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双甲子《贵大》
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1950年10月定名为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1902-2022）建校一百二十年，已两个甲子。
2022.11.10.上午10时，贵大建校一百二十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并与贵大校长宋宝安，党委书记李建军及前任书记赵明仁等相谈甚欢，喜笑颜开……
2022年8月，由贵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百年贵大口述史》由贵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近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贵州大学出版社特意赠书。
《百年贵大口述史》收录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口述史：寻找大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我在贵州大学的历史记忆与学术生活岁月。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男，1950年11月生，贵州贵阳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进。2002年到贵州大学工作。
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治学范围广涉文、史、哲等多方面领域。撰有《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考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学术专著，主编大型文献集成《黔南丛书》《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集，另有《华严经今译》等古籍整理专书，创办并主编《阳明学刊》《人文世界》，在《光明日报》《民族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
口述人：张新民
我一生与两个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关系最深，而尤以在贵州大学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最久。
无论是前辈师长，还是同事好友，乃至我教过的学生，都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内容。
作为上一辈的老学者，我的父亲也在贵州大学生活和工作了30年。
两代人的历史记忆汇集在一起，承载的内容既多，寄寓的感情也深，这似乎也成了贵州大学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因而回首往事，想要表达或倾诉的内容实在不少，我只能稍加勾勒，不过留作纪念而已。
山水比德：老一辈学者的志节和风范
我出生在原贵州大学附近的静晖村，那是紧靠校园的教职工宿舍。
传统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历来深入人心，故事说孟母几次迁居，都是为了孟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后的选择是“居学宫之旁，其（孟子）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人称孟母“善以渐化”。我很庆幸，不需要任何选择，出生地就在黉舍，几乎一生都在贵州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生活。其中，似乎与贵州大学最有缘分。我的出生地就在贵大校舍，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最长，这里留有我和父亲两代人的历史记忆，我也因此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当事人与见证人之一。
1948年，国立贵州大学的校长是张廷休，历史学系主任是黎东方。张廷休善治元史，以专精见长；黎东方重视明清，以博通获誉，二人都是史学出身。或许由于他们二人知道我父亲参与编辑过《蒙藏月刊》，出版过《成吉思汗评传》等多部专书，才礼聘他到贵州大学任教的。
父亲常谈起他在老贵州大学的学生，记得有几位故去的老先生，如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胡克敏、贵州文史馆馆员谢振东、贵州大学教授张世德等，都是省内颇有成就的学者。父亲晚年爱忆旧，提起他们时，多会顺便谈及学校掌故，总是充满了感情。我对老贵州大学的一部分认知，便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的。 父亲大半生的教书生涯，都是在贵州大学度过的。我无法计算他培养了多少学生，但知道人数必然不少，有他的诗“抱瓮灌园三十年，芳菲桃李各争妍”可证。他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自己应尽的天职，几乎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学生的身上，总是希望后来者有更多的成就，也有他的诗“待得庭园红染遍，护花不惜化泥滓”可证。我自己能以教书治学为生活本身必具的内容，也是父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谈到我自己，除了下乡3年，与农民终日相处，知道了稼穑艰难和民生疾苦，生命别有一种特殊的体悟外，其实自幼至长至老，我的一生都在校园生活，校园的文化氛围似乎已浸入了自己的骨髓，影响可谓既深且大。 我的出生地静晖村与花溪公园紧紧毗邻，贵州大学校歌中的“溪山如黛，常沐春风，学府起黔中”，似乎也构成了我生命中的永恒意象，让我一生都在山水人文中遨游。尤其童年时代，父母的管教十分开明，并不在学业功课上严加管束，因而我整天都在校园内外与玩伴无忧无虑地嬉戏，甚至上了小学也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一次在校园里与玩伴打闹时，我猛然抬头看见父亲正在教室给学生授课，模样明显与平时所见有异，一副威严肃然的样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我后来也在同样的教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天地还是那个天地，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学生一代换了一代。我眼前会浮现出父亲当年授课的身影，难免不与悬隔千年的夫子一样，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慨叹，感到两代人的生命前后相接，遂不能不以在广袤大地上耕耘的农夫比况，为薪火相传的劳作能够成就人才而感到快乐和欣慰。 父亲的教学是认真的，不仅上课的时数多，而且讲授的科目也不少，从上古史、中古史到文献学、史学名著选讲，大凡与中国史有关的课程，他都讲授过。父亲家居则终日闭门读书，备课常至深夜。
“文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公布牛鬼蛇神霸占课堂时数，他竟名列第一。然而凡是听过他的课的人，甚至与他交往稍多者，没有不受益的，也没有不称赞的。我曾多次作为旁听生去听他的课，课后总能听到学生的议论和夸赞，也暗中感到十分骄傲。似乎较诸课堂上的受益，又多了一层想去主动寻找的快乐。后来自己独立为学生授课了，也在教风和教法上受到父亲的影响，以为就像汉代最重私相授受的经学家一样，自己也深得罕见难闻的秘传家学。
与父亲交往的学界名流，我亲见亲闻的人数也不少。仅以任教于贵州大学的老先生为例，便有李淑元、朱厚锟、赵伯愚、张汝舟、邝炯燊、毛国琪、成启宇等老先生，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口碑和声望的著名学者，也是我轻易就能在家中看到的常客。
黔中老宿李淑元先生，早年曾与黄齐生、王若飞、谢六逸、刘方岳等同赴日本留学，在贵州大学中文系执教后，则主讲中国文学史，尤以精研元曲见长。李先生为人雅淡洒逸，颇有道家人物风范；家中珍藏善本古籍颇多，尽管爱书如命，亦乐捐公用；能够一字不遗地背诵《诗经》，熟稔黔中掌故，乐道他人之长。记得他每次敲门由父亲迎入家中，便仿佛感到有阵阵清风拂面而来。我窃比他为羲皇时代夫子，也最喜欢聆听他与父亲讨论黔中掌故。
织金大家朱厚锟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擅长英国文学，译著颇多，又专精唐宋文学，诗作亦不少，故曾同时兼任中文、外语两系教授。“文革”中，朱先生受尽折磨，仍风骨凛凛，弦歌不辍，有魏晋名士风度。“文革”刚结束，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后，他即犯忌从“牛棚”跑出，到我家与父亲大谈时事和人生感悟，谈到兴尽之处便挺身直立，放大音量朗读他的新作《满江红》。音声绕梁回旋，犹如黄钟撞响，振人心志。我虽少年不谙世事，但也神魄精气俱受震荡。我们两家世代交往，不仅父辈往来密契，子女联系亦多。我后来还教过厚锟先生的孙子，课后交谈多要言及家世交往旧事。 与李、朱两位先生同在一系任教的，记得还有赵伯愚先生。他曾师从黄季刚，是“章黄学派”的黔中传人，长于音韵文字之学，亦研究贵州方言。赵先生不仅是常来我家做客的大学者，而且他的夫人赵师母，以及李淑元先生的夫人李师母，与我母亲也是往来密切的好朋友。大学教授也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面，我母亲与两个师母的来往，也增添了不少家庭趣事，让我从中侧闻不少掌故和趣事。 谈起另一位大学者张汝舟先生，我心中便会感到阵阵不安和忏悔。事情得追溯至他被打成右派时，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我们一群小孩子不懂事，便常尾追在他后面，齐声连喊：“右派分子张汝舟，右派分子张汝舟……”记得汝舟先生总是头也不回，一路小跑似的匆匆向前走。他个子矮小，却颇有古风，但当时总是低头走跑，就连碰见小孩也有意回避。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心中便如针扎般感到后悔。 在我的少年时代，汝舟先生的名言——“天下学问在安徽，安徽学问在合肥，合肥学问在家乡，家乡学问在我张汝舟”一度在校园广为流传，就连我们小孩也听说了。但是真是假，我至今仍不知。成人后，我陪父亲回老家安徽滁州，准备去看望当时已在滁州师专任教的汝舟先生，才知道他的家乡在全椒——滁州南面的一个属县。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两家是同乡，他夸赞的地方竟是我的家乡，诧异之外又有几分欢喜，原因是父亲平时言谈，从未夸赞过家乡学风。后来我也读了汝舟先生的不少书，但早在之前便已知道了他的学问，不过多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只是忏悔的事始终潜藏在心中，从不敢在父亲或其他任何人面前提及。
与伯愚先生一样，汝舟先生也是“章黄学派”的传人，长于训诂考据，精于天文历法，深得“章黄学派”精髓，而又能推廓光大。值得一提的是，除汝舟先生与伯愚先生外，早期在贵州大学执教、同样是“章黄学派”传人的，尚有汤炳正、朱穆伯两位先生。炳正先生离开贵州较早，今天的年轻学者或已不甚了解，但我则常听父亲提起，知道他对《楚辞》的研究造诣极深，虽无缘一亲謦欬，但无形中也间接受了影响。穆伯先生是我的老师王燕玉先生的老师，入黄（侃）门时间甚早，故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不满胡适诸子之学不出王官之说，撰文力加驳斥，亦深得师门之传。与汝舟、伯愚两位先生一样，穆伯先生也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四位“章黄学派”传人同时执教于贵州大学，似也成为大学校史极有趣的一段学术佳话。 与我父亲同在一系执教的，是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邝炯燊先生。他住在城区省府路的一个四合院内，在校区有一间单身房，就在我家楼上，他每周到花溪上课，必到家中与父亲长坐闲谈。偶尔我也会陪同父亲去城中拜访他，侍立聆听，闻知了不少名人趣事。
炯燊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后来才东渡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他一生转辗多处任职，最后则长期执教贵州大学讲席，专门讲授日本史。我的不少日本知识，就是从他与父亲的闲谈中习闻而来的，父亲生前的学术交往让我在少年时代便多方面地受益。
外语系主任毛国琪先生也是安徽人，算是父亲的同乡。他住在我家楼上，或许是同乡兼邻居的关系，不仅父辈交往较多，子女亦关系密切。国琪先生懂多国语言，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父亲很为他抱不平，我因此也知道他的不少逸闻。他是贵州外语事业的开山人，同时也是学校外语专业的创业者之一。在我早年幼稚的眼光中，他的身上有一种西方洋学的派头，较之汝舟先生身材的矮小，他的个头更显高大。我因为好奇西方文化，对他的举止行为充满了兴趣。只要他与父亲交谈，就不懂礼似的跑去旁听，也侧闻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父亲晚年撰写《史通笺注》，上午在家埋头伏案写作，下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成启宇先生当时是图书馆馆长，有时也会帮着父亲找书，或父亲查书休息之际，到他那里去小坐闲聊。启宇先生熟悉古籍，读书颇多，凡读一书，必逐句图点，有所心得，必旁批侧注，蚁阵细字满纸皆是。我曾看过他对《明史纪事本末·开设贵州》的批注，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横写竖书，几致无从辨识。可惜他恪守述而不作传统学风，很少汇集成帙刊发，严谨似已接近苛刻，颇令急功近利者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