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戍六君子》之

翰林院的火光

1899年，春。

京城里，什刹海水面的冰块已经消失不见，淋漓的雨水渐渐稠密起来，拂面而来的微风也不再夹杂有霜雪的气息，反而带出一丝杨柳新抽芽的清香，冬天已经过去，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

对好些人而言，这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冻时节。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还在人们心头滴响，大批帝党官员轮番受到惩处，礼部尚书贵阳人李端棻因“滥保匪人”罪名被发配新疆，京城里的ZZQF说不出的凝重。

中国的维新派，这个因为共同理想而短暂聚集的松散群体，并没有任何的组织性可言，当如此艰难的局面来临，自然会有人在重压下做出别样选择。

在未来的保路运动期间担任川汉铁路大臣，本应率武昌新军弹压川省异动却最终掉了脑袋的 端方，在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时，就是成功反水的“杰出”代表，并籍此机会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渐渐成为了显要角色。

1898年初的 端方，仅是个有着开明称誉的普通满族官员，却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挑中，派去督办建立农工商总局，也因此被划入标准的帝党。

他上任后倒是积极筹划，提出一系列振兴农业和工商业的具体方案，正在雄心勃勃的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不到一个月就遭遇了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

农工商总局很快被下令撤销，主事者挨个倒了大霉，还好端方是正白旗子弟，出身根正苗红，没有被深入追究，不过才有起色的政治生命眼看是要就此了结。

他才30多岁，又是满官中不多见的科举出身，堪称人才，当然不甘心在家领份钱粮养老，于是毅然与维新伙伴们划清界线，四处托人打点，又发挥自己的笔墨功夫，精心创作了一首《劝善歌》献给慈禧。

这首端方的呕心之作《劝善歌》，昭示我们，一个人如果能豁出去不要脸皮，往往可以爆发出超乎想象的能量。只以效果而论，《劝善歌》确实比宋育仁年轻时的晋身之作《三大礼赋》好上太多。

“祖宗功德说不尽，再说太后恩似海。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廉训政爱黎民。……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这份肉麻攻势犀利无比，连慈禧都招架不住，读后十分开怀，立刻转发给全国的高级官员传阅。这样一来，端方的前程立刻转危为安，不但顺利躲过保守派的政治清算，还被临阵提拔去了陕西当按察使、布政使，后又代理巡抚，他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在戊戌政变后不降反升的维新派官员。

当然，维新派里有在压力下投降的端方，也有慷慨赴死的谭嗣同，但更多的人在戊戌政变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保持沉默。

回到政治中心的宋育仁也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似乎消失在翰林院的小木屋和故纸堆中，毫无声息。

其实，这时候的慈禧，注意力已经不在维新派身上，她的脑海中，思考着皇帝废立的可能性。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小岛，除了上朝时当个木偶，连表面上的权力都丧失殆尽。

但慈禧并不以此为满足，她毕竟是比光绪大36岁的老人，如果不出意外，国家终究有一天会回到年轻皇帝的手中，这可是关系到自己能否“死得光荣”的大问题。

慈禧决定尝试做出改变。

她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同治皇帝的子嗣，甚至预定在1900年初逼使光绪皇帝行让位礼，由溥儁接位登基，改元“保庆”。

孰料这一消息传出后，天下议论纷纷，封疆大臣们基本不表赞同，各国公使更是强烈反对，声称不会承认溥儁的皇帝身份，慈禧的废立计划被迫搁置。

经此一事，慈禧惊恐地发现，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 高 首脑，看起来无用的光绪竟然还有着不小的号召力。

她对西方各国的戒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深恨公使们对自己尊严发起的挑战。

慈禧决定要给这些洋鬼子一点教训，让所有人体会到太后的愤怒和力量，而不幸被她选中作为反击器具的，是当时声势正盛的义和团。

义和团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群体，诞生于19世纪末的山东。

当时华北地方经济频临崩溃，人心惶惶，秘密会社纷起，外国传教士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又十分频繁，与国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双方矛盾日渐加深。

1898年，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用暴力手段直指在华的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

开始的时候，清廷对此并不领情，发现一起镇压一起，特别是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管制更加严格，义和团逼不得已，从山东向直隶等地转移。

1900年初，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甚至开始向北京渗透，西方各国大为紧张，在不断向清廷施压的同时，还强行向北京派驻了400多人的使馆卫队。

随着义和团势力的发展，朝中大臣们的态度有了分化，大阿哥溥儁的父亲端王载漪坚定地站在义和团一边，他笃信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义民”而非“乱民”，慈禧也开始觉得义和团的排外理念——尤其是反对光绪很合她的胃口，于是派出心腹刚毅前往考察。

刚毅本来就极端仇外，又一贯反对维新变法，对义和团的激烈排外行为自然是颇加赞赏，他根本没有亲自考察，只是派人到被义和团占据的涿州等地转悠了一圈。回京后，刚毅旋即向慈禧进言，说义和团绝无他心，只一力针对洋人，完全可以招抚，还进一步主张借其势力围攻各国使馆，最终达到废黜光绪的目的。

1900年6月初，在清廷自上而下的默许中，义和团开始大量涌入北京，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武卫后军（甘军）也被调入北京驻守，士兵们纷纷加入义和团。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使馆区人员开始主动攻击路过的义和团成员，而义和团也以四处焚烧教堂和袭击教民回应，北京的局面完全失控。

6月20日，克林德本人在去总理衙门交涉途中被射杀，作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公使被杀的情况很少出现过，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克林德事件”，也是战争的直接引爆点。

6月21日，慈禧发布了气势汹汹的上谕《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要大家“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清军和义和团遂开始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从被围攻开始，对于使馆人员而言，一直都是一面倒的防御作战。

在北京的外国士兵人数不多，要突破清军的包围绝无可能，所以他们的要点都是在防御上面，挖洞筑垒、封街堵路、设置枪楼，营建了相当多的防御设施。

不过这些设施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战事开始不久，意大利使馆首先着火，防线被突破之后，清军又举着火把一路点名，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使馆相继被焚，使馆一方节节败退。

在恐慌的情绪之下，各使馆人员于6月23日集中到了英国使馆，将指挥权交与英国公使，决定以英国使馆为根据地，共同作战。

有个中文名叫辛博悌的英国人也在这里避难，他原名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Pertram Lenox Simpson)，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曾赴瑞士留学，能讲流利的英语、汉语、法语和德语，返华后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

辛亥革命后改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曾先后担任黎元洪、张作霖等的顾问，并于中原大战期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后来因为抵制日本人的走私活动，于1930年11月在天津遭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辛普森以日记形式写下了当时的情况，后来以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e）的笔名集结成《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是关于使馆被围攻一事最为直观详实的记录。

根据他的记录“英使馆之南及西方之半为美、俄使馆所遮蔽，其东则为法、德、奥、日本、肃王府所遮蔽，唯其余两方无蔽，但西方为上驷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黄顶之房，若自此方来攻，极易以枪弹扫之，故难施攻。北方则为翰林院，乃不至于毁者，故亦无虑其自此来攻。”

宋育仁此时正在辛普森所说“不至于毁者”的翰林院里老老实实地韬光养晦。

虽然义和团进京后喊出“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龙”指光绪，“二虎”指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洋人、基督徒和热心洋务的中国人），但谁又能看出宋育仁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维新求变的心？

他对国家决策无力介入，跟战事本身又没有直接关联，就算义和团在使馆区杀个七进七出，也和他拉不上什么关系。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在院中坐，祸从天上来，一场突然而来的熊熊大火，让宋育仁供职多年的老单位翰林院，以及其中成千上万卷珍贵的古籍善本，都陷入了灭顶之灾。

翰林院被焚跟它的位置有关。翰林院遗址位于现在北京东长安街路南的公安部内，与当年设在东交民巷路北的英国公使馆毗邻而居，位于后者的北面，翰林院的南墙与英国公使馆的北壁紧靠在一起。

外交官们之所以选择英国公使馆为防御核心，固然是因为英国公使馆墙高砖厚，地理位置也好，不易攻破，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北面紧邻翰林院。

在战斗中，不知道是不是努尔哈赤凭着一部《三国演义》开国的缘故，清军继承了书中的光荣传统，对火攻运用得相当娴熟，一路走来一路烧，把各个使馆的家当几乎全部化作乌有。

这也让公使们对防御火攻的问题相当重视，经过研究后他们一致认为，英国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其中藏有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在内的巨量珍贵古籍，清廷的高级官员多数也出身翰林院，“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大学）也”，这样神圣的地方，会有人敢向它举起火把吗？使馆区的洋人们都觉得，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有力的安全保证。

6月23日，就在使馆人员躲入“最安全的”英国使馆当天，清军用铁的事实告诉了洋人们一个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心有多大，火就能点多大。

辛普森《庚子使馆被围记》24日的记载里写着：

“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之能直接来攻者唯余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人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

众公使大惊失色，根本没人想到清军会在攻击英国使馆之前，居然直接就点燃了自家的翰林院。“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出其不意的火攻确实起到了作用，火势很快就从翰林院蔓延到英国使馆外围的房子，使馆人员手忙脚乱地挤到井边，不分男女老幼，拿着锅碗瓢盆齐齐上阵，汲水灭火。

但损失更大的还是翰林院这个大火的源头，由于清军大面积投火种，所以火势越来越大，难以遏止。

“扑灭一处之火，又有一处发生，因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藉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弃浇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

两天之后，在辛普森6月25日的记载里，翰林院已经全然变了模样：“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

这一场大火毁灭了十九世纪末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也烧断了宋育仁与翰林院的渊源。

说来也奇怪，自从1886年中进士以来，宋育仁的正式官衔一直都从属于翰林院，从庶吉士得授检讨之后，品级就再也没有过变化，中间不管是当学政、当参赞，还是督办川省商矿，都只是些临时性质的差使，每次一有提拔的机会，就必然受到大局影响，倒像是该他在翰林院里扎根。

这次算是有了解脱，大火一烧，宋育仁只好离开北京市区，前往京郊的西山避难，跟着又追随皇帝的车驾远赴陕西，在那里获得了以道员身份外用湖北的机会，终于赶在1904年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诞生之前，彻底告别了他的翰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