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2017年3月19日，是王萼华先生辞世15周年的日子，每每念及王老，便会想起过往的一些事，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省一家省级新闻单位举办建社15周年庆典活动，邀请了老一辈书画名家题字作画。

在异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志贺作品中，一幅“启迪民智，光我黔疆”的隶书题字，引起了众人敬注的目光，该题字为整张四尺宣纸，内容文意阔大，感情深挚，笔势雄健凌厉，令人见之精神一振。赢得在场观者一片赞誉声。以后，笔者又陆续在黔中的一些主要名胜风景区及苏州的拙政园、湖南的常德诗墙……，也看到了该作者撰文题写的诸多墨迹，这位作者就是我省著名的文史学家、诗人、书法家王萼华先生。

    应《贵州名人纪实丛书.夜郎之光》编辑组约稿，撰写王萼华先生，对笔者来说，难度较大。因受自身知识、阅历等因素所限，要对王老几十年来在文史、诗词、书法、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作全面、翔实的概述，深感力不胜任。幸得戴明贤先生的鼓励指点，王老亲属提供有关资料，才有了动笔的信心，拙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识者指正。

（一） 

    王萼华先生于1917年1月26日诞生于一个诗礼之家，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7岁丧父，与母亲谢荃贞相依为命，靠叔父的接济帮助，得以维持生活，叔父家儿女多，负担重，也是在清苦艰难中度日，在这样的情形下，使得少年的王萼华先生比一般同龄人更早的懂事和刻苦，对人生的辛酸冷暖之情有了切身的体会感知。

    王萼华先生12岁从祖父王敬彝（字蔬农）先生学诗，蔬农公自少至老优游餍饫于学问中，尤精于诗，以诗文名世。早年曾游宦于吉林、云南等省，返黔后受聘任贵州通志馆分纂，主纂贵州通志人物志，此外有《兴仁县志稿》、《柳瘿庵丛录》等多部专著问世，是清末民国期间西南的知名诗人、学者。他对聪颖好学的孙儿十分钟爱，祖父不凡的经历，精湛的学问，清健儒雅的气质，也给萼华先生以极大的影响。由于从小就受到家学渊源的溉灌，先生自幼就寝馈于杜甫、韩愈等唐贤的诗文中，更上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下逮宋元明清，泛览百家，打下了深厚的古典诗文根基。

    高中毕业时，先生所作诗词即已吐属不凡，1937年（20岁）考入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在校期间，又受到著名语言学者闻宥、胡小石两位先生的亲炙指授，眼界大开，诗境日益开阔。我们在《微波楼诗词集》刊载的《和在宥夫子自书诗并步原韵》一诗中，可看到先生早年在校时承习师体之作；胡小石先生除在诗词和书法上给予萼华先生切实的指点外，其关于作诗填词讲求选字用词古雅，意境沉郁，忌飘浮滑的箴言，使先生终生受益，并在日后的诗词创作实践中，恪守力行。

    作为一介书生，他有朴素的以文立身，以文报国的思想，希望用文章来实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理想。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大学刚毕业的王萼华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在《入缅前随军驻宜良县临发抒怀》一诗中。他慷慨陈辞：“西邻困战守，寇烽连朝夕。我军出滇西，赴援如火急。闻讯情慷慨，杀敌誓投笔。良朋送我行，置酒壮行色。……万众幸一心，哀兵必胜敌。大军凌晨发，闪闪旌旗赤。我心含悲壮，幸能与行列。”从中我们感受到青年时代的萼华先生忧心国事，御侮图强的坚定意志和一个热血男儿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怀。

    1941年后，他先后在昆明昆华中学，贵阳青年中学，贵阳程万中学等校任国文、史地教员；又担任过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助理编辑，贵阳文通书局重庆分局经理及总局驻渝办事处主任等职，从事过通讯编辑、图书印刷业务等工作。由于他有很好的文史根基，加上勤奋钻研，文思敏捷，这一时期，他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各种文章，编辑业务的各个环节，他都乐于为之，得到了同行的赞赏。

（二）

    新中国成立后，王萼华先生走上了教学工作岗位。1953年至1980年，王萼华先生在贵阳一中、六中教语文课，曾担任过教研组长、班主任。作为教师，王萼华先生为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他知识丰厚，备课认真，精通授课艺术。数十年从教，深受学生敬爱，他桃李满天下，在街头巷尾，常遇见多年前的学生向他驻足问候，学生们都以曾经得到过王萼华先生的授教而感到自豪。

    晚年的王老，没有沉湎于书斋，始终以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关心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关心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并为之付出极大的热情。很多人提起王老这方面的言行，都十分感佩，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省、市老年大学的讲台上；多方奔走于有关文化部门，呼吁谋划组织诗词楹联学会事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在年青一代手中延续而绞尽脑汁，并亲自撰写诗词基础讲义，为有志于学诗词的年青学者义务授课。在王萼华先生的指导下，一批青年学人在诗词修养方面日有进境，并能把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书法事业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利用业余时间，率先在贵阳组织开办了“贵州省书法业余学校”，先生对这一新兴的书法教育事业给予极大的支持鼓励，牺牲晚间的休息时间，徒步来到学校，为书法班的学员讲授中国古典诗文及书法基础知识，他的讲课风格深受学生喜爱，不带讲稿，如行云流水，诙谐风趣，讲到精彩处，还吟哦唱咏，给学生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教益。

（三）

    作为诗人，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人油印出版过王萼华先生的诗。在十年浩劫中，先生与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一样，备受磨难，举家被遣送下放到贵州福泉张上坪村，远离了他熟悉的生活环境，过着“学稼田荒，耕烟人老，岁月空山晚。野老篱边，浊醪共醉，闲话桑麻自遣。”的生涯，长达数年。身处逆境，他没有消沉，仍念念不忘他一生钟爱的文化艺术，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法作品，临摹和创作了不少中国山水画和篆刻作品，其中一些山水小品，用笔苍润，设色古雅，颇耐观赏。可惜这些作品，王老生前从未向他人展示，笔者也是为写此文收集材料时才惊喜的得以拜读。

    1991年，他与赵西林、朱曦、王燕玉三位诗人一起合集出版了《四弦集》。诗集中收录了王萼华先生诗词近300首，除咏物写景的作品外，其中一组作品是描写十年浩劫特别是张上坪生活中作者亲身经历的感受。著名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在为《四弦集》作序中写道：“萼华先生这些作品弥足珍贵。诗词不写个人亲历，不能有真切的感染力；写个人亲历而不能超越一己而升华成为普遍意义的思想感情，又不能叩响读者的心弦，引起共鸣。屈原《离骚》、杜甫《赠卫八处士》这类作品，正在于个别性与普遍性的高度统一，才引起一代又一代人不期然而然的回忆和讽咏。萼华先生在离乡—村居—归来全过程的当时，忠实地刻画了自己的心态，不掩盖，不违心，不为发表，留下了一份极为可信的实录。”《别贵阳》：“去路车行急，客怀未有涯。春城仍碧树，异县岂吾家。云重川原暗，风浇士女夸。随人东逝水，时送陇头花。”读罢此诗，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故乡依恋难舍的深厚感情，动人心弦，使人久久难以平静……村居日久，他与纯朴的农民结下诚挚的友情，从贵阳返乡后，一位农友却辞世了，他哀赋《自筑返村闻何明清老农下世诗以吊之》：“一载相交视我亲，归来不见九原人。生前事事伤憔悴，万语千言只为贫。”末句沉痛凄凉，感情深沉而含蓄。寥寥数语，流露出作者对一个普通山村老人朴素真挚的可贵品质。在《自张上坪移家返筑车中口占》诗中，诗人以喜悦畅快的笔调，抒写了作者历经磨难重履康庄的快感：“车共轻云陇首飞，岂期今日竟言归。畅晴道路尘初洗，恋别村邻手屡挥。载册应添新户籍，检装未弃旧田衣。故人漫说诗囊富，把笔先歌旭日晖。”全诗洋溢着经过艰难岁月之后，曙光初见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结句豪情欢悦，别有一番意蕴。诗友们认为，这些诗真挚沉郁，格高调永，足堪以“诗史”而传世。

    1998年，先生亲自编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微波楼诗词集》一书问世，书中收录古今体诗320余首，词140余首，出版后好评如潮。戴明贤先生在给《微波楼诗词集》作序时写道：“一定要我阐释喜爱微波楼诗词的理由，则只能概括地说：因其内美与修能兼备。微波楼诗词，性情真，品位高，作必发自胸臆，诗中有人，真切沉挚，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作矫情粉饰之话。气度清华，境界高远。气质厚而逸，有诗人之心，诗人之眼，诗人之笔。言情沁心，写景豁目，意与境深，足以叩鸣读者心弦。这些都是内美，是天性情质所决定。微波楼诗词的风格，清奇二字庶几近之。”明贤先生这段笔精墨妙的评价，是对萼华先生诗词风格最精当的概括，也给后学者点拨出微波楼诗词的美学意义和价值。

    萼华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善于从平常景物中发掘真正的美，众所周知的名山胜地，一般说来具有典型意义之美，他不轻易放过，但更为留意于常见的断崖、云雾、山石、流水、花草、树木……，这些常见的景物，一经先生点化，自成一番景象。先生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美好情怀，他思想的火花，一旦接触到自然生活，随时随地都能触景生情，生发出诗意。我们可在诗集中随手拈来一些佳作，如表现人事沧桑，世事更变的诗《过天君巷》：“门巷依稀认故题，旧巢曾是凤凰栖。子规也识春愁重，怅惜残英不忍啼。”景物寻常，语言晓畅，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读起来余味无穷。表现他怀念远方朋友的诗《怀吴万钟》云：“仰视天宇洁，众星繁以清。微风入怀袖，逍遥生远情。念我素心友，索居播州城。”此诗字少情多，有幽邃深情之美，人无言，星亦无言，但读者能感知作者似有无限的言语，无尽的情思，而写来却只能是仰望天宇的遥思，余韵如缕。表现黔中山川秀美的诗《氵舞阳河初泛》：“水净奇峰皆倒影，岚低含雨润人衣。镜天划破轻舟过，惊起鸳鸯对对飞。”欣读全诗，尤如是在欣赏一幅明朗净洁的写意国画，诗中所写的视觉形象，的确是氵舞阳河上特有的景致，全诗着墨不多，动静相宜，能把读者带入一种优美隽永的意境之中。表现他钦佩的智士仁人的诗《鲁迅先生百岁诞辰》：“百年世运关文运，崛起中华见此豪。愤托狂人倾泪血，笔诛丑类挟风涛。古来哲匠难为例，老诵遗篇仰更高，俯首横眉应有继，好将斯义告儿曹。”诗歌是形象的艺术，也是最富于暗示性和启示力的艺术，在此诗中，诗人用凝炼的笔触，抒发了作者对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的由衷敬慕，流露出作者忧国忧时的思想感情，读来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传递了一种沉郁深婉的艺术意境。   

    从以上所例举的诗中，我们可领略到王萼华先生作诗行文，讲求用字用词的典雅、行文的简洁，情绪美、意境美、音韵美兼具，他时常告诫后学者，作诗要有诗意，诗意关系到一首诗是诗或非诗的分界，不能牵强作无病呻吟或作口号式的公文体，要重视炼意炼句，要有文彩，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纵观先生的诗文，是人品与文品的完美结合，他的诗文，凝聚了他对社会、人生和时代的深刻体悟，是托物言志，状物寄情，借景抒怀，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理想，是真性情的流露。

（四）

    作为书法家，王萼华先生各体皆能，尤以行书、隶书享有盛誉，先生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要做一个合格的书家，首先要具备做一个文化人的资格，书法是一个人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学识阅历、志趣个性的综合体现，不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品鉴能力，写出来的字必定是“俗”字。他强调：写字不怕稚嫩，不怕功力不够，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的勤奋努力而解决，就怕“俗”，俗不可医也。关于书法作品的气韵，他说：作书须讲求气韵生动。气韵就是作品中传达出的气息和风韵。天下艺道，都是从最基本的功夫做起，书法也不例外，有了技法功夫，还必须多读书，才能以广其识见，富其学养，方能丘壑内养，下笔气韵自生。并告诫学书者要多读书，广泛学习，加强品德修养的磨炼。元赵孟兆页有“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之说，而先生却把结字放在首位，他认为：如果字的结构不稳、不美，谈何用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综观先生书法，其行书颇有苏东坡之精神，气息醇雅刚健，结构端庄，意态潇洒，笔法细腻灵动，锋颖的离挪纵故在其腕下有着良性的表现，从而显示出不俗的格调；隶书是先生写得较多的一种书体，他早年曾对汉隶倾注过不少的功夫，于《张迁》《礼器》《曹全》《史晨》等优秀汉碑下力尤深，强调临读结合，平时读帖时间较多，博览约取。品读先生隶书作品，风格古秀拙朴，用笔雄浑，疏落有致，英气逼人，横向波笔浓重中不乏清逸，有时收笔急迫，十分含蓄有力，纵向的笔画则势如破竹，用笔瘦劲，不飘不虚，这一点与先生刚直不阿，铮铮铁骨的为人品性似有暗合之意。

    先生对隶书颇有研究，他说要学好隶书，首先要通篆书，才能穷源知委，把握其艺术特点，继而融汇贯通。如果舍本求末，不从艺术内涵上发掘研究，徒学其表，就会习气横生，貌合神离，与汉人的风神大相径庭。

    有人说，当今的书法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书法家的字；一类是学问家的字；一类是当官人的字。如果照此归类的话，萼华先生的书法兼具学问家和书法家两项，他的书法是以学养为根基，以技巧为表现手段，作品充溢着浓浓的书卷气和高尚的人格涵养。不像某些当今在书坛上炒作很热的“书法大家”之字，只见其形，不见其韵。有行家称萼华先生是学者书家，这个评价很有见地。

    先生待人宽厚，和煦如春，在他的晚年，声誉日隆，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书展，求字信函如雪，不论省内省外、尊卑亲疏，他都尽可能一一满足，故先生的字民间收藏甚多，在黔中乃至全国的许多名胜风景区，都留下了先生的墨宝。悬挂在贵阳名胜甲秀楼上的著名长联即出自先生手笔；他为苏州拙政园题写的隶书“藕香榭”匾额悬挂在见山楼下，效果极佳，赢得了苏州行家的称赏。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为他所作的挽联：“并茂诗书，笔下江山添胜迹；双馨德艺，黔中子弟仰宏模。”凝炼地概括了先生的功绩和价值。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把修志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贵阳作为贵州省的省会，数百年来，人才辈出，著述颇多，将贵阳历史上有价值的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对发掘继承地方优秀的文化遗产，造福子孙后代，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王萼华先生晚年以后，走上了与祖父王敬彝一样的道路，致力于地方修志编纂工作。

    1980年，王萼华先生参与《贵阳市志》的草创工作，1981年3月任贵阳市志编委员会副主任，与挚友王燕玉教授并任《贵阳市志》总纂职务，直至逝世，其间，从1984年11月起至1989年2月兼任市志办公室主任。作为地方文史专家，萼华先生对贵阳市的修志事业和文物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长期博览广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其鉴别能力精到，说理有据，每每使人折服。工作中，他团结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筚路蓝缕，稳定修志队伍，不断开拓进取，主持修撰建国以来的第一部篇帙浩大的贵阳通志。该志迄今已出版了《贵阳市志•建置志》《贵阳市志•地理志》《贵阳市志•军事志》《贵阳市志•文物志》等分志十余种；主持编印了《贵阳名胜诗词选》《贵阳名胜文赋选》《贵阳名胜楹联选》三种宣传贵阳的文化书籍；收集整理《金筑丛书•贵阳五家诗钞》等文献典籍。

    文物古迹是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载体，是各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标志，它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反映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和特点，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在“文化大革命”中，贵阳文物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具有文物价值的名胜古迹，都被洗劫一空，成了破败荒凉的废墟，看到这些景状，先生心痛不已。为了使贵州的文物古迹得以重建修复，他与蹇先艾、涂月僧等老一辈文化人，亲临被毁坏的名胜古迹地，勘察研究，商议修复事宜。

    王萼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是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改为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他为阳明祠、文昌阁、甲秀楼、翠微园、达德学校旧址，青岩古镇等文物景点的修复开放出谋划策，搜寻资料，尽心尽责，不遗余力。遇到困难时，他处处根据国家《文物法》据理力争，为保护地方文物而大声疾呼，多方奔走，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爱乡之情，并撰写了《重视我市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工作报告》《圣泉文献资料》《青岩文物古迹简介》《文昌阁简介》等文案资料。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呼吁，“凡是有较高价值的文物，能恢复的必须恢复；应当重建的哪怕已成废墟的，也要重新建造起来。”并强调：“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就是保护各地的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让后人知道前人是如何经过艰辛缔造才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不重视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工作，是检验一个地区人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不能片面只抓物质文明而置精神文明于不顾。因而，保护和修复文物决不是什么软任务，而是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由于在文保工作中作出的杰出贡献，王萼华先生被政府有关部门和文史界视为最受敬重的权威专家。

    为了使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得以切实实施，他身体力行，奔走于黔中各地，笔者亲眼目睹他为青岩赵以炯故居、周渔璜桐野书屋、甲秀楼、阳明祠等地的修复工作殚思极虑，献计献策。其中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8年，为纪念甲秀楼建楼400周年，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在甲秀楼平台右方添置碑文一块，这一任务自然地落在先生身上。写碑之前，他到甲秀楼实地认真地勘察和丈量尺寸，又到郊外的制碑工地选定石质和形状后，决定直接在石碑上伏石书写。面对这块1.75米长，0.87米宽的大石碑，直接上石书丹，这样的书写方式，对体力强健的书写者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是80余岁高龄的老人。但他却不顾书写环境的不便和年事已高，便跪伏在石碑上潇洒而又认真地书写起来，还不时和在场的人聊上几句（这是先生作书时的一个特点），用近一小时的时间，写完正文，继而又推敲落款，只见他略思片刻，在碑文的落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右江东之题甲秀楼诗，东之明万历年进士，甲秀楼为其任贵州巡抚时所作。今值该楼建楼四百周年，特树此碑，以作纪念，一九八八年八月谨志。”书写完毕，先生已是汗浸衣襟。看着这块凝聚着书家学养、功力、毅力、体力的佳作，大家都建议他在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先生却婉言回绝道：此事不宜留名，这是受人民政府之托的工作，不是参加书法展览。在场的人都深为先生这番平淡质朴的话所感动，也让我们晚辈从这件事上，看到老一辈文化人淡泊名利，求实干事的品格风范。

    先哲孔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从王萼华先生身上，你会体悟到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忧道与积极入世的品格，使先生忧世悯民的精神得以提升。他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有关，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任、承担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

（六）

    萼华先生在我心中，不仅是位文史学家、诗人、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真人，一位智者，一位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面对人生的强者。只有真人，你才能与他作毫无功利世俗的交往求学，倾谈艺术与人生；只有智者，你才会与他接触时受到一种人格精神上的熏陶和感染。他的文友、已故著名诗人廖公弦先生是这样描述他的“……论事喜穷根究底，座上善谐戏谈笑，苏东坡说他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先生性格，亦仿佛如此，谈文论诗，顺手拈来；方言俗话，又常在口边，席间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先生的豁达与通达，使我敬慕；先生的文才与口才，使我景仰。”廖公弦先生的这段话，情感真挚，笔墨精炼，入木三分地把王萼华先生可敬可爱的形象生动地刻划出来。1991年，当代大书家萧娴老人还乡，与王萼华先生一见如故，畅谈几个小时，逸兴遄飞地挥写“奇逸人中龙”五字赠与先生，表达了对先生才华性情的激赏。

    王萼华先生的豁达与通达，仅举一事,就可想见。上世纪80年代,职称评审工作开始之初,市里有关领导动员王萼华先生申报职称,以王老的资历,学养、成就等条件而言,评个高级职称是没有问题的,但王老却说：我已到了这个年龄,学生都已经是职称评委了,名额又有限,我就不申报了。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关怀，把机会让给了年轻人。王老一生注重干事，不重虚名，他常说，任事者必以实学，如名不副实，担不起事，于人于社会都不利。

    做学问严谨认真，求真求实是他一贯的学风。有时，笔者会因某一问题不懂去请教他时，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他不会任意主观地作出答复，而是翻阅有关工具书，手持放大镜在文页上缓缓移动，寻找答案，那伏案的身躯与认真求实的情态，构成一幅图景，让人由衷的感佩。终生不断地学习，手不释卷，是萼华先生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到老仍不稍减。据师母说，他每天凌晨5时起床，当天空还布满繁星，许多人还沉睡在梦乡之中时，先生已伏案撰文读书，或听广播新闻了。

    改革开放后，是王萼华先生一生最为心情舒畅的时期，学问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事业达到了高峰。他是贵州省第七、八两届省人大代表，贵阳市政协五、六、七、八届常务委员，还担任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等多种社会职务。

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然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乐于奔赴各地讲学授教，乐于做各种于社会有益的事，哪怕有数不清的会议邀请，他也不觉其烦，高高兴兴如约而至。

    在先生年届80周岁之际，笔者曾向他提到，是否考虑举办一个个人书法展，同时出一本书法集子的事。先生思索片刻后，明智地说：时间还不成熟，现在人心浮躁，能静下心来看展览的人不多，这时举办展览意义不大，以后再议。没有想到，病魔会在他84岁之时，夺去了他的生命，带着他的智慧、学识，带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就这样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萼华先生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格风范，他的思想精神，他的学识智慧，对我们而言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学者不断进取。

（原文载贵州民族出版社《贵州名人纪实丛书。夜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