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汉族，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巜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0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巜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摘  要：王小波小说创作终止于1997年。死后，他的小说也曾引起文学研究界的热议，连同他的杂文随笔被称为“王小波现象”。然而，今天重读王小波小说发现，当时以其杂文随笔所包含的思想阐释其小说内蕴的居多，正面研究其小说所叙事现代性个体思想的非但不多，反而还有致命误读。其实，王小波小说所叙事的个体，才拉开了中国当代小说对真正意义现代性个体的序幕。细读其小说，方知今天所谓孤独个人，所谓无助个人，所谓迷茫个人等等，只不过是借着传统文化或后现代文化元素而人为打造的“现代个体”，距离真正的现代个体性还很遥远。王小波小说叙事之所以是真正意义的现代性个体处境的探讨，重要原因是他深知培植现代性个体的首要条件是建构完善的现代社会体制机制。在此前提下，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整体才能取得同步发展，这样的个体，才具有个体性。因为个体的日常行为状况就是现代性的发展状态，无需给他们强加一些形而上的空洞概念，就能丈量出其思想观念水平。他的小说也是在这个层面来叙事个体的作为、价值和理想期许的，彻底摒弃了自外于日常的叙事诉求。

     关键词：王小波小说  现代性个体  叙事

     王小波1997年4月11日去世。作为小说家，他大量未发表未出版小说，也都是他去世后他的亲人和文友所整理发表、出版，他小说的研究成果也同样是1997年后陆续发表出来，并结集出版的。截止2020年，短短20年时间，王小波小说研究的价值取向、话语方式、叙事艺术、主题阐释等，的确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对于理解王小波小说思想，是必要的参照背景。

     重读这些研究资料可知，涉及到小说叙事思想，王小波杂文随笔似乎成了阐释其小说的当然理论武器，而单独触及王小波小说的，好像只配用叙事学方法和审美特征。那么，是不是表明王小波小说除了研究者认为的叙事方法、审美特征，很少有值得进一步阐发的思想了呢？肯定不是。主要与不同时段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这可以从研究的前后变化中看出些许端倪。

一

     按照变化的幅度，可以分为大致的两个阶段。

     1997年王小波去世到10周年纪念[ 2007年4月开始的一系列王小波10周年纪念活动，其规模、声势不亚于1997年4月王小波去世所掀起的“王小波文化现象”。首先，4月李银河与一些王小波的崇拜者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部分参与者曾到王小波在云南插队的几个地方去体验生活、参观王小波住过的地方。其次，同月，王小波作品的首个英文译本Wang  in  Love  and  Bondage: Three  Novellas  by  Wang  Xiaobo（《王二的爱欲枷锁》）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由美籍华人作家张洪凌和美国诗人杰森﹒索摩历时5年合作翻译完成，包括《2015》《黄金时代》《东宫﹒西宫》三部作品，扩大了王小波作品在国外的影响。第三，李银河编著《王小波十年祭》，5月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重新激起了国内王小波研究的热情。第四，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被李银河以未经许可出版为由告上法庭，索赔48万元，后经法院调解，该套数更名为《王小波作品选集》发行。正是10周年祭系列活动契机，王小波作品的全貌才得以面世，推动了新一轮较全面论评、阐释热潮。]前后为第一阶段。从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成色看，虽然涌现的研究成果最多，但基本是《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和《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 ]两书基本观点、路径的丰富和延伸，共同特征是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深化，这两书也就反而显得更加接近王小波小说叙事本意了。《浪漫骑士》辑五“阅读王小波”为专门研究其小说的一组文章，除艾晓明《思维的乐趣》外，共收文17篇，其中，1篇为《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另一篇是某出版公司牟正蓬的《审读意见》。被论评的王小波小说有《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万寿寺》《似水柔情》等。这些小说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三个三部曲中重要篇章。《不再沉默》一书，包括王毅综论性质的序言在内，共收文章16篇，李慎之《怀念王小波》、王蒙《难得明白》、朱正琳《不再沉默——王小波杂文解读》和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为王小波杂文思想研究，其余都是王小波小说研究。

     性描写是王小波小说叙事中主要故事的一部分，怎样看待这些性事就成为了理解其小说的关键点。以有性写无性，按照一般的解读思维，似乎正是反讽的用武之地。但落实到叙事上，稍有不慎，会陷入两难处境：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不免失去高雅。也就是说，如果跳不出传统文化的窠臼，脱离不了现代主义所谓的符号指涉，性事阐释仍能成为谈资，但万不是特殊语境之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了。王小波《黄金时代》之所以前后修改20年左右，仅对“破鞋”一细节的“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他叙事的练达了。通观他小说中的性描写，在王小波那里，性事并不单是表现荒唐年代的荒唐做法，毋宁说它就是众多小人物们寻常生活本身。故白烨说“王小波的小说一出来，就把别的写性的小说全给‘毙’了”[白烨的发言，见李银河整理：《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第259—264页。]，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性描写，就具有了以下独异特征。一是稳得住劲儿，他不放纵，不以为所谓的真实地写性，就一定是交代器官的位置及其名称如同为人体百科词典写词条儿；二是拿得准调儿，他不遮掩，不在紧要关头掉链子，不在焦点时刻语焉不详，也不动辄上下五千年地抒情，把琴棋书画诗酒花一股脑地往敏感带上招呼；三是收得住气，他不奢望，不把性升华成事关国计民生，不把性蔓延为危机民族生存，也不宣示性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切的幸福和温馨。“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黄集伟：《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 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第267页。]对比之下，大卫﹒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过滤掉了现代人在性感受过程更有痛苦、困惑和焦虑的一面，浪漫过了头，所以在接近童话的诗意畅想中，反而失真；贾平凹的《废都》中性事则“脏兮兮”“软兮兮”，附加值太杂，不堪性负担，走向玩弄性事因而应有意义被完全消解，超人非人之所性，肯定扭捏作态。即便与王小波有着类似遭遇的张贤亮，其笔下章永麟不但是《资本论》的信徒，政治理想非但未曾破灭，而且激情更加充沛、抱负更趋突出，《绿化树》结尾才有主人公踩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丁东：《超越羞耻心文化》，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第277页。]。张贤亮为精英落难买单的性描写，也就更加矫情而惹人反感。王小波的性描写却和以上诸家均不同，他是什么理想都看破了，因而也就没了任何纠结，是以全然超脱且以小人物的本能、本真、本来诉求来看待性事的，他的性事叙事就构成了对立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完整世界及其逻辑结构。“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第51页。]。

     这种认识方式，也成为了王小波认识那个特殊年代许多基本问题时一以贯之的出发点。性事本身在王小波之前就已经以某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存在，隐喻、象征、反讽、狂欢、嘲弄、嘲笑等等，都能在它上面找到合适的寄生之地，此时的性事真可谓千钧一发。弗洛伊德或荣格主义眼里，性是透视集体无意识的绝好窗口；以福柯的解构主义观之，似乎只有本能而安全的性细节，宏大叙事的多米诺骨牌才倒塌得那么合理。而对于中国当代“伤痕”“反思”“知青”文学，由“老干部受迫害”“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悲情，改造而成的“精英受难史”早已成为了某种固定模式，堂而皇之充当着最富深意的思想风向。非但如此，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历史哲学话语，也“从来如此”。“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人”“非死之难，处死之难”（“处死”意谓身处死地而不改其节），社会灾难也就顺理成章转化成了成就伟大“精英品格”的场所，而小人物的苦难，不仅只有首先转化成精英受难史的某一部分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至多不过是天理伦常最终战胜奸佞这场喜剧中必要的道具。“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当人们不得不把世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完全归结为神明的创造时，也就自然首先赋予了与他们命运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件事来突出：一是造物主无比崇高的神性，二是牛鬼蛇神无比邪恶的魔性。并且对前者才能给世界带来幸福与光明，后者则必然给世界带来灾难和黑暗，深信不疑。即使在当代史学研究框架中，那些主观上可能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起点，但深层却依然沿袭原始信仰并一以贯之的二元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如同充塞于世的“老干部受迫害”“知识分子受迫害”小说叙述一样，亦已成为了人们认知的固定思维而镶嵌进脑组织中。王小波致力于表现的众多小人物平凡而卑微的命运和他们对此的心灵感受，精英智力和心态的不健全、知识和能力反而成为束缚自己和他人的绳索的现实，正是大众受难史对精英受难史及其历史哲学的超越[王毅：《王小波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方式及其意义》，见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第268页。]。

     不仅如此，王小波之所以还进一步反复描写“狂信”场面，反复叙述受虐扭曲心灵被更大规模复制和再生的基础，是因为“狂信”并非单纯被动的结果，而是受孕于这种社会形态。诸如此类的理解和认知，让明明暗暗的心灵受难史叙事化了，让飘飘忽忽的大众心理流程具象化了。如此，贯穿在王小波小说之中的主人公王二们，其行为、话语、心灵的荒诞，也就成了那个特殊年代荒诞的内在逻辑[王毅：《王小波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方式及其意义》，见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第267—293页。]。

     这也基本符合王小波以知识分子的严谨创作小说的预期。“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王小波：《﹤未来世界﹥自序》，见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第51页。]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研究者与王小波小说，处在同一共鸣层面，他们共同分享着思想启蒙的话语平台。这一阶段的研究，从大胆直击那段特殊年代，从直面那段岁月中的人性扭曲问题中，也还引申出了制度建构的思考。比如秦晖用形象比喻解读王小波小说正面自由主义气质。说他发现了自由主义碰到的是“行为困境”，是搭便车，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而不是“文化困境”。因此他的小说一洗世界自由主义仅仅从驳论角度，去消解“神圣”的“反乌托邦文学”的程式。同时也指出王小波小说从思想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因为在逻辑上，自由主义总被“乌托邦”与“批判现实”一对概念掣肘。“乌托邦”既然是一种虚幻的“理想”，那么反对它便意味着对“现实”的承认，而“批判现实”也意味着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王小波的经历和他对经历的理解、思考，不可能让他服膺前者，那么，他自觉以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研究心态进行的小说叙事，势必面临精神上的重重重压。一重是在反自由主义的“革命”年代里自由主义文学是否以反乌托邦面貌出现？在反自由主义的“秩序”年代里是否批判现实主义？二重是当“后现代”先锋文学提前介入，并与旧体制传统文学合力挤压现代文学，造成事实上的文化扭曲与文化错位时，中国晚生的“反乌托邦文学”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应有的时间差，被压缩到几近于无的地步。他当然不屑于“主流文学”、先锋派，也不愿盲目混迹于颇有犬儒之嫌的“痞子文学”和实际是伪现实主义的“大厂文学”之列，他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叙事纹理中始终摘不掉乌托邦，也剔不掉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因。不过，最终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究竟还是占了上风，这从他的未竟稿《黑铁时代》（这个三部曲中就包括《未来世界》《2010》《2015》等混杂着的乌托邦色彩但乌托邦已然强弩之末的小说）中就能明显看出来，据他的朋友朱正琳说他曾说过“平生不写黑铁时代”这样的话，恐怕与王小波已经意识到乌托邦已黯然失色有关。故在这个背景上，秦辉指出，王小波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已经走到了他的瓶颈之处，《白银时代》乃至《黑铁时代》所批判的“现实”与《黄金时代》相仿，都是连过“夫妻”生活都由“组织上”来“布置”的现实。即是说，王小波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却不一定对“穷庙”问题有直接体验。而“穷庙富和尚”要分家及怎么分——要否分家可能只是嘴皮子上的争论，而分家不公也许会打起来，王小波尚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全部意义[秦晖：《流水前波唤后波——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见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第117—132页。]。

     总之，锐利的思想交锋，使得这一阶段的王小波小说研究，视野开阔、表达自由，思想集中、主题深入，讲求实证、分析朴素，有着清晰的启蒙现代性脉络，结论呈敞开姿态。

二

     王小波10周年纪念前后到202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王小波小说研究调整幅度较大，诸种变化也比较明显。首先是研究具体背景的转移。前一阶段，王小波小说研究从未离开过小说具体语境，那个生成王小波小说人物的社会环境一直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及其文化氛围，由此产生的人性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交往关系问题，直接与传统宗法宗族乃至王权制度有着承续关系、惯性关系。这一阶段研究中小说背景及其具体背景上的人和事，有了某种暧昧的甚至模糊的微妙变化。不再具体标志，而是由类似那段岁月、那个特殊年代代替——这其实是某种“百度”式知识交代。那么，在生命体验向知识词条转换过程中，王二等主人公也就自然由有性、有趣、智慧，转向了叙事技巧安排的一个符号。背景与人物之间的中间环节情节及情节基础上的人性，其荒唐性、荒诞性随之升级而成为了叙事学、审美“教程”中的某种“原理”，被提炼成了一般性和抽象性。所谓卡尔维诺式的轻逸、童话诗意[韩袁红：《卡尔维诺与王小波小说世界中的童话追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玛格丽特﹒杜拉斯式的音乐化、诗化和精致结构[王震:《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王小波——论﹤情人﹥对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影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米兰﹒昆德拉式的遗忘与记忆[张楠：《遗忘与记忆的存在之思——米拉﹒昆德拉与王小波小说比较》，《学术论坛》，2020年第1期。]，以及“福柯场景”[黄平：《从“黑铁公寓”到“全景敞视建筑”——王小波小说中的“福柯场景”》，《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巴赫金式的“狂欢叙事”[张婧：《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与王小波的狂欢叙事》，《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6期。]等等，是其中较典型成果。在这些研究中，读者在一番又一番的影响资料中，说好听点，感受到的是王小波多么像世界现代文学大师的模样，多么懂得现代哲学或理论思想脉络因而依葫芦画瓢套写了多少中国故事的事；说不好听点，这一阶段研究者眼里的王小波，只是个低级模仿者、戏拟者和追随者，他的小说叙事思想随同他的生命体验和感知，与那段他刻骨铭心的特殊年代一样，已经走得影影绰绰，接近走出历史的边界线了。

     其次是研究价值论和话语方式的转移。前一阶段研究，思想前提基本是“五四”启蒙，注重对历史因果、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也自觉承续20世纪80年代“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新启蒙”价值论余绪。故知人论世式、沉入历史式、参与互释式、根源探究式构成了其主要批评话语方式，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应有的分析历史、揭示历史，分析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现实的特征。王小波小说叙事语境得到了最大程度还原，也比较完整建构起了王小波小说人物生成、活动具体环境。作为王小波小说思想之一种，也越来越趋向清晰和彰显，王小波在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史中的位置，亦逾显准确。后一阶段研究，除了以上所提资源比较外，还有一种路径也越发突出。这种研究表面看是企图走向“片面的深刻”，以“论”字打头的一批成果就是如此。比如论有性、有趣、有智[金仕霞：《论王小波小说中的“有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论施虐与受虐[邓明华：《论王小波小说的施虐与受虐书写》，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论科学思想[陈绪石：《王小波小说中的科学思想》，《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论生死观与生死意识[韦纳斯：《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安徽文学》，2015年第4期。]，论黑色幽默[李曙豪：《论王小波小说中的黑色幽默人物》，《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论反讽[易启明、王伟力：《论王小波小说的反讽艺术》，《今日南国》，2009年第7期。

     ]，论喜剧性[苏锦萍：《试论王小波小说的喜剧叙事艺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等等。但实际上，这一类研究基本是目前各级各类项目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讲究学术规范，但一般用的是知识阐释，是文学叙事学规定性知识的再生产。几乎不越思想雷池，也很少看到尖锐的价值观念碰撞，一五一十、四平八稳。

     经过粗浅对比约略可知，王小波小说研究走到今天，其实反映出以下几个明显变化：一是特定背景被有意淡化；二是人物及其生活情境被严重符号化；三是小说思想被抽象处理进而技术化。

     何以如此？这恐怕与新世纪特别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整个社会文化风气有直接关系。因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至今这一个阶段，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改革深水区。一边是社会分层在不断加剧，阶层固化、僵化日益凸显；另一边却是无限拥抱哈维尔所说的“内在性”消费主义，社会价值被普遍带进伪消费、伪优雅的陷阱。如果说王小波小说思想面对的是“反乌托邦”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挤压，那么，今天则是“快乐的”个人主义与“新的”宏大叙事之间的冲突。许多时候，前者以变异了的“躺平主义”而存在，后者褪色成了简单直白却亢奋有加的民族主义道德主义。王小波小说叙事作为整体性和连续性来审视的“文化潜流”，作为以个体为单位透视的成为个体化及为个体化持续赋能的现代社会文化价值机制，一经遭遇学术的知识化、技术化，自然只能以碎片、零件的形式收场了。之所以后一阶段的研究或论评中，许多研究者会情不自禁，停留在王小波小说叙事的“狂欢”“幽默”“喜剧”“戏拟”“受虐”“施虐”中不走，是因为除了哈哈一笑，其余均已悄然远去。不是鲍曼的“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了，而是曾经被植入脑组织的“柔软的东西”也溃散了。

     基于如此情景，重读王小波，首先想到的是王小波穷其经年对个体危机的钻研和思考。在这个角度，他小说叙事特点可以称之为现代性个体叙事。

     从因果关系层面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因此，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现代性的特征。就这一意义来说，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

     首先，从特征上说，现代性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加上“左”的意识形态作用的“新传统”因素，如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禁锢，更是对现代化的推动构成严重的阻碍。可幸的是，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已远非古代可比，信息使广大民众至少直观地懂得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国家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因此，“现代化”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不仅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成为民心之所向。再顽固的传统，也经不起现代化信息对民众的现实启蒙。这为执政党与政府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现代化的发动与推行能够冲破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双重阻力而进行。中国的现代性所与之断绝的，正是这旧、新两种与社会进步相背离的传统。

    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的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才打上自由的印记。除了自由以外，权利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财产关系。中国的改革碰上的一个症结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的权属关系不清，不仅妨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而且对于私有企业主来说，对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导致的是对扩大再生产的疑虑、经营上的短期行为乃至资产的外逃。这些自由、财产等权利关系，从哲学上说，便属于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范畴，便是自由、平等与正义等价值与权利关系的确立。它们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从骨子里说，无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价值目标。这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之意。

     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这里，“理性化”指的是人与社会行为的契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门化、制度化。“理性化”来自于“理性”，它是依据理性原则而行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众所周知，理性是西方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对，作为世俗社会为道德与社会立法、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根据。因此对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理性化是与社会的世俗化相联系的，中国则不然。中国本来就不是宗教社会，因此不存在世俗化问题。中国的理性化是与传统（特别是封建的）与现实的非理性化行为相对的。现代性的理性化，乃是竞争中的理性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建立起竞争机制的过程。没有竞争，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社会的活力。竞争是社会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加快社会发展的需要。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有否建立起竞争的机制。社会没有竞争，其结果只会是低效率与低效益的。人才既无法脱颖而出，资源也无法得到较好的配置与利用，其结果只会是高投入低产出。但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即无序的竞争。因此，如何使竞争成为理性的，就构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以理性化为目标，建立起相关的各种规范，以保障竞争的有序化，而不至使竞争成为破坏社会和谐与秩序的东西[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现代性个体就其思想取向而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自觉。“自觉”云者，按照通常的论述，好像讲的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以及凡主体选择的便是有道理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多元化”。其实不尽然，无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法国哲学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是思维》，抑或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的《内在性体验》等经典论著所反复指出，“主客互渗”“主客不分”仅仅是较低层次上主体对客体的感知与体验，特别是人对客观外物产生神秘感，表明人作为主体性的不自觉，并非人的主动选择、人的文化自觉，它们均属于人类认知局限所导致的混沌蒙昧状态。现代性个体所希翼的是，人从混沌蒙昧状态分离出来，成为人本身。因此，是不是现代性个体，就要首先看该个体能否照射出现代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的不完善状况，并自觉意识到自身的暧昧与不觉醒，或者自为与觉醒。

      这正如同李泽厚用现代思想眼光看晚晴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时讲到的那样，在传统知识规定性来看晚清知识分子学术话语、小说主题、古体诗词等，也感觉很有个性、很有批判锋芒、很有良知、很有道德感，“但在心态、情感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新东西。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宇宙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儒家道家等又已经失去灵光。因此，尽管他们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这就是晚清小说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华书局出版，2008，第224页。]。

      现代性个体的“新”是整体的，而不是亘古以来人人都有的个性差异之“新”。王二是王小波小说中一个贯穿性主人公，因此也不妨说，王小波一生都在面对王二的危机，在完善王二这一个人，在建构王二这一个人的个体化。因为有很多的王二，为着简便，分析时以王二1、王二2等来称呼。

三

    《我的阴阳两界》的主人公，《寻找无双》中的叙述人，1948年生人，大个子，都可以叫王二1。他是修理仪表的工程师，住在医院的地下室，人起外号“小神经”。新婚之夜阳痿，离婚后一位女护士为报答他的帮助之恩，搬进地下室与他同住，慢慢也治好了他的阳痿，最后两人结婚了，这是基本故事情节。小说中王二1真正热爱的并不是工程师这个行当，他想写小说，并经常投稿，可总被退回来；他数学很好，也热爱，本可报送大学数学系，但后来好像也没什么进度，大概耽于数学老师的枯燥吧，于是对数学又索然无味。这时候，他感兴趣的是翻译一本妇科大夫看了都脸红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Story of O”，已经译到第三遍了，然而据他判断，这书不可能出版。《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的主人公是王二2，1950年生人，大个子。他于1966年至1968年在矿院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被打，1969年至1972年到云南插队，并与医生陈清扬发生性事后逃跑，紧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挨斗、写检查。不久他因治病回京，邂逅小转铃且交好，此间目睹刘先生死，后上大学，与二妞子结婚，出国，丧父离婚，回国。王二2颇擅性事，仅他推论“破鞋”之为“破鞋”因而应该依这名声行动的理论就惊天地泣鬼神，后果因检查写得好，表现出了文学才能。尔后他上大学出来做了某大学农业系微生物讲师，规划自己终要成为总工程师。不料偶尔听中学女友说哪怕亡命徒，只要干出一番伟大事业成为烈士那也值得，遂有所动心，不过，眼见有人因此被打死，也就作罢。到了衰老之时，又发誓，只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就这样，他想做的一件事是把这一代人的逝水流年记叙下来，传之后世。如此，他一直在坚持写，直至死之前都还在写。

      王二3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主人公，1951年生人，小个子，北京一家豆腐厂工人，尔后考上大学，结婚，出国，回国后在一个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他从小想当画家，可他是色盲。他也想过当数学家，但他最大的梦想是做一个发明家。这样一个人，其主要特点是好奇、想入非非。寻找自己“神奇”的人很多，有的像中彩票一样理解神奇，如美国的大厨；有的人比如X海鹰，则是成为革命的受难者。他却不同，追求的神奇是发明。这功夫他自小就有，比如做小车、弹弓、火药枪、电石灯，最得意的发明是在大学校园里武斗期间，他发明了投石器，不过没打死人。后来去美国还给某教授做了一只机械狗。他却不喜欢，因为那不是他的狗。《红梻夜奔》的叙述人、《我的舅舅》中发表不了作品的作家舅舅即主人公王二4，1952年生人，未婚，北京一所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王二4从17岁时就满脑子怪诞想象，小时候每天夜里印着窗外月光在镜子上写东西，写了擦擦了写；后来云南插队，因没书可看就离开了；再后来在大学里谋职，前十年住学生宿舍，后十年住筒子楼，认识了小孙，于是同住一套单元房。他主要做的事情，一是改写唐传奇李靖与红拂的故事，二是证明费尔玛定理。他说这是他需要的白日梦。王二5是《万寿寺》的叙述人，住在万寿寺，是历史研究所助研。写了李靖与红拂故事，有次因车祸失忆，后来在阅读自己手稿中渐渐恢复记忆。看起来他在历史研究所，但他实际的兴趣却在写小说上，他也对修理什么非常上心。大学茶饮间锅炉下水道堵了，他就成功捅好了。于是，他要求领导把自己贬为一个管子工，以便能去万寿寺捅下水道，以免大学都浸泡在屎尿里。当然他还是继续痴心他的文学创作和纯学术研究，制订了研究《中华冷兵器考》《中华男子性器考》和创作小说《红线盗盒》。他渴望一个想象的、诗意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泡在屎尿里的大院。这个世界在古代的长安城里。

     《2015》的主人公是王二6，是“我”的小舅，他的画谁都看不懂，失去了画画的执照，只能私自画画卖画，后被抓进习艺所改造，与当警察的小舅妈结识，出来后结婚。王二6生活的时代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他是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可他画的油画非但没人能看得懂，就是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吊销了画画的执照，只能通过非正规渠道卖画为生。有一次小偷溜进屋子偷东西，竟想提建议说画得不像，却终因小舅舅画画太认真没机会说而只好拿了钱一走了事。不仅如此，小舅舅还有其他绝技。比如化妆，他能化装成女人或邮筒与买画的日本人接头，或把自己化装成死人而逃跑。

      其实不止叫王二的人物如此，李先生、小孙、舅舅和外甥等等众多小人物，都与王二一样，他们神往“神奇”，一丝不苟追求自己的理想。那么，这样的人物特征便可以归纳如下：一是他们痴爱且擅长的是最抽象、最不实用的非功利性的发明。这些科学技术，要么最具创造性、纯粹为乐趣而非牟利；要么旨在实用却一定不是能大量复制或批量生产的智力产品。可以称之为“坚固的东西”。二是他们热衷于文学艺术创造。他们为此不惜背着不务正业的骂名，为此不循常规，不惜被除名或丢掉生活。他们只是希望做一种属于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过一种本身有趣味的生活，至少希望能获得思维和思想的快乐，渴望自己亲手营造的充满优美、智慧和乐趣的世界。可以称之为“柔软的东西”。这些众多小人物“怎么老和别人不一样？”借用《红拂夜奔》叙述人王二与“我”回忆的话说，“人们说知识分子有两重性，我同意。在我看来这种性质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能证明费尔玛定理，这就是说，我们毕竟有些本领；另一方面，谁也看不透我们有无本领。在卫公身上，前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我身上后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好在这种差异外人看不大出来。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古怪[王小波：《青铜时代》，花城出版社出版，1997，第268页和第290页。转引自何怀宏：《不合时宜的人——王小波小说中的主人公》，见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第86—116页。]”。

      “有些本领”，但所做只为实现自我价值，非为什么而受难、为什么而献身、为什么而左右折磨他人，这说明王小波笔下的这一类知识分子心中不但确信真知识和真真理，而且也有能力把这些知识和真理转换成庞大社会机器瞧不上眼、响亮意识形态瞧不上眼，但最具体最微观最日常并且最关键最核心地方急需的东西。这些地方可以理解为是建立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所以这些地方没有油水，也没有用以扬名立万的资本。别人又“看不透我们有无本领”，实际上我们又确确实实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期许和诉求，实现了属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从此心里坦然，精神饱满，既无危机也无遗憾。这表明精神或内心的满足，不是给别人来看的，也无需炫耀给别人观看，而是压根就不是别人能看透、也无需让别人丈量、评价的东西。一“硬”一“软”便是王小波小说中主人公的诉求，也是其对现代个体最起码的理解。

      当然，“古怪”的评价的确来自外面。更可怕的是，“古怪”而成为古怪意识形态，而成为扼杀、消灭古怪的土壤和成套管控、监视的手段。它们无所不在、无影无形，几乎弥漫在你的周身。所以，通观来说，王小波小说叙事思想，的确从根本上超越了截止目前凡涉及“现代性”，人物必然莫名其妙孤独、痛苦的最为肤浅的所谓现代性叙事；也远远超越了凡触及现代社会机制，仿佛就一定要与劳资挂上钩，就一定与反腐题材联姻，就一定与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有不解情缘，乃至就一定要呼唤某个铁腕人物出来，否则，局面就难以把控的所谓现代社会机制叙事。他的思想可能牵扯很多复杂方面，但基本思想却坚定地指向现代性个体的成长、现代社会机制的完善条件及其障碍。应该说，迎着成为个体化的困难而去，逆着现代社会不完善机制而去，才是王小波小说留给今天的真正叙事思想遗产。

四

      面对王小波这样一个已成历史人物的小说家，只要源于文本和文本叙事的基本历史语境，如何解读、阐释、论评，都属于学术之争，无可指责。但现在有一篇最近的批评文章，其观点之“新颖”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它是许子东教授的《王小波﹤黄金时代﹥——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许子东：《王小波﹤黄金时代﹥——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见《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2021，第741—753页。]一文，收录在其煌煌58万言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Ⅱ》中。这篇大作分三个小标题来“文本细读”《黄金时代》。一是“‘流氓小说’作家，还是精神教父？”，像标题所示，不管读得多细致，结论是王小波是“流氓小说家”。二是“知青和医生的‘伟大友谊’”，解读王二和陈清扬“性交”过程。王小波小说的用语是“敦伦”或“伟大友谊”，他直接用“性交”，也就一下子降到动物的层面了。非但没解决问题，后面还给读者提出了问题，“为什么本来应该是天生自然的东西，写出来反而是陌生化呢？”[许子东：《王小波﹤黄金时代﹥——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见《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2021，第749页。]三是“把做爱细节写进交代材料”，结尾阴阳怪气地说，“貌似特殊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表明：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欲就是天理。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决不认命”[许子东：《王小波﹤黄金时代﹥——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见《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2021，第753页。]。

      如此“文本细读”，不油然让人联想到1992年《黄金时代》的一点遭遇。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批评家周末”讨论课，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讨论“文学史系列问题”以培训学生的“思维和敏感”。1992年作者托人登门送书，却迟迟未列入讨论对象；1997年12月作者已去世8个月，阴差阳错却成了讨论的对象。浏览许子东的个人履历，1992年副教授许子东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研究张爱玲。之前，他的经历和王小波非常相似。1970年4月，作为知青到江西广昌甘州公社千善大队古坊生产队插队；1973年冬，因为患了急性肝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图书馆看了一年书；1976年4月，22岁的许子东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钢八厂当工人；接着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七二一大学)；1977年年底，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生。履历上看不出他参与过那个时期北京大学或其他学术团体“重写文学史”的经历，但拜读这篇大作，那个时期轰动一时的“解构主义”利剑实在让人吃惊，流风余韵酷似《再解读》[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对待20世纪50至60年代“革命文学”的架势。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呀？

      按理说，许子东是王小波小说语境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更具有发言权。然而，“流氓小说家”的发明，让人不能不怀疑如此“文本细读”——仅限表面语义解析的批评风气，培训的学生，能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社会，怎样理解文学及其叙事？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社会分层与重要作家文学叙事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NXBZW02；也系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工程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