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朝江的故事》（仁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石朝江，苗族。

他与我有一个不解之缘，我们一起探讨《中华人文三祖（黄帝、炎帝、蚩尤）》、一起探讨贵州人《李端棻》有共同话题，一起去看傩戏表演节目，参观贵州省贵阳市《傩文化公园》有共同爱好，一起去参观花溪《夜郎谷》，观看秦仁军、秦礼军等表演上刀山 下火海、光脚踩玻璃碎块……

石朝江的代表作专著：

《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合著《贵州就业与再就业研究》(第一作者)、《苗族文化研究》(第二作者)、《布依族文化研究》(第二作者)；主编《中国酒都·民族文化·西部大开发》(主编之一)；另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200余篇……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在研)，贵州社科基金课题《中国苗学》，贵州省长基金课题《贵州就业与再就业研究》，贵州“十一五”规划前期重点课题《我省“十一五”如何解决城乡就业的思路与对策研究》等……

其中：

《中国苗学》获贵州省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论苗族家庭的类型与发展》获贵州省首届“五个一工程”奖；《云雾·枫木·卵生—苗族早期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走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苗族文化研究》（联名第二作者）等三项成果获省社科三等奖。

社会兼职有：

贵州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理事。

近日，石朝江发来他的小传给我，值得一读：

石朝江，1950年2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旧州寨勇村，苗汉血液，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苗族。

我还不到两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母亲长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病逝后是苗家外婆带我们兄弟，苗外婆尽教我们说苗话，1957年我读书时还不太会说汉话，是一边读书一边学习汉话的。

我实际上读书是不多的，从小学到大学，满打满算读满了七年半，（小学读四年，有两年辍学跟父母赶鸭子去了；中学读一年，有两年遇上“文化大革命”；

大学读两年半，有半年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但不管是小学、中学或大学，我都酷爱思考和写作，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

196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回乡当了农民。69年2月应征入伍，当了6年铁道兵，参加修了三条铁路（成昆线、襄渝线和沙通线），在部队当了三年文书，三年参加班排施工，本来有机会提干的，但我却执意要退伍回乡上大学。

1975年4月退伍还乡，9月经推荐和简单考试上了大学，就读于贵州大学哲学系。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就被大卡车拉去安顺镇宁县搞社教工作队。

因为化学系学生党员少，我与同班的杨昌勇同学被抽到化学系当驻村工作组长。

在贵州大学读书期间，课余时间我最喜欢去的是学校图书馆。就是在贵大图书馆，我初步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职业。因为我在贵大图书馆读到了王桐龄著的《中国民族史》，他说：“若照历史上观察，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我们都说汉族是老大哥，王先生为什么说历史上苗族是长兄呢？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下定决心寻找出答案。

1978年8月，我从贵州大学毕业。本来，哲学系的领导已经提前一年找我谈话，问我毕业后愿不愿意留校教书，我当时是答应留校的。

可毕业时有个要人单位是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我不顾一切的找系领导，不愿意留校了，要求推荐分配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最终，经用人单位和省委宣传部派人考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可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到后的第三天，我即被借调到省委宣传部。说借调三个月，可十个月过去了，省委宣传部却没有让回原单位的迹象，原来他们是想通过借调的形式调入一些年轻的干部。有一天我回社科院取信件（此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已升格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在院领导冯迪民的支持下，我即自行回到社科院上班了，后来我受到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批评。从省委宣传部回到社科院后，我一面工作一面大量阅读书籍建立资料卡片，为研究苗族作准备。这期间我又读到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夏先生说：

“古时黎族（指九黎族及其先人）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者又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逐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夏曾佑的话印证了王桐龄“若照历史上观察，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的说法。受大师们的启迪，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研究苗族的决心和信心。我大量地阅读相关书籍或资料，建立资料卡片。但一年还不到，省委组织部一张调令，又把我调到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后来才得知，是省委宣传部向组织部推荐我的。说真的，我有着自己的研究目标，调省委组织部我是不太情愿的，社科院办公室负责人胡人同志找我谈话，我明确表态不愿意去。康健老院长把我叫去他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党员，我回答是，他说是党员就要服从党的安排，组织部已经下了调令，没有商量的余地，不仅要去，去了还要干好。

既来之则安之了，调组织部青干处后，我工作是认真积极的。

1983年组织部自身机构改革，我被提抜为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和信访工作。

84年，原省政协副主席孙汉章带队到省委组织部考察后备干部（当年称为第三梯队），我被明确为五个后备干部之一，并根据考察组的建议意见，同年8月，我被安排去黔南州任中共惠水县委副书记。我在惠水任职两年，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县、州两级都是比较满意的，黔南州委曾两次到省委组织部要求调我去黔南州工作，但组织部都未同意。

1986年8月，我在惠水县委任职期满，回到省委组织部任研究室副主任。回到组织部后不久，我与某领导产生了一些摩擦和冲突，起因是因为我在县工作时给组织部写了一封工作建议的书信。于是，又勾起了我回头搞科研的念头。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走仕途。暗下决心回社科院做学问去。我正式向组织部提出要求调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虽然组织部一再挽留（龙志毅部长曾把我叫去他办公室，很严肃的对我说，组织上把你放去基层锻炼，可不是希望你回社科院搞研究的，不准你再提这个问题）。

应该说，龙部长已经把话说透了，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趁龙志毅不在部里，我再次提出要求，最终组织部下了调令，我调回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时还有朋友劝我，好马不吃回头草，要调就调省民委或者统战部什么的。我回答，我是想从事科研，调别的部门还不如不调。吃回头草的马也不一定不是好马。

1987年2月，我回到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回社科院后，由于苗族的资料积累不够，我选择比较熟悉的组织人事工作发表了十余篇文章，88年即被评聘为助理研究员。我已经不在乎当不当领导了，我给自己定立了目标，五年评副研究员，十年评研究员。1988年，贵州省苗学研究会在我的老家黄平县召开成立大会。苗学研究会的成立，使我更加坚信研究古老的苗族大有所为。我反复思考，为什么把研究苗族称为苗学？研究苗族能成立一门学科吗？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基本框架等，并将自己的思考与探索整理成文，连续发表了10余篇文章，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苗学：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就这样，我的研究方向就完全的确定下来了。即通过研究古老的苗族，探索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透视中华民族7000年的历史与文化。1992年，我开始构思撰写《中国苗学》，探索苗学学科理论和学科框架。计划着要出版一部60万字的学术专著以破格晋升研究员（当时省人事厅的文件规定，出版两部著作计60万字或一部著作60万字可以破格晋升研究员）。

1994年，我被评聘为副研究员，1995年1月，我被任命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进班子后开会多了，锁事多了，个人研究只能利用晚上或双休日，原计划三年完成60万字的《中国苗学》，结果用了整整7年。

研究撰写《中国苗学》就是冲着破格晋升研究员的，书写成了，我不惜一切代价，1999年，我到处借钱，自费3万6千元出版了60万字的《中国苗学》。

由于是自费出版，许多亲朋好友帮助推销卖书，硬是把自费出书的三万多还清了。

2000年，我破格普升为研究员，后来又评为贵州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苗学》出版后，我几乎花近两年时间在推销书，一个字也没有写。把所借亲戚朋友的钱硬是还清了。

于是，我又开始构思在苗学的总框架下，撰写苗族的各类专史，基本上是一年一本，又先后完成了《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战争与苗族》。本来计划还要撰写《苗族科技史》，但终因资料不足而作罢。完成几部专史后，我又计划着撰写苗学通论系列，包括《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和《苗学通论再论》，通论信息量大，每部书的版面都是100万字。

我担任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的前期，分管机关和党务，中后期分管文、史、哲和编辑郎。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业务工作，我给省委组织部写报告，要求由副书记改为副院长。省委孙淦副书记找我谈话，说由党内职务改为行政职务外界会产生误会的。我说我不在乎什么误会不误会，我本来就是一名科研人员，由副书记改为副院长便于对外联系和开展科研业务工作。

最后，组织上同意我由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改为副院长。从组织部回到社科院30多年来，我一直埋头做学问，几乎就没有什么双休日、节假日，每天大都工作到晚上12点钟左右。

迄今为此，我已经出版学术著作11部，已经完成还未出版的4部，主编9部，发表论文调研报告500余篇，个人科研成果出版齐逾千万字（版面文字）。

其中，《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路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全国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世界苗族迁徙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贵州社科一等奖，《中国苗学》（贵州社科基金项目）和《苗学通论》获贵州社科二等奖等。退休前系贵州省省管专家，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是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

2009年，我晋升为二级研究员。

2000年，我改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巡视员，2015年退休。

我的苗学研究受到学界高度评价，中南农业大学哲学教授萧洪恩等收集学界对我的书评、书序、采访、报道等，专门出版了《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

现在我的研究计划已经基本完成。即是：

一个体系《中国苗学》；

三个专史《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战争与苗族》；

三部100万字的通论系列《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苗学通论再论》；

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苗族卷《上古的记忆》（主编）；

一部简易中国上古史《中国上古史读本》；

一部苗族7000发展史《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

中华民族探源工程三卷本《探考伏羲》《解读九黎》《话说三苗》；

一部贵州历史人物传记《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主编执笔完成《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1960一2010年）等。

上述著作，除《苗学通论再论》和中华探源工程三卷本《探考伏羲》《解读九黎》《话说三苗》外，其他的都已经公开出版发行。

《苗学通论再论》（100万字）贵州省民委已经资助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列入计划没有完成的即是个人的传记。

一介书生，与世无争，不怨不悔。

但也有遗憾之事。即中后期只顾埋头写书，怕麻烦，把一些书稿交给出版商，出版商只顾赚钱，书号不正规，不仅上网买不到，甚至百度的个人简介也无法更新。

这方面的著作有《战争与苗族》《苗学通论续论》《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主编的《贵州特色文化研究》卷1、卷3，甚至包括《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

这是一个教训，也提醒学界同仁，著作是不能交由出版商出版的。

我唯有一个希望：

生前能看到九黎苗族历史文化丛书3卷本《探考伏羲》《解读九黎》和《话说三苗》的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作者最满意的苗学研究成果，也为中华探源工程提供了新的资料或视角。

原打算在人生的最后撰写个人传记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因健康原因恐完不成个人之传记了，故缩写为本篇小传文章。

石朝江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