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剩余数字》
秩序阉割的剩余快感,形成对象征秩序上已经满足的快感的挑战,从而让主体找到破除象征秩序的可能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了万物皆可数据化和被平台算法过滤和筛选数据的过程,后一个过程让前一个过程的大量数据沦为剩余数据。
剩余数据是不符合数字资本牟利和控制逻辑的数据,而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正需要通过创造共享算法,让这些剩余数据重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奴役。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我们的身体和物质一起被转化为互联网络和平台空间中的一个数据,并在其中发生交换的时候,一种数字悲观主义认为,不断进化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收集、分析正在日益操纵着我们的生活,面对日益强大的数字互联网络,人类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正如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物的偏斜,成为我们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的希望。
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偏斜,找到突破数字阿门塞斯王国的路径。
01
一、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些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并不是具体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将各种经济现象强行塞入到他们所谓的经济范畴的总体之中,从而变成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例如,政治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通过对商品之中蕴含的劳动量的多少,形成了在市场上用于交换商品的最基本的等价形式,而恰恰是这个等价形式,构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无论何种具体的商品,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或者它属于何种类别,只要它放在市场上用于交换,在市场上经过一个简单的换算,即结合其中凝聚的劳动的量,进行等价的换算,便可以得出不同商品在抽象层面上的等价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一部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将商品可以用来交换的秘密当成了一种神话,从而制造了一种奇特的商品拜物教,他们将这种商品拜物教写进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成为他们在市民社会体制下发家致富的奥义书。但马克思给出了这种神话的现实根基,即商品拜物教无非是将一种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当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规律,并以之作为指导资本主义社会发家致富的原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旦我们洞悉了在商品交换中凝结的劳动的量,及其对应的等价交换的形式,一切奥秘就不再显得神秘,人们并没有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不过是将生产过程中体现的生产关系加以现实化,成为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基于劳动的量形成的等价形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价值规律,成为了照耀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普照的光,在这个光照射到的地方,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变化的物,都变成具有恒定的量的商品。交换的等价规律变成了市场的透明法则,它统治和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而建构起带着商品拜物教光辉的普遍世界。
不过,基于劳动的量的普遍交换的等价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其建立普遍性、征服了全世界的时候,也在其内部形成了一个非等价形式的症候。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揭示出在等价形式的交换中,让资本家发家致富、牟取巨额利润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商品的等价形式,而是市场上的一种特殊的商品。正是对这种特殊商品的分析,让马克思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当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同样发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像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发现了价值增殖的源泉并不在于交换,而在于生产,这就是“G-W-G”公式的来源。换言之,诸如李嘉图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家完全知道劳动力商品的奥秘,即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从而实现了产品的价值增殖。不过,马克思更清楚地指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所在,他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显然,在市场上资本家用来交换工人劳动力的工资,并不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全部,在完成工资支付的劳动产品的价值之后,工人仍然在继续劳动,并用剩下来的劳动为资本家的生产带来额外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在生产过程中掩饰的奥秘。
当然,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奥秘不尽于此。我们知道,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其经济学的奥秘在于等价交换原则,一切具体事物都可以按照一定的价值形式,变成一定的交换价值。不过,就在这个资本主义推行的普遍的等价交换形式的背后,其基础是一个非等价交换。即劳动力的交换是一种被“等价交换”形式的外表掩盖的非等价交换。在劳动力商品进入到市场中的时候,它无法像其他商品一样取得一个与劳动力对应的值,因为劳动力本身就是那个值,它是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但对于劳动力本身而言,这个尺度无法用来衡量自身,它只能按照资本家提供的薪酬来进行衡量,只有经过薪酬或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才能进入到市场之中,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进入到市场时,它并非完全进入到市场之中,它的薪酬或工资的价值形式,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是不完全等价的。简言之,劳动力商品只有部分被纳入等价交换的体系之中,如果劳动力商品以其全部的价值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资本家便无法牟取利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机制崩溃。与之相反,唯有当劳动力的价值不能完全被纳入市场交换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才能良性运转。
但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完全被纳入市场交换体系之中,势必意味着相对于已经交换的部分(工资或薪酬),总是存在着一个被掩盖的剩余物,这个剩余物由于在市场交换中不可见(它被所谓的市场交换的等价形式所掩盖了),于是,它可以恣意地被资本家所占有。这部分价值便成为了剩余价值,这势必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劳动力交换必然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而更为有趣的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必须依赖于这个不等价交换才能成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症候所在,他指出:“因为有了这种新商品(劳动力),等价交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因为出现了剥削,出现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里不能错过的关键之处是,等价交换对自身的否定恰恰出现在等价交换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对它的简单反叛:劳动力被剥削,不是因为没有把全部价值支付给它;至少大体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完全等价和绝对公平的。这里的迷人之处在于,劳动力是一种奇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正是这个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为此,齐泽克将这种依赖于不等价交换的等价交换形式称之为悖论性的交换(paradoxical exchange),换言之,正是因为劳动力商品中的不等价交换制造了隐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不断牟取高额利润的动力全部来自于这种不等价交换,那么,剩余价值就不仅仅代表着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产品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让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逻辑得以成立的隐秘前提。一旦剩余价值的奥秘被揭示出来,一旦剩余价值不再处于市场交换的隐秘角落,而是被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阳光照耀,成为众目睽睽下的事实,那么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秘密也就不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被等价形式掩盖的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02
二、剩余快感:象征秩序下的对象a
有趣的是,同样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他为我们揭示了拉康的一个关键概念,即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之间的承袭关系。齐泽克说:“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点——拉康的剩余快感概念就是仿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提出的,那么上述事实就会更加令人吃惊。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有效地凸显了拉康的作为剩余快感的具体体现的对象a的逻辑。”在2022年新出版的《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中,齐泽克依然坚持着这种逻辑:“这让我们看到了拉康的对象a的观念,对象a就是剩余快感,若无剩余快感,就不存在‘基础快感’,快感总是过剩的和剩余的。在拉康的思想中,对象a有着十分漫长的历史。早在几十年前,拉康就参照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商品分析。毫无疑问,拉康参照了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拉康将其成熟的对象a看成是剩余快感(Mehrlust)”。那么,问题在于,拉康究竟是如何模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创造了独特的剩余快感概念呢?
正如前文分析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依赖于:
(1)市场中的等价交换形式,即价值体系;
(2)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正是在劳动力部分地而不是完全地被纳入市场之中,形成了剩余价值。
因此,在对拉康的剩余快感进行分析时,我们也需要提出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与市场中的价值交换形式一样,在拉康那里,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所有的主体都参与到象征机制的交换之中,并受到象征秩序的约束,在这个象征秩序背后,有一个象征着大写父亲的权力在起作用,拉康称之为“大他者”(the big Other)。大他者协调着参与象征结构中活动的各种主体的行为,拉康说:“最初显示出这个象征机制是在直到迄今未知的何种深度上在个人的心理和个人的行为中活动着。这个象征机制的人为形式在社会中协调着,但它是深印在语言无意识地传递的根本结构之中的。”
第二,与市场上的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一样,在象征交换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物,即主体。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正是因为接受了象征秩序的规则,它才能被纳入社会体制之中,成为象征交换的一部分。但正如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完全被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一样,主体的欲望也没有完全被纳入象征交换的秩序之中,在大他者的目光之下,主体遭到了阉割。正如拉康指出的:“如果人开始思考象征秩序,这正是人从其存在中被象征秩序所俘获。人们拥有他构成了象征秩序的幻觉,源于如下事实,即通过他与同伴的想象关系中的一个特定缺口,他才得以作为主体进入这个秩序。”简言之,在主体进入到象征秩序的那一刻,主体的快感已经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符合象征秩序的快感,是一种被象征结构构成的快感,符合这种快感的主体成为了可以在既定象征秩序下活动和交往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不是完全被纳入既定象征秩序之中,也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剩余物,无法进入到象征秩序之中进行交换,这就是所谓的剩余快感,就是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的交换过程中,永恒地欲望着被大他者阉割的快感。正如齐泽克的解读指出的那样:“这就是数学公式$◊a所阐明和表达的东西:主体与某个对象相关,即这个对象体现了象征界上的大他者的空隙,而剩余快感就是让这种空隙的内核显露出来的快感。”
指向被阉割对象的剩余快感是致命的,也是有诱惑力的,它是象征秩序上的空洞。被象征界的大他者阉割后的主体,在触及到剩余快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崩溃与死亡。这里存在着一个翻转,即象征交换依赖于一个绝对不能被纳入象征体系的对象a以及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反冲’(absolute recoil):作为对象征秩序的偏离,剩余是对象征秩序的预设,它们产生的快感存在于对象征秩序的超越;然而,这个象征秩序本身是通过剩余产生的,是终极剩余。”这样,象征逻辑在这里被反转,成为“绝对反冲”。正是无法被象征秩序识别的阉割对象一次又一次让象征界上的主体进入到真实界的森林,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让主体在真实界的森林中遭遇了他们在象征秩序上无法理解的剩余快感,剩余快感的出现,意味着主体在象征秩序下的崩溃与死亡,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法则的失效。
03
三、剩余数据:数字时代的知识考古学
从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彻底变革,到资本的力量对数字算法和平台领域的殖民化,我们同时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彼此抗衡。批判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认为:“在最近发明的5G网络中,‘物与物’之间的数据流(而非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占压倒性优势”毫无疑问,在克拉里看来,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发展糟糕透顶,认为它已经掏空了人类思考和存在的内涵,让冷冰冰的算法主宰着未来人类的命运。而在数字时代变革的另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算法治理的巨大潜能:“世界首先要被数据化。……随着数据的新用途被提出,它们通常以声称改善并优化从个人生活方式到经济与环境的一切的形式进行贩售,从而将数据设定为能够实现我们梦想的万灵药。”卡尔波卡斯显然对于数字算法的未来变革充满着乐观的期待。
然而,无论是认为数字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卡尔波卡斯所说的“世界首先被数据化”,不仅是被数据化,而且是无一遗漏地被数据化,不仅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被数据化、被算法精准地数字图绘(digital profiling),而且正如克拉里所说,物与物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也是数据化的。总而言之,今天数字技术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资本力量在各个数字和智能平台领域的殖民化带来的幻象是,数字已经将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数据化了,都被纳入资本所掌控的算法之下,接受算法的监视和控制。
既然拉康受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交换和价值形式分析的启发,从而在象征秩序上提出了剩余快感的范畴,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沿用相同的逻辑,在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的共同逻辑之下,找到一个新的范畴,用来思考在数字和算法治理之下的孱弱不堪的生命的可能。将前文分析的内容概括一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公式:
马克思:劳动力→交换体系→实现的价值(工资)→被遮蔽的价值(剩余价值)
拉康:欲望→象征体系→实现的欲望(S(A))→被遮蔽的快感(对象a,剩余快感)
实际上,在很多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有两个不同的过程被视为同一个过程。一个是万物被算法转化为数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学者,如克拉里和堤昆,就认为在万物被数据化的同时,主体就被掏空了,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但准确来说,算法和平台的控制是在普遍数据化之后的另一个算法过程中实现的,世界普遍的数据化只是后一个过程的前提条件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拉康的剩余快感的公式中,引出剩余数据的公式:
数据→算法体系→实现的流量(流量-数据)→被遮蔽的数据(剩余数据)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和马克思的交换形式与拉康的象征形式一样,我们可以从数字时代的算法过程中得出一种流量交换体系,也就是说,符合平台算法的数据才能作为流量—数据被广大用户所看到和听到,成为吸引眼球的流量。流量交换的基础是算法,是在平台基础设施上形成的过滤的结构,所有数据只有符合这个结构,才能在数字世界和元宇宙世界中被看到,反之,则成为剩余数据。
第二,基于平台算法的流量交换的基础,恰恰是大量被排斥在算法过程之外的剩余数据。正如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揭示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逻辑的崩溃,拉康对剩余快感的揭示,意味着象征秩序的逻辑的崩溃。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通过某种方式揭示出来的剩余数据也会造成带有牟利和控制倾向的平台算法的崩溃。不过,这里有个基础问题,所有的数据作为代码存储在机器空间里(如服务器、传感器、中继器等),它们本身并不对人类开放。换言之,除非经过特定算法的翻译,这些数据所包含的内容才能向我们展示出来。
那么,从这里我们进一步得知,算法过程是数字空间中主体必不可少的中介,我们接触到任何数据,包括剩余数据,都必须通过算法来实现。因此,在面对剩余数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简单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剩余数据,相反,这是一个纯粹数字技术的问题。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从来不是算法,而是某些算法,即那些被资本殖民化的数据平台用来牟利和控制主体的算法。
正是那些带有严重偏向和歧视的算法制造了大量的剩余数据,而剩余数据的出现,并不是让所有的计算机算法崩溃,而是让那些为特定资本平台和控制权力服务的算法陷入僵局。因此,剩余数据的价值,就在于提出在平台算法过程之外,我们可以用另外的算法来重新组合各种数据。我们看不到剩余数据,不等于这些数据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算法模式让其在数据空间之中呈现出来。
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考古学,这种考古学在历史叙事的间隙中挖掘出了那些不被人们熟知的历史遗迹,而正是这些历史遗迹让观念史的连续性叙事遭到了挑战。同样,对数字时代的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当然是在人们创造的新共享算法基础上的数据考古学,从而让我们从平台塑造的流量—数据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看到更为广阔的数字时代,由此,在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平台算法,在剩余数据的浮现之中便崩溃掉了。剩余数据是一种双重逃逸,一方面它帮助我们逃逸了被算法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中的有限主体,在剩余数据及其算法基础上发现另一种构成主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逃逸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成为我们让殖民化的平台算法流畅控制一切的逻辑陷入僵局的手段。这是新的克里纳门,是数字时代的卢克莱修,剩余数据让平台资本的算法发生了偏斜,正是这个新的偏斜塑造了另一种数字资本之外的主体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