仓颉”。既然这种传统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辅助识字效率如此之高，毛泽东倾向于采取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母，也是可行的。而且1952年至1954年的拼音文字方案就以此为基础展开工作，以注音字母为基础进行修改的。
毛泽东对究竟什么是汉语拼音的“民族形式”，他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晰得，尚无确定的意见。1952年8月26日，马叙伦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意见时曾说：“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要力求美观，毛主席倾向双拼，但不是最后指示。”1953年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拟出了中国拼音文字的字母草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认为，1952年草拟的拼音字母，在拼音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指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方案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根据这些意见，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以注音字母为基础进行修改，设计了五套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决定采用现成的国际通用字母即拉丁字母，并于1955年11月23日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注音字母笔画繁杂，笔势不顺，方向纷乱，书写不便，在记录方言和拼写少数民族语言方面都有困难，因此不可能作为我国将来拼音文字的字母，迟早要用别的字母来代替。但是如果等到将来再改，则不如现在就改，否则在教学和出版印刷方面徒然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并增加将来改变时的困难。
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毛泽东一向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探索民族形式字母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尊重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意见，同意采取拉丁字母形式，并就这一问题在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讲解。他说：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后，这个方案迅速地在全国推行，并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扫盲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个我特别有体验，当时我正在小学读书，所有老师都要进行拼音学习，推行普通话，接着老师就用普通拼音教学。“B 、p、m、f”和辅音教学。
全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成果，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赞赏。据报道：毛泽东在看望炮兵某部官兵时，看到新战士曹有炜拿着一本汉语拼音课本，就把书要过去，一页一页地翻着。毛泽东笑着向大家说：“这种拼音字很好，你们好好学习吧。”
推广普通话，既是新中国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必要步骤，同时也是与实现汉字的拼音化方向直接相关的一项文字改革内容，是进一步发展汉语和准备文字根本改革的必要步骤。因此毛泽东对推广普通话也给予了支持。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了推广普通话的决议。1956年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46条中专门指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要“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这一要求，大大推进了全国干部学习普通话的进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文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至20世纪末，我国99%的人口习惯使用简体汉字。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简体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在全球获得了广泛深入的传播，联合国从2008年起使用的中文一律用简体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用简体字作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规范用字。经过50多年的实践，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信息处理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汉语拼音方案在世界上也得到广泛认可联合国秘书处从1979年6月15日起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应用语言。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注：书）O）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词语的国际标准。从汉字改革至今以来，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国一般人都能听懂或掌握了普通话。实践証明，普通话作为有明确规范的统一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的正确使用和推广，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悉心关怀指导下的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政策与实践是成功的，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思想和对文字改革的重大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甚至污蔑文字改革的看法，如认为简体字就是“毛体字”，是“文化断裂”，“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网上还有人提出，汉字拼音化是“苏联（俄罗斯）图谋分裂中国的一个阴谋毛泽东是上当受骗了”。
历史证明，汉字远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出现有简体。“在历史上，汉字每当传习扩大，应用频繁，就发生简化。”近代以来，诸多文人志士致力于汉字简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等200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就发起了颇有影响的手头字运动。国民党政府曾于1935年8月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拟大规模推行简体字，但因当时戴季陶等人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6年下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一生都在使用繁体字，却倡导“文字必须改革”，并“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这正说明文字改革，绝不是从毛泽东自身或一部分人的个人喜好出发，而确实是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而采取的决策（注）。
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 作者：王爱云 2011年06月03日11：13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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