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开创奇迹
毛泽东在我国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学龄儿童基本上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以下。消灭了血吸虫、性病、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回顾毛泽东对教育发展，对中国叫发展走向和启迪，面向普及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石，推动我国全国人员素质提高，全面走向社会强国有重要作用。
在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10月，毛泽东当选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主持该会会务。立即，他发起成立工人夜校，以解决工人“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困难。工人夜校分甲、乙两班，利用学员工余的晚间授课，每班每周开课3次，开设国文、算数、常识三类课程。毛泽东在学生时期举办的工人夜校，为工人群体知识化、提高马克思主义觉悟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1920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申报》发表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中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也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随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主张，这是毛泽东对职业教育人民特性说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8月，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阐明学校的宗旨是“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学校反对注入式施教，强调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相互讨论、共同研究。教员的责任则是答疑解惑、适度点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七章指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这形成了毛泽东初期教学思想，《组织大纲》共13章32条。对宗旨及定名、校董会、学员及办事员、通讯员、学友、研究、劳动、图书馆及实验室、成绩表示、纪律、校舍、分院及海外部、自治规约及本大纲修改等内容作了规定和说明。同时，毛泽东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自修大学于1921年9月开学，初期有学生24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并明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同年秋天，为了把党的一大决议付诸实践，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日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运用了“打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毛泽东到安源不但深入群众，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他与工人一道吃饭菜，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用工人的亲身经历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并亲自给工人上课，他启发工人，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剥削者和压迫者。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即给安源工人寄送《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同年冬天，毛泽东携李立三等人再次来安源，指示安源工人：要开办夜校，建立自己的革命团体。李立三在安源直接具体组织和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7月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邀请李达作自修大学校长，主持教务。1922年9月，为集中培养文化水平较低的革命青年，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共接收了100多名学生，编成3个教学班。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的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此后，中共湖南党组织又创办了湘江学校。原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都转入湘江学校继续学习。1924年下学期为适应国共合作后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湘江学校又在原基础上增设农村师范和农民运动讲习班，全校师生300多人。1927年初，湖南农民运动大发展，大多数教员、学生分赴各地做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因而湘江学校于1927年3月自动停办。湖南自修大学在党的创建初期，为革命培养出一批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人们称它是“湖南革命的‘总汇处’”、“湖南革命的先锋”。
“努力研究致用之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是创设湖南自修大学的目的。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宗旨作了详细阐发。指出：（一）书院与学校均有极严格的程限，使一些本为优才的有志青年因入学考试见遗而断了向学的路，自修大学则是凡有志向学者均可入学；（二）书院与学校使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自修大学则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使每人都可取得一部分；（三）读书院和学校非阔家不行，自修大学则不须多钱，可以求学。这一办学宗旨紧紧抓住了大批好学向上的青年的心。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还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
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指出：兴办讲习所，也是那一时期的一种教育形式。著名的有1924年7月毛泽东以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5届主要是为广东培养农运干部，到第6届则招收全国二十余省市学员327人，此后共招收全国各地学员八百余人，为推动农民革命运动培育了大批领导人才。毛泽东本人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附属小学教师。在附校就开始自筹经费办夜校，招收工人农民免费上学。在毛泽东严重不管贫富都有上学的权利，不管衣服破旧，都给人上学机会，通过教育一面学习文化，更重要懂得革命道理。这是他办学校主要理念，上学是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的学习，学与致用关系。
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党就通过班建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方式，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组织承担着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责任。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人的教育，在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创办了红军教导队，由吕赤任队长，陈伯钧任党的书记。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培训干部的机构。而后，随着形势发展和部队调动，红军教导队先后易名或扩建为红4军教导大队（陈毅、张之江先后主持建队工作，梁军任大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兼任校长）、红4军随营学校（石迟峰任校长、邓子恢任党代表）、闽西红军学校（谭希林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办党报、办政治简报、办训练班、召开支部大会、有组织地分配看书等多种教育方法。1931年朱德同志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理想信念教育是在精神上建立铁的红军的基础，必须予以加强”。
《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22日第6版刊登作者徐功献写的《苏区教育彰显苏区精神》，谈到了苏区文化教育。“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这首流行于苏区的山歌，是中央苏区时期教育成就的真实写照。苏区时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推动苏区教育事业发展，提高了苏区军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创造出一片“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土地革命前，苏区农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90%以上，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弟，工农群众的子弟是上不起学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根据地人民在文化教育上也翻了身。苏维埃政府将群众接受教育作为工作的重要方面，兴办了各种由工农劳苦群众当家作主的文化教育机关，工农及子女享有教育优先权。政府用一切办法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给予群众一切可能的帮助。如儿童教育阶段，列宁小学的教育经费完全由苏维埃政府承担，工农子弟一律免费入学，红军家属、殉难烈士、革命干部子弟或经济上确有困难的，伙食费也可以由学校补贴。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政府还设立了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牌等不拘一格的教育形式，开展社会教育与扫除文盲运动，将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内化为苏区教育的本质。
苏区教育事业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农村，原有的校舍等因频繁的战争和敌人的破坏荡然无存。列宁小学及各级学校的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解决校具和设备困难。没有教室和礼堂，就把课堂搬到民间的草房、祠堂及庙宇里面；没有黑板，就在庙宇或祠堂的木板、堂匾上涂上烟灰代替；没有课桌椅凳，学生就从家里自带或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体育用具，师生就动手挖沙坑、做秋千及篮球架、搭乒乓球台；没有粉笔和红墨水，教师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许多学校为了给国家节省教育经费，还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动员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种粮、种菜，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教具、蔬菜及办公经费的自给。在这种条件异常艰苦、环境十分恶劣、设备特别简陋的情况下，广大师生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劲头，推动苏区教育事业实现蓬勃发展。
在大部分列宁小学，除校长外只有一个教员，许多教员实际上身兼数职，既是列宁小学的教师，又是夜校、识字班的教员。虽然工作十分繁重，基本上没有薪资待遇，甚至许多教员需要自己带伙食到学校里面来授课，但许多教师依旧甘于付出、忘我工作，为苏区教育事业奉献一切。苏维埃政府委派教师的家乡耕田队帮助教师家属耕田种地，使教师能够全心投入教育中。一些没有分配土地的教员，就由学生家属轮流供给他的伙食，节省公家的经费来帮助战争。苏区人民无私奉献，倾其所有支持教育事业，自愿募集教育资金。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不仅倡导发展教育事业，还身体力行参加教育实践，经常到教导队、训练班及各级学校去上课，到工农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教育，义务为学员上课，解决了苏区教师队伍紧缺问题。
苏区时期，为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毛泽东、任弼时、董必武、朱德、邓颖超等教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列主义思想深入浅出地讲给广大学员，使他们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学校将理想信念教育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培养群众的革命意识，将革命理想信念根植在苏区军民心中，使大家明白革命的目的和党的崇高理想，坚定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给广大党员提供了强大的革命动力，党员虽处逆境，却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一些党员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许诺及酷刑的威逼，拒绝出卖党的情报，依旧坚守心中的理想信念。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信念支撑，党才能克服重重难关，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苏区教育强调求真务实。苏维埃教育“四在于”的总方针，就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实际，在总结概括苏区文化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1934年2月，瞿秋白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后，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苏区教育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等正确的教育方针。苏区教育把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作为重要现实任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体现出求真务实的作风，为教育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廉政教育是苏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净化思想灵魂，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在艰苦的环境下处处以身作则，勤劳朴素，克己奉公，为苏区的廉政教育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吃住等方面，不享受特殊待遇，与普通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经常帮助农民修堤开荒；朱德与战士拿一样的津贴，一起干活，芒鞋草履，经常被误认为是“伙夫头”；张闻天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上山砍柴送给红军家属；方志敏身无分文，过着朴素的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还严厉打击教育战线的官僚主义及贪污腐败现象，公开学校的经济状况，号召学生参与学校经费预算和决算，既保证了苏区教育内容的清正廉洁，又保证了苏区教育过程的清正廉洁，为苏区教育奠定了高尚的品格。
苏区不但有其他学校，还办有红军学校。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长工先后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在这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先后任校长，刘伯承、叶剑英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933年10月，
红军学校分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何长工、周昆、张宗逊、彭雪枫先后任校长）、彭（湃）杨（殷）步兵学校（陈赓任校长、刘希平任政治委员）、公略步兵学校（林野任校长，陈铁生、张际春先后任政治委员）、特科学校和游击队学校。在此前后，又创办和续办了通信学校、卫生学校、供给学校和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专业学校。
苏区党员、军民始终发扬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争创第一的精神。上杭才溪区为创造一流的教育，召集执委扩大会及各乡主席联席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会后，才溪区不仅在短期内克服各种困难，筹足了9个月的教育经费，而且建立了49所日校、66所夜校，并在各乡村的大路两旁建立了70个看图识字处。才溪区这种争创一流教育的精神，被《红色中华》誉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榜样”。中央苏区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实现了每村设立一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50%的骄人成绩。苏区教育工作者勇创一流工作的奋斗精神和敬业精神赢得了苏区军民的交口称赞。
除了苏区办了学校，其他革命根据地也伴有学校。红二方面军学校，在1929年春，湘鄂西红4军在鄂西建阳创办学生队（又称特务队），由董朗负责。以后，学生队先后改名为洪湖教导队和红4军教导大队，廖卓然任大队长，张一鸣任党代表。1930年2月，红6军在湖北省监利成立教导大队，周逸群兼任大队长。随着湘鄂西苏区的扩大和红军人数的增加，红4、红6军教导大队合并组成湘鄂西红军洪湖军事政治学校（又称洪湖学校），孙德清、赵奇、唐赤英、刘鸣先先后任校长，胡光霞任政治委员。11月，该校易名为湘鄂西赤色军事干部学校，又称焦山河军校。1931年秋，该校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2分校。1932年春，由左右江辗转到湘赣苏区的红7军河西教导大队（阎伯衡任大队长，袁任远兼任政治委员）改建为湘赣红军学校第4分校，陈东日、冯达飞、杨茂等先后任校长，李朴、曾毅之、谭富英、周志高先后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分别编入红 2、红6军团教导营（又称随营学校）。
1935年7月，湘鄂川黔红军学校成立（又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萧克兼任校长，张子意、王震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0月，该校也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1936年9月，红2、红6军团教导营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上级指挥科及第1、第2、第3营。该校后并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红四方面军也办有学校。在1930年9月，鄂豫皖红1军在河南省正阳成立随营学校，李开达、张琴秋负责该校工作。1931年2月，随营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4分校，曾中生任校长，刘杞任政治委员。4月，第4分校改称彭杨学校，蔡申熙任校长，刘杞任政治委员。1932年夏，又改称红四方面军彭杨学校。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该校停办。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又恢复彭杨学校，倪志亮任校长，傅钟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还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苏维埃学校。1934年11月，彭杨学校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李特任副校长。下设高级、初级、政治、特科4个班和教导队。1935年6月，该校与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9月，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及红军大学分开后，红四方面军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又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并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和少而精。教学内容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红军和外军作战经验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各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以及各类专业人才，为提高工农红军素质，夺取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陕甘苏区和其他苏区也都相继成立了不同类型的红军学校，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军事 、政治干部。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转移，苏区教育收到伤害，党的高度重视是理想信念教育。
1934年10月9日，即长征开始的前一天，总政治部专门颁发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对长征途中如何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作出了详细规定。10月11日，总政治部又颁发《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必须根据运动战和长途行军实际，加强对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教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及特科学校合并为中央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1935年6月，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设高级指挥、上级指挥、上级政治3个科和步兵团。该校后并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军学校也跟随长征，边办学，在长征中学习理论知识，锻炼革命意志，增强革命军人意志力。
1935年1月，总政治部再颁发《政治训令》，要求加强全体指战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最大限度地坚定他们的作战意志与胜利信心。1935年2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发《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要求全体指战员百倍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斗志，坚定必胜决心。同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强调必须结合运动战的实际情况，多运用简练的标语对战士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1935年8月红军过草地之前，总政治部再发布《北进前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要求充分进行政治动员，坚定战士们的革命必胜信念。
长征途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对象既包括党团员，也包括全体战士和长征经过地的普通民众。为了无遗漏、无死角地全方位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党成立了包括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权、宣传队、红军以及群众团体在内的庞大宣传教育机构。长征途中还成立了由地方政府选派的进步分子和优秀士兵组成的宣传队。宣传队深入到各支队伍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鼓舞士气。
沿途普通民众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由各级党组织、宣传队、全体红军、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革命先锋队、抗日救国会、红军之友社、农民协会、赤色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众多群众团体共同负责。红军既参与军事战斗，又参与革命宣传，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显著区别。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每到一地，各级党组织、宣传队都会和红军及众多群众团体一起，通过召开群众大会、表演新剧、召开联欢会、深入各家各户宣讲等多种方式，加强对普通民众的理想信念教育。
切合战斗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战士们进行宣传鼓动。如在突破乌江时，宣传队以“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在爬雪山前，宣传队以“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来帮助战士们克服对雪山的恐惧；在攻打腊子口时，宣传队又以“坚决夺取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为战士们加油打气。
灵活调整宣传内容，做到宣传内容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切身利益相结合。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利益一致是群众产生政治认同的决定性因素。长征途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很好地切合了群众的利益和关切。对于农民，党重点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对于工人，党重点宣传“实行八小时工资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对于小商人，党重点宣传“保护小商人做买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对于一切抗日人士，党重点宣传“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对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党则以民族平等、民族自治为宣传重点。
因地制宜，灵活选用教育方式。面对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场所、缺少宣传工具三大困难，党和红军因地制宜，除了想方设法继续发行《红星报》、《前进报》、《战士报》等报刊杂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外，还将理想信念教育巧妙融入到演说、诗歌、歌曲、舞蹈、舞台剧、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中。在教育工具极缺的情况下，党和红军甚至还创造出在树叶、竹叶上撰写标语口号的“叶报”、在树上雕刻标语的“树标”、用不同颜色的石头在草地上镶嵌标语等多种有效的教育方式。
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言传与身教相结合。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阐明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和革命必胜之因；又要通过教育者自身的模范行动，去感化和带动群众。面对国民党军事上和宣传上的双重围剿，党和各级干部用自己的先锋模范行为诠释什么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全党全军一起用爱民护民的实际行动击破国民党的各种妖魔化宣传。毛泽东写出以《七律·长征》为代表的系列诗词，笑谈长征中遇到的一切困难；朱德忍饥挨冻三过草地，每次都还不忘用歌声、故事鼓励战士们前进。在战斗中，干部团总是冲锋在前。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党团员的伤亡人数占总伤亡人数的25%至50%，营以上干部牺牲者达430余人。党团员的英勇顽强，鼓舞和激励着战士们勇往直前。
全党全军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是百姓由害怕、恐惧红军到欢迎、拥戴直至加入红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支为穷人服务的队伍，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军事纪律，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必还、损坏东西必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等。此外，每到一处，党都带领红军积极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废除苛捐杂税。党和红军爱民、护民、为百姓做主的种种实际行动，既破解了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同时也是在用事实对百姓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原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长。6月，在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下设第1科（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第2科（周士第任科长）、第3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周昆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3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分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2月，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先后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校（林彪兼任校长，罗瑞卿兼任政治委员，傅钟兼任政治部主任）、第2校（刘伯承兼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周昆、郭化若先后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第1校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2校迁至甘肃省庆阳，改称庆阳步兵学校。同年春夏之交，庆阳步兵学校改归红军前线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大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十四个分校，涉及到政治军事，以及各种职业学校。抗大总校有十四个大队，大队长是团级干部，大队下面分为中队、区队。
分校：一分校，在1939年2月，在晋东南的故县成立。校长何长工。1940年1月，迁至山东沂蒙山区。1941年与滨海师范合并改为滨海建国学院。先后改名临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在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也于八月毕业，并结束了抗大步校。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另一部分于1938年5月调到陕北洛川，编为抗大第四期的第六大队，又称抗大洛川分校，校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后来洛川分校合并于抗大一分校；二分校，在1938年12月，在晋察冀建立，校长是陈伯钧。后更名为华北军政大学，即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三分校，建立于延安，许光达任校长。1941年12月，改为延安军事学院，三分校的俄文队后发展成为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分校，在1940年3月，豫皖苏边区的永城成立。前身是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后曾改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华中雪枫大学、华东军政大学、第三高级步兵学校。1947年3月18日，其中以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为基础，在山东沂水扩建为华东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即后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其余则由1952年2月，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即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五分校，在1940底，抗大五分校在江苏盐城地区成立，又叫抗大华中总分校，后迁淮南，校长先后是陈毅、谢祥军；六分校，在1940年，抗大六分校在山西武乡成立。1943年结束。后在六分校基础上组建抗大太行大队，后扩建为抗大太行分校，1945年10月，抗大太行分校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七分校，在1941年7月，抗大七分校在山西兴县成立。校长彭绍辉。后于1943年迁往甘肃庆阳东华池。八分校，在1941年5月，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一部为基础，扩建抗大第8分校，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又张云逸、罗炳辉、冯文华、高志荣、刘毓标、刘述鲛等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1943年春，抗大华中总分校结束后，一部分干部和教员加强充实第8分校。同年秋，分校缩编为新四军第2师教导团；九分校，在1942年5月，以抗大第5分校苏中大队为基础，扩建抗大第9分校，隶属新四军第1师。粟裕、刘季平、张崇文、杜屏、曹为情、谢云晖、刘亚奇等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该校成立后，即渡江南下，到苏南地区与第2、第16旅教导队合并。1943年夏，随着整个苏中形势的好转，第9分校返回江北办学，1945年春改编为“苏中公学”，后并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十分校工（共有两个），在1942年2月，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事学校为基础，组建抗大第10分校。李先念、任质斌、肖远久、郑绍文、余潜、杨焕民、冷新华、邝林等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由于新四军第5师兼豫鄂豫湘赣军区部队较为分散，该校遂编成4个教导团分散办学，在此之前，新四军第7师在安徽省无为县也组建抗大第10分校，谭希林、曾希圣、陈仁洪担任分校领导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校改称新四军第7师随营学校；太岳分校，在1944年10月，以抗大太岳大队为基础，组建抗大太岳分校，隶属八路军太岳军区，由陈赓、赵征夫、李良汉、李茂之担任分校领导工作，1945年10月，抗大总校一部从陕西省绥德地区到达山西省长治地区，遂与太岳分校、太行分校合并组建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太行分校，在1945年春，以抗大太行大队为基础，组建抗大太行分校，隶属八路军太行军区。童国贵、彭宗珠、孟擎宇、李克林担任分校领导工作，同年10月，太行分校与太岳分校和抗大总校一部在山西省长治地区合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政治大学，1948年改为中原军政大学，1949年改称二野军政大学，1950年随二野进入西南，和西北军政大学合并为西南军政大学，1951年再次更名为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迁往哈尔滨，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俄文大队发展为四川外语学院；特科大队，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离开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办学，1940年2月，总校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六期在武乡开学。抗大总校来到武乡后，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决定开办特种技术训练，在各地抽调人员组建了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鼎，副大队长邓国卿，政治处主任铁坚，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兵器研究所等，特科大队驻扎在温庄和大陌村，并参加了温庄战斗，由于大队长刘鼎是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军工部机关设在黎城县上赤峪，为方便工作，1940年8月，特科大队迁往黎城，1941年，以特科大队为基础成立太行工业学校，解放后发展成为中北大学。
2011年12月14日 09：13，来源于光明日报，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执笔：吴继轩写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略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根据地文化建设，结合抗战每一个阶段的基本形势、主要任务，提出和实行了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扎实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毛泽东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相互关系角度，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他这就是说，文化对政治、经济、军事具有能动性；如果不发展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必然要受到阻碍。因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各根据地要注重文化建设。
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首要和关键的是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边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文盲半文盲现状。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他这一提出，为了普遍提高边区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发展学校教育。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为普及国民教育，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以方便群众就近学习。1940年底，毛泽东在给中原局电报中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在毛泽东的要求和指导下，抗战时期边区文化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小学生达到4.36万余人；后来还办起了师范学校。
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毛泽东主张全面发展包括报纸、书刊等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他提出，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报纸)这个工作”。为鼓励延安各机关、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办报，毛泽东还提出要“全党办报”，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如在山西太岳根据地内除出版发行《太岳日报》外，还出版了包括《文化动员》、《太岳导报》、《前线》在内的多种刊物。
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使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得到启蒙和提高，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抗日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动力。
全面抗战开始后，发动全民抗战、夺取抗战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转变革命策略，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积极培植抗战力量，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党的文化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抗战胜利，文化建设就要紧紧围绕着有利于抗战事业发展来推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文化事业必须服从目前抗战的需要，“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中提出：为适应当前抗战的现实，“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指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求得民族解放”。1940年底，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在学术研究上，毛泽东提出要紧紧围绕抗战大局来开展，以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积极推进抗战事业的进展。1939年初毛泽东写信给何干之，鼓励他研究我国民族史，用历史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在民族史研究中要“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以历史事实说明坚持抗战的正确性，从而达到反对投降、鼓舞坚持抗战的现实目的。1940年9月，毛泽东又写信给范文澜，鼓励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经学进行一次系统研究，以此作为对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消极抗日的有力批判武器。
戏剧是边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和启迪作用。1938年4月，毛泽东提出，艺术作品“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戏剧就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他非常重视戏剧编排演出，多次给予关心指导，高度称赞了边区文艺作家编写的反映敌后抗日斗争生活的戏剧，如《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等。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要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凝聚起全民族伟大力量，加强文化建设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
早在1936年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要同包括文化界人士在内的各抗日爱国团体合作，组成一个联合抗日阵线。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到底，毛泽东强调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全民族抗战力量，确保抗战最终胜利。他早在1936年11月就已经指出，文学艺术家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中“有很重大的任务”。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又提出，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为了推进文化建设，巩固和扩大文化领域统一战线，1939年12月初，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提出：“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1940年11月，毛泽东又指出，“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
毛泽东还提出要运用戏剧等群众乐于接受的表演形式，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并建立起艺术人员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凝聚起更广大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洪流中去。1938年4月，他强调，“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报纸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泽东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1942年3月，他又明确提出，要“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不久，他又进一步具体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从而充分发挥报纸在凝聚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把各种抗战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此外，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抗战时期，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他们具有积极抗战的爱国热情，但尚未普遍深刻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这些进步文艺人士的头脑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他多次对艾青、罗烽等延安文艺工作者强调要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抗战的基本形势，从而取得科学的认识。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前进。
从1945年 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起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教育。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育，继续执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教育主导理念和宗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但是，根据这个时期革命的总任务和形势的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政治内容也做了调整，把教育为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服务，作为主要内容。
各类学校都加强保卫边区、动员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都根据战争的发展和需要，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各科教学分别加授有关时事政治的内容，以及军事常识、军事训练等。各地学校还确定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战时体制和教学组织形式，做到在战斗进行的条件下学校不致被打散，仍能继续教课，或转变为战地服务组织，如宣传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战斗结束后，可迅速复课。学校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此外，解放区教育积极为解放战争的需要培养人才，输送干部。与土地改革紧密结合，教育为土地改革服务，如进行土改教育和政策宣传，组织师生参加有教育意义的土改集会，培养和训练翻身后的农村干部，大量吸收农民子女入校学习等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教育陆续进行了整顿、改革和提高，逐步向正规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各解放区先后召开了一些会议，如：1946年 3月苏皖边区、8月山东解放区、1948年7月晋察冀边区的冀中区行署、8月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及东北第三次教育会议等，都在总结过去经验、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向新型的正规化的教育方向发展的问题。各解放区还陆续制定了一些教育规程、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在“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下， 有的地区已经提出由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到大学 5个阶段的学制系统。改变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各成独立系统的情况，下一级学校对上一级学校已经有了预备教育的性质。学校管理体制更加健全。学校实行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内部实行教导合一制度。中学课程逐步达到文化课占90%，政治课占10%。明确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师在学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此外，还制定了考试、毕业、奖惩等各种规章制度。至此，学校教育就更加重视提高教育的质量。
随着战争的胜利，解放区有了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之后，各解放区就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发展，把初级职业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纳入中等教育学制系统。各地为此开办了许多中等专门学校。如苏北工业专门学校、苏北盐垦专门学校、东北军区军工部举办的工业专门学校、哈尔滨第一技术专门学校、松江省立糖业专门学校、松江省立农林技术专门学校、安东省科学院等等。在东北解放区，有的中学还实行职业分科或开设职业班，如在中学里分设农林、矿冶、军工、机械、采矿、师范等科；有的还实行企业部门办技术学校或艺徒训练班，造就中级建设人才。
“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它把短期训练与长期培养结合起来；并且既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又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干部受教育程度已经提高到相当于中学水平，并向大学水平发展。各解放区成立了一些新的干部学校，如东北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辽南建国学院、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以及华北和其他地区成立的人民革命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就输送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工作。在这个时期，解放区还进一步发展了正规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以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在陕甘宁保留有延安大学，在晋察冀整顿了华北联合大学。山东解放区成立了山东大学，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新华大学(后改名北方大学)。苏皖边区成立了华中建设大学。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发展更快，到1949年 8月，经过整顿已有东北大学、东北行政学院、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农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沈阳工学院、沈阳农学院、沈阳医科大学、大连大学、延边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这些院校一方面提高在职干部文化水平，一方面培养未来的新干部。解放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标志着干部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既着眼于当时解放区的建设，又给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作了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各解放区都很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要求干部学习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文化，以适应革命工作更高要求。同时还制定了有关的制度，如学习制度、考核制度、领导制度等，使在职干部学习得到进一步保证。
解放区还整顿、改革和提高初等教育。初等教育，有的地区叫国民教育，有的地区叫群众教育，它既包括成人教育，也包括儿童教育。儿童教育有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成人教育设初级民校、高级民校。此外，还有一揽子性质的初级国民学校，兼顾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两重任务。成人教育不定期，以修完规定课程为准。这个时期初等教育的特点是把成人教育和小学教育结合起来，并纳入学制系统。
各解放区为提高初等教育质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加强师范教育，重视师资培训，改善教师待遇，积极提高教师质量。同时，加强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有的地区还建立中心小学，带动和辅导一般的初级小学，以提高教育质量。
为了更好地发展初等教育，还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办学方法。即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实行民办公助，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教育部门对民办学校，在业务上给以指导帮助，在学校设备上予以辅助奖励，对基础薄弱的地区给以经费支援。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正规与不正规相结合。有全日制、半日制、隔日制；也有早学、午学、夜学、识字班、识字组等。此外，还开展勤工俭学，通过种田、办合作社、开小型工厂、发展副业等，解决学校一部分办公经费、学生的书本费和民校教师的生活费。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发展很快，新解放区有大量学校需要接管。解放区各级政府在接管和改革中，采取了审慎的政策和措施：①对各级学校采取保护政策，妥善接管。在各级学校建立新的领导体制，废除国民党政府军训、童子军训练和反动的训导制度，解散反动党团组织。对原有课程进行初步的调整和改革，废除公民课及其他有法西斯主义毒素的教材 ， 采用新的政治常识、国文、中国近代史等教材。②在接管学校时，对于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提高他们的觉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师生员工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明确个人努力方向，清除国民党政府反动宣传的流毒。由于政策正确和措施有力，新解放区各级学校不仅没有遭受破坏，而且很快恢复了秩序，走向正轨。
在解放战争期间还对旧社会遗留的私塾进行了改造。要求私塾取消传播封建思想的教材，采用解放区编的小学教材。不允许打骂儿童。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儿童团参加社会活动，帮助私塾教师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业务水平。
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教育建设做了必要的准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41条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要求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写进基础教育的课本中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公德。据此，建国初期我国对中小学教科书的要求是：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课文的重要原则。因此，新中国早期的课本政治气息浓厚，国家形象、领袖人物、无产阶级的价值观等反复出现在中小学课文里，如《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我们的新国家》、《歌唱祖国》、《朱德的扁担》、《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毛主席象太阳》、《湘潭少年儿童队队员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和工人》等等，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
毛泽东告诉人们说：“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中有各种思潮，各种认识，谁也离不开的，一旦打上阶级烙印，就很难根除，2014年的“占中运动”，到2019年也同样发生，大多数学生，一次比一次升级。这里根本问题，就是教育的缺失。他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加上国外势力的渗透，妄想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由此造成了香港混乱局面，可见毛泽东对教育的重要性。
人的教育国家之大事，1951年5月1日，《人民教育》杂志创刊，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提倡的人民主要指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人民教育就是工农群众和其他社会成员及其子女的教育。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说：“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 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学校合一。请酌办。”这充分地表明了毛泽东的平民意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国人民群众已经享有了平等的教育权利。当时学校，受教育客观存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上大学比较多，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比较少，这是存在的现实。所1957年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里就出现，受教育不公平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教育制度不合理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并不代表这阶级消除了，封建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并没有消除，所以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教育就要改革这种制度，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要培养新社会下的接班人。195 8年8月，他在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在加写的段落中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 。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方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毛泽东要为工农群众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建国以后，教育部门一直在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教育思想。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 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
毛泽东眼睛明锐，教育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指出：“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个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也是事实，办学方针和目的，就是要工农和其他都能收到高等教育，教育在教育部门没有做到，仍然把工农子弟拒绝与高校之外。在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命题，认为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 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提出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 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队伍。同年9月，根据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实践活动。通知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战斗号令。由此毛泽东通过社会实践，否定通过考试录取的招生办法，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上学。教育部党组的有关文件提出，高级中学的“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 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并提出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及其他劳动人民子女”享有优先升入高中的权利，“工农兵革命青年”享有优先升入大学的权利。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强调教材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此为标准，重新编写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强调中小学学生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以阶级斗争为纲 ，批判教授、专家、教师在资产阶级思想，改变世界观。毛泽东在教育领域贯彻阶级路线和进行阶级斗争，增加了工农兵青年的入学比例，培养出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领袖人物。 从1966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没有招收研究生。从197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然而这些工农兵学员在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绝大部分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经过大学大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上，弥补了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这批人在社会住建设中起到历史性作用。
毛泽东对教育改革，而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教育的改革，而且是通过教育实践证实十分有效的。教育是教育人的问题，人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他是为阶级服务的。毛泽东在进行革命时特别注重这个问题。共产党是为大众服务的，特别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教育就是要面向人民大众服务，同时强调为无阶级革命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在中国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打垮了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腐朽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了新中国，开始崭新社会制度，开始巩固和发展新设社会，去探索新民民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探索，合符人民大众教育新道路，培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接班人。改变历史以来教育制度，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都能收到教育，整体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教育。
解放时，全国4.5亿人口，占80%是文盲，基础教育情况比较不弱，许多农村都没有小学。从历史看来，受教育的人，大部分是富人家的子弟，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提条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46年全国小学学校28.9万所，在校学生2368.3万人；中等学校仅有5890所，在校学生只有187.85万人；高等专科以上学校仅有207所，在校学生只有15.5万人；而盲聋哑特殊学校仅有2322人。除此之外，全国受外国控制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占比亦非常大，教育自主权存在很多弊病，杂乱的教育。
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教育投身于教育，就开开始办夜校，免费招收劳工大众入学，先后创办了工人夜校、农民夜校、湖南自修大学，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担任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校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并且亲自讲课。
土地革命时期，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毛泽东就开始创办红军识字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培养革命人物，为共产主义奋斗人才。毛泽东亲自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学工作，组织广大指战员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为苏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在瑞金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期间，就对教育进行改革，大办各种学校，进行免费上学，教师既有专业的，也有兼职的，毛泽东也兼任苏维埃红军大学校长和老师。
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他提出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为了强化国防教育，延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教材要抗日化，为抗战服务。
解放初期，教育按照解放区的教育模式，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盲目效法苏联，中小学一度停开政治课，引起众多非议。毛泽东对此也不满意，他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着重注意培养什么样的人，从教育的基础做起，首先对教材改革，去掉“封资修”教材，编制适应于我们社会发展的新教材，政治课是必修课，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样“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1957 年3月，毛泽东就中学政治课问题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等同志，信中提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在1957年8月17日颁发了《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在中学各年级设置政治课。初中一、二年级讲“青年修养”，初中三年级讲“政治常识”，高中一、二年级讲“社会科学常识”，高中三年级讲“社会主义建设”。该通知没有来得及落实，后被8月27日教育部和团中央发出的《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所终止。同年11月，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的通知，对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各个年级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的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供各地参考。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中学《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分初中一、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四种，供一学年教学之用。随后，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据此编撰了《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其主要内容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辅以其它马列经典、党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政治常识》、《经济常识》、《中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中学政治课本，初步构建了中学政治教材体系。
1964年，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五条标准：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此，教育部、文化部在6月23日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同年10月11日，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强调在中学，除学习时事政策和选读毛主席著作外，要新编和修订四种课本，在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五个年级使用。具体说：《做革命的接班人》可在初一，或初一到初二年级开设；《社会发展史》可在初二，或初二到初三年级开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在初三或高一年级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可在高一或高二年级开设。另外，高中三年级仍然学习《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我国中学的政治课和政治教科书逐步规范，自成体系，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利于学生思想问题的解决，确保学校教育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书本内容，毛泽东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政治化实际化”。毛泽东非常反对那种“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的现象。他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他在谈到农民痛恶学校的原因时说：“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正如陶行知批评的那样：“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教育脱离实际更是深恶痛绝，他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这样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注重教学教材的多样性。1957年3月，毛泽东在和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小学教育问题时指出：“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江苏和湖南的情况就不一样”。“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教育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957年3月7日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其中规定：可以在初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授课时数，原则上以每周2课时为宜。同年6月15日，教育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通知规定：可在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科，每周课堂教学一个教时。鉴于全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不一样，要编写全国适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难的。教育部拟定了《小学农业常识教学要点(草案)》，供全国各地在增设农业基础课程、编写农业常识教材时参考。1958年1月，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编写乡土教材，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中都要讲授乡土教材。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掀起了自编教科书的热潮。一是全国各地普遍编写了农业常识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二是全国各地都广泛编写了乡土教材。以吉林省为例，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通知各市、县组织力量编写有关学科的乡土教材。12月20日又成立了吉林省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由省委宣传部长任主任委员，强化乡土教材的建设。这样既贯彻教科书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增强了教科书的针对性、适应性。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这些教材有利于照顾地区和民族差异，能使学生学到适合家乡建设需要的知识；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乡的信念。也丰富了我国教科书的种类，弥补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
毛泽东还注重课程的改革，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毛泽东一贯强调课程、教材必须精简。他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尤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批评学校课业重，挤了政治，害了学生身体。1950年、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原则。在此前后，教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调整学生作息时间，精简课程和教材，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加强体育和娱乐，调整学生人民助学金，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等等。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一思想，贯穿了毛泽东建国后教育思想的始终。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又指示：要注意学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仍然位列榜首。从实际中，身体是革命本钱，身体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
毛泽东最注重教学的精简，在大跃进期间，1957年毛泽东在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后来，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如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10月13日)、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成都会议(1958年3月22日)、汉口会议(1958年4月6日)等，毛泽东都要“谈谈教育问题”，频频批评教育，不断给教育施压，最著名的是1964年春节谈话，震动了整个教育界。
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16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他们当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术界的元老、前辈。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肯定了我们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泽东认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造就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孔夫子“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他推崇自学，强调自由的、平等的教育。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这个指示后来称之为“七三指示”。
新中国头十七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根据毛泽东“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落实所有的教科书要“少而精”、以免学生负担过重、以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要求，多次下发专门文件。从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教育部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具体到精简教材和课程，教育部先后发布《普通中学数理化教材精简(草案)》《关于颁发“精简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三科教学大纲(草案)和课本指示”通知》、《关于1956-1957学年度第一学期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中等师范文学课本的精简目录和有关教学的一些说明的通知》、《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科教科书的精简办法》《、关于精简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材的通知》、《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等。
毛泽东更注重人的思想性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向下一代及全体国民传导国家意志，培养政治认同，维持社会稳定，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新教科书已是当务之急，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教科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教科书政策，筹划成立统一的编审机构，组织专职的编写队伍。“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得更好些，价格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950年12月8日，作为专门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欣然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毛泽东认为编写教材，首先编写人才。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的会议，他十分重视中小学教科书建设问题，当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仅有30多个编辑时，他认为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人太少了，300人也不为过，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要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一大批国内课程和教材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优秀教师被陆续从全国抽调到北京。建国初期文化干部奇缺，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在几年之内汇集全国近200名已在各个学科领域具备了相当造诣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刘熏宇、胡绳、周建人、吕叔湘、戴伯韬、吴伯箫、陈乐素、张志公、巩绍英、朱智贤、方宗熙等，这是一笔异常难得的“财富”，这是一个足以打造任何精品教材的优秀编辑团队。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逐渐成为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担起编订教学大纲和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的任务。时至今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出版领域依然处于“领头羊”的地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和高质量的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出版，使得全国中小学使用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结束了建国初期教科书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况。可以说，中小学教科书的统一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有利于教科书品质的提升，促进全国各地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均衡；同时，它对当时统一国家意志，维护社会稳定，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教科书内容不可小事，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毛泽东认为学校教科书事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必须高度重视。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成了维持政权合法化的主渠道、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完全充分体现出来了。
近些年来，由中小学教科书问题引发的一些风波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人们对教科书的关注。如2006年，上海第二期课改中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相对减少，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内容进入教科书。这些引发了人们的争议。2016年10月，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该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背离了我党关于历史教育根本任务要求，会造成思想混乱进而危及社会安定”也同香港混乱现象等等，教育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要求停用这套教科书。2002年，北京教科院组织编写的京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在教材第13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圣经故事作为神话故事收录进教材，引起了人们的责难。2015年底，北京教科院组织专家对该语文教材进行修订时删掉了上述材料。这些教科书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淡化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而引起的。可见，不论何时，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都不能忽视。
教科书是知识的载体，传承科学文化知识应是其主要任务，教科书的编制应该体现其科学性、系统性，但不能过于繁杂、深奥、脱离实际。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在教科书建设上，从内容到名称，全方位引进苏联教科书，虽然有助于促进教科书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但是它忽视了我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脱离了我国的国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主张教科书要服务工农、服务社会，将工业农业中的实际问题贯穿到教科书之中，要编一些乡土教材，让学生真正学到实用的知识。毛泽东对教科书的上述主张切中要害，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缓解教育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等问题。
教科书既是教本，同时更重要的它是学本，是为学生服务的。教科书的内容一定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要有针对性和切实性。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时代，我们要加强乡土教材建设，培养学生的乡土意识和民族情怀，强化和突出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要。
教科书内容的繁、难、偏、旧，确实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教科书可以精简，也应该精简，但凡事要有度，怎么减、减多少，要有科学研究，不能过分。
教学科学的连贯性，以及重要性，应该突出。把繁琐课程内容减去，去伪成真，事实上，关于精简教材、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头等大事，不要把所谓知识学到了，身体垮了，那就一事不成。新中国头十七年共颁发11个重要文件，颁发的部门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是教育部，规格不可谓不高，密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课程和教科书的精简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至今日，这一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依然繁重，不堪重负。还有待于教育工作者深讨。
毛泽东在教育方面主导思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为此，在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根据我国工业发展道路，多数工人是在农民中招收或城市未考上学校的学生的来源，国家专科院校以及大学毕业生也不很多，工厂企业包括建筑行业的施工技术管理非常薄弱，为了提高工厂企业建筑行业，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来的比较快，首先懂得工艺流程，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要素，在进学校培训，就更能胜任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掌握一门实践技术，这是无可厚非事实。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根据本厂需要设磨床专业、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人入学，学制2年。“七二一大学”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专业等课程，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提高了工人技术水平，提升了工厂技术能力。
教育改革，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贯彻毛泽东教育改革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6年1966年7月24日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中发［66］379号文，贯彻了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思想，“高等学校招生，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的重要性。并说明了当前高等学校“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招生办法，必须彻底改革”的重要性。
改革的方法：
一、按照毛主席关于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从一九六六年招收的新生起，各地要向学生宣布：将来毕业以后，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可以分配当技术人员、干部、教员，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彻底打破过去大学毕业生只能分配当脑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的框框。各地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懂得这是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各地并要教育本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以后，不论升学或者就业，都是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否继续升学，一定要服从祖国的挑选，国家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被选上升学的就升学，需要分配到农村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的，就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需要分配参加其它工作的，就积极参加其它工作。
今年高中毕业生除国防有关部门按特殊需要挑选以外，仍同以往一样，应该首先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在高等学校招生以前，各单位不能自行招收高中毕业生。
二、根据中央关于领导体制适当下放，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精神，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教育部负责编制各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检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完成招生任务的情况。
三、高等学校招生，应该首先保证全国重点学校（包括半工半读的重点学校）所需的新生的质量。各地在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一定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服从总的招生计划，反对只顾自己地区的需要，把“尖子”都留下来的本位主义思想。今年分省市分部门的招生计划，由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各高等学校招生分配计划和其他若干具体事项，由教育部根据本通知精神，另行规定。
四、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与选拔，应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首先由中学根据统一规定的政治审查标准、健康检查标准和高中毕业生的平时成绩，经过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党团组织共同评议，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然后由县委或市（区）委组织的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集中到省、市、自治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按照基层党委和中学的推荐意见，并参考学生的志愿择优录取。各地在分配推荐名额时，应大于选拔名额（即招生计划数字），以便从中选拔。
对于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过一定锻炼的、政治思想好、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下（个别特殊情况的可以超过二十五周岁；理工科一般年龄应小一些）、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劳动两年以上的工人、贫下中农、劳动青年，以及退伍军人、在职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四清工作队员，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所在单位的基层推荐到县或市的招生机构审查，然后推荐到省、市、自治区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加以选拔，保送入学。
对于高中二年级个别在校学生，如果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提前学完高中三年的主要课程的，也可按上述规定办法，由中学负责审定推荐。
五、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应该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在处理政治、学业、健康三者的关系上，必须重在政治表现，要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
高等学校在审查学生的学业条件时，理工农医类应该注意选拔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成绩较好的学生；文史类应该注意选拔语文、政治常识成绩较好的学生。
六、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现在决定，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月底结束。
七、高等学校招生办法的改变，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措施，可能会遇到一些思想阻碍，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高等学校党委，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充分做好思想工作，对教师、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保证中央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精神顺利贯彻执行。为此，各省、市、自治区要组织强有力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下属各县、市也要组织强有力的招生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当有得力的负责同志主持招生委员会的工作，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应当派得力的负责同志参加招生委员会的工作。”
最后说明，“今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和高等学校，应认真总结经验，使其逐步形成一套更加完善的招生制度”。
最后制止对“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发［66］283号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停止执行”。
要求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发［66］379号的通知执行”。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教育改革基本思想，也是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培养人的一贯做法，做到选拔评定入学，服从分配原则，可工、可农、可成为公务员、科学家、人民教师，工农商学兵，锻炼成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以及成为普普通的劳动者。
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制定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教育中教育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公民教授教育的权利，应尽的义务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宪法》第十九条还规定了发展教育，办学校，学前教育、入学教育，劳动者再受教育等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最后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两年，专科学校两年。中国最大限度的普及教育，以及培养高科技人才的再教育，使十六七岁年轻人就入厂或到农村参建工作，提高整体工人和农民素质，对中国工业建设和农村改造形成新力军。
毛泽东教育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教学教科书改革放到最要的位置。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看来，教育特别是学校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不能掺杂其他思想。他对教育和学校课程、教科书编制特别关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导思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又强调应“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等等。
关于课程方面，毛泽东曾多次批评学校的课程门类太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主张加强素质教育。
关于教学方法，毛主席主张教师精简，引导学生自学研究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在早年曾指出，旧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机械的，使学生陷于被动而全不能自动自发研究，这种方法“践踏人性”、“消磨个性”、“减少性灵”。1929年又归纳出“启发式”等十大教授法。1964、1965年间，他发表多次谈话，提倡启发式教学，激发和促进学生思维和能力的发展。
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十条教授法”的启示，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主要激发学员思考的灵感，注重启发学员思考，毛泽东一贯坚持反对填鸭式教学法，主张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综合分析“十条教授法”，启发式是其灵魂和根本。启发式教学就是要突出并确立学员的主体地位，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有认识、有思考、有收获。从投身革命之中，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一核心理念，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和示范。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地指出，旧式教育弊端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其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消磨个性，灭掉性灵”；1941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又明确地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员自身的思考，其基本做法就是“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学员不同认知水平的客观事实，也遵循了学员认识提升的客观规律。“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都要求从学员熟悉的环境出发，从学员已经掌握的知识层次和体系出发，使深奥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浅显化。毛泽东在讲著名的《实践论》时，为了形象阐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这一论点，他通俗地讲道，这就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亲口尝尝梨子滋味”的说法，立刻引发了学员的思考，直接明白了注重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谈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深奥论点时，为了便于学员理解，他通俗地讲道，这就好比“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梨子的滋味”和“鸡蛋变小鸡”都是学员已经熟知的“近”和“浅”，“变革的实践”和“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都是学员受启发后真正理解的“远”和“深”。在授课中，只要牢牢围绕启发式这一核心理念，灵活运用“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的具体做法，激发学员积极思考，不管多么晦涩难懂的道理都会被学员轻松理解并深刻掌握。
营造一种学员爱听的氛围，语言是课堂的精灵，再深邃的道理，再精美的版本，再丰富的讲义，一旦离开了生动的语言都将黯然失色。在“十条教授法”中，对于课堂语言，毛泽东提出了“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四点明确而又实用的要求。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不管是面向学员还是面向社会大众，毛泽东的讲话总是备受推崇并被广为传颂，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大家熟悉的话语透彻地讲明深奥的道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其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要用群众的语言解答群众的疑问，而不是“背天书”一样高深莫测地胡讲一通，最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毛泽东还善于借用姿势巧妙宣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谈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宏大命题时，他在黑板上画出一座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正当学员们愤恨于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而感到无力抗争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翻塔顶的手势，学员顿时领悟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把塔顶推翻，就能翻身做主人，彻底消除穷苦百姓身上的沉重压迫。这些深奥的问题，只要经毛泽东一讲，就能让学员理解和掌握，这就是毛泽东讲课的语言魅力所在，也是“十条教授法”中关于语言要求的精妙所在。
提升学员吸收的质效，讲课不是一讲了之，听课更不是一听了之，讲课的要旨在于必须让学员有收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真正让学员全面吸收课堂的讲授知识，必然要有学员自身的参与。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讲授者一人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学员的畅所欲言。“十条教授法”从确保学员听课必须有所收获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3点具体的要求。
课前精心准备提纲，课中组织相应讨论，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规范动作，是确保学员学有所得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在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份简明扼要的提纲，而这份看似简单的提纲却饱含他大量的心血。有一次他到陕北公学讲课，为了讲好这堂课，即使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情况下他也挤出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提纲。后来他曾风趣地说：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这看似“折本”的一堂课，讲课内容整理出来就是充满真理味道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和提纲的精心准备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学员透彻理解、深刻吸收，毛泽东格外注重引发和参与学员讨论。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长达110多学时的“唯物辩证论”的课程，而这些课时中，有一半都是学员讨论课，每次上课都是上午毛泽东先讲，下午再认真参加学员讨论。他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大量的讨论和对应解答，能够真正使学员明晰讲课的内容，并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也能让授课者了解学员的所思所想，有利于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而“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过程，更是强化学员吸收讲授内容的补充手段。通过不断复习之前的讲授内容，让学员持续加深认识，不断指导工作和实践，实现了一堂课“时时新鲜”处处精准年年可用”的长期效果，使学员真正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以致用。
关于办学形式，毛主席一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多种形式办学。这种办学思想，是革命根据地长期教育实践的重要经验，对建国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今后教育改革发展中仍将发挥指导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做到教书育人，努力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在培养陶知行对旧教育的批判那样，学校“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的想象。他言之有理，说明教育为谁服务？社会主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培养德、智、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毛主席在教育方面，发扬与继承了教育家杨昌济的教育思想，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缺乏健壮体魄与坚韧意志力，面对恶劣环境与艰难困境，缺乏抵御能力，经受不起磨难与淬炼，同样难于做成大事。
杨昌济教育思想，得到了历史验证，深邃而科学。古今中外，无论在哪个领域，但凡做出重大成就且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几乎都是德智体全面得到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在毛主席重视与努力下，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渠道大幅拓宽。截止1965年底，全国小学在校学生达为1162092万人，全国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全国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全国半工半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为430万人。毫无疑问，在中国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966年起，进入人民公社时期，教育稳定发展阶段。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持续支援国家国防科技与工业化建设时，也提留了部分资金用于农村自身的基础建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各生产大队或多或少都有了一定原始积累，为发展农村公共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
中国乡村基础教育，在这段时间内突飞猛进，构建了日趋完善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三级布局，覆盖全国80%以上的乡村。以此同时，毛主席还着手构建了另一个重要公共体系，面向全国农村的卫生医疗合作社与赤脚医生队伍，给数亿农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与保障。
197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建议把更多公办学校与教学资源，向广阔农村下沉与转移，进一步惠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这个颠覆传统做法的教育建议，源自关心乡村教育事业的两位基层教师，并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赏。
为此，中国乡村基础教育迎来了一个灿烂的春天，千万个乡村儿童像天空飞鸟一样，自由而轻快地在知识的天空中飞翔。二十几年后，他们的孩子同样也在这里长大、生活、读书，让他们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虽然物质得到改善，但远远没有他们童年幸福与快乐。
根据教育部统计：1965年全国小学为1681939所，在校小学生数量为11620.92万人；到了1976年，全国小学学校为1044174所，在校学生为15005.5万人，多个省市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高达80%以上。全国初中教育方面：1965年中学只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1976年，普通初中学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
在新增长的学校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学校，这完全得受益于毛主席对中国教育的革新。
1965年至1976年，中国乡村基本做到了“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队，高中不出社”，极大地改善了乡村儿童、青少年教育境遇。
我们要知道，那时许多农村，出行主要靠步行或自行车。如果学校都集中在远距离的公社或县城，山路遥远且崎岖不平，势必会影响乡村儿童上学。而把学校办到村里、大队、公社，就极大地改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境况。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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