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6）、《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

近日，葛兆光：中国错失四次改变世界观的历史机遇受点赞！他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葛兆光，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古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在历史上有没有改变的机会？这种观念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其次什么是周边？

那么周边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这五方之民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那么第三点，这些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也就是说周边的这些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那么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它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的汉族中国人的心里面。

这种叫做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

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无论是刘姓人当皇帝，李姓的人当皇帝，赵家的人当皇帝，或者朱家的人当皇帝，甚至是一些非汉族的，比如说忽必烈当皇帝，或者说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都没有改变这样想象世界的方法。

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

其实是有的。应该说2000多年，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4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来打开眼界，认识世界。

可是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或者说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

我们先说第一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中国关于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

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汉族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比如说更早的张骞通西域，后来的班超通西域，再加上西部北部的各种非汉族，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的核心区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外来的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蓊郁的知识。而是本土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教的真理，他们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在这个时候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周边，因为在当时佛教跟中国是同样高度的文明，而在佛教徒看来，印度的文明和佛教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高明。

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就是释迦牟尼。

这样就给汉族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不得不像后来说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特别是在4世纪到6世纪来到中国的一族，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的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在南朝曾经有佛教徒跟儒家进行过辩论。

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认知里面，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洛阳是大地的中心，它正对的是天空的中心，所以有一个想象叫做“洛下无影”，就是在洛阳这个地方立一个杆子，在太阳正当午的时候照下来，由于是中心对中心，所以照下来的这根竹竿是没有影子的。

在古代中国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洛阳就是天下的中央。

可是在佛教徒看来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说在洛阳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阳当午的时候才落下无影。

可是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很南方的地方，太阳正当午正当中的照下来，竹竿没有影子的时间要远远的多于在北回归线的洛阳。

因此这个争论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天下的中心？天下是不是只有你是中心？这个争论延续了100多年，后来大家都知道，原来洛阳不是天下的中心，就不再跟佛教徒争论，但是也轻轻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念，还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是天下最大的天下帝国，周边都是非常小的蛮夷之国，可是佛教对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观的知识，一直到宋代。

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地理图西土五印之图《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还有如果大家看佛教徒编的一本书叫做《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它显示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也就是中国，一个叫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并列，一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

可是很遗憾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因此佛教的知识逐渐的边缘化，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机会是什么？

第二个机会是在宋代。

大家知道汉唐都是天下帝国，雄视天下，可是宋代可不一样。

宋代的世界形势变了，宋朝和唐朝比起来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在北边有契丹，后来还有女真，再后来还有蒙古，东边有并不是臣服于宋朝的高丽，高丽在很长时间里面其实臣服于契丹，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伸缩了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里面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那时候只变成了一种历史里面留下的记忆，当时的中国已经缩小了。

我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宋朝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从8尺大床变成了3尺行军床了，外面有强大的诸国并立的国际，因此宋朝就改成背海立国，重心转向南方。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他们开始把内和外分开，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世界认识。

第一个，当时的汉族中国人，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甚至契丹和女真建立的辽和金，甚至地位比汉族的宋还要高。

宋朝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就是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们改变了过去的观念，过去中国人觉得地理上九州就是天下中心。

从天文意义上，天上的28星宿都是和中国的“分野”一一对应的，因此天地两方面都只有中国。

可是这个时候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在西方北方强大的敌国的压迫之下。人们渐渐承认中国不是最大的，渐渐改变了对“四夷”，也就是所谓的蛮夷的态度。

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

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的纪实文献，而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面向海洋，也留下了很多有关东海、南海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的文献。

这个时候有关世界的看法似乎有机会改变了，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面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间逐渐的消失了。

它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请大家注意，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也就是华夏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改变传统中国人世界观的第三个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很世界的新视野。从13世纪到14世纪，我们把它叫做蒙元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是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当统治者，因此带来了改变世界认知的机会。

当时蒙元征服整个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也就是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的地图。一统既包括了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欧亚各个庞大的世界。

当时有一个回回学者也是波斯人叫扎马鲁丁。他曾经就给忽必烈，也就是元世祖上书，要求把边远地方的史料和帝都，都集中在大都，就是北京了。

而且建议皇帝下令集中阿拉伯人、波斯人，瞒着也就是中国南方人，汉儿，也就是中国北方人一起来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地图。

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世界观已经接受了很多来自像阿拉伯、波斯、中亚、蒙古这些人的世界观。

我举一个例子。世界文献里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就是元朝的扎马鲁丁，这个波斯人带来的。

这个地球仪实际上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且告诉你3分是陆地，7分是海洋。而且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画成“小方井”，就是有经线，有纬线，而且它在陆地上还画了有江河湖海，这也就是说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认知，地球是圆的，这些新知识其实已经来了。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特别有意思的，如果大家看一个保存在日本，实际上是朝鲜人画的一幅地图，叫做《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你就知道这幅地图它用的就是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这个地图，跟着中国人地图画的。

而这个地图上面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有罗马，有巴黎，有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

在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的四夷为蛮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

那么，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什么呢？

是晚明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大家都知道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传教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的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

它是根据一幅欧洲的世界地图画出来的一个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地图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幅世界地图后来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的模样，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现在还保存在南京博物院，还保存在梵蒂冈，还保存在韩国，各有一幅。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个地图带来的新的世界知识，对中国人冲击非常大。

为什么呢？

它告诉中国人几点，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

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也并不是你在中央。

而是一个圆的，甚至有人跟自己还在地球的另一端跟自己是角对角的。

而在圆的世界上没有哪些地方是中心。

第三，他告诉中国人世界上很多国家，万国并立，而且是有多种文明，未必只有中国一个文明，而且各个文明都非常的发达，并不是只有你中国唯一的一个文明，而周边都是蛮夷。

大家知道欧洲人来到东方最重要的就是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新知识，新信仰。

第二类人是商人，他们进行商品贸易，使得东方也就是东亚的内循环转向全球的外循环，把全球连成了一片。

第三种是殖民者，他们用枪炮带来了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那么其中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改变自己世界观的契机。

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传统的中国的思想观念也源远流长，而且制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因此真正的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也就是由于背后有了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中国的世界观才出现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过去学者说的中国的走向近代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下到万国”。

也就是说从自认为是天下中央、天下大国，周边都是蛮夷，到承认天下是万国并制，是一个互相需要依赖和联系的国际，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说这些内容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我们从中国认知世界这种曲折和挫折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想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的顽固的，它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就像基因，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尽管有这么多次改变世界观的新知识的传来，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所以知识史跟思想史不一定是同步的，内因还是要依赖外因的。这一点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起当年费正清讲的“冲击反应论”。

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理论，但是陈旧的理论不一定没有道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传统中国世界观念的改变跟中国近代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它相关的那种传统的天下中心，天下帝国的观念恐怕至今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还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冲击。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刚才我们讲了，它太早就成熟了，就很系统，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不像有些国家，像日本那样拿来拿来就可以，像鲁迅说的是“拿来主义”。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讨论“体、用、道、器、本、末”，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的颠覆。

那么第三点呢，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说，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关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的知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自我定位，到底自己是“天下”还是“万国”，是天朝还是一个国家。

这种走出传统的观念的改变，如果没有教材、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世界公民的这样的意识。

我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葛老师！我能不能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提到传统文化就像基因一样，一直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除了4次外界的冲击外，中国人多数时候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理解说这是自信，或者自大。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近些年的教育一直在强调我们所受到的“百年屈辱”，这除了强调或者暗示我们原本的“世界中心”的地位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导致很多人有自卑的倾向，甚至产生了“逆向民族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都是糟粕，需要全盘抛弃。您怎么看这种自大和自卑的情绪混合导致的认识世界的观点呢？

葛兆光：谢谢。你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地重要。我们过去为什么对于自己的评价和对世界的认知，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总是在走极端？有时候自非常自信，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是天下中央。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觉得受了很多的屈辱。这其实是没有很好地区分“文化”和“文明”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一种理论，就是说把文化和文明做一点区分，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是使不同的民族保持不同面貌的东西，是不怎么会变化的东西。而文明是一种需要学习得来的，社会群体交往的规则，是使不同的人群差异越来越少的东西，是不断进步的、是大家遵循的一种交往的理性。假定我们能在意识中区分文化和文明，我们就知道文化没有好坏之别文明才有进步和落后的区别。如果这样在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既拥抱文明，要守护文化。其实大家都知道，“文明”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它是社会规则，是世界秩序，就像篮球有篮球规则，足球有足球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也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互相公平比赛，否则就乱成一锅粥了。

但是“文化”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感情和本能，对自己的文化做简单的价值评判。尽管有些人出于国族自尊和认同的需要，把自己的文化说得很好很优秀。

但是千万记住，当你把文明和文化能够做一个区分的话，你就一定要承认不同文化没有高低，文化只是族群的特征、习惯和风俗，这是历史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如影随形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文化去贬低他的文化，说自己的文化辉煌，说别人的文化丑陋。但是文明还是有高低之分的。也许有人觉得我是掉进了“进化论”的陷阱里面了，也许有人对这种传统的“进步落后论”嗤之以鼻，但是我还是要说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人，大家有史以来共同逐渐摸索出来一种互相交往的道德、伦理、法律和理性，用它来建立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守护公正、平等、自由和尊严，这样才会有了文明和野蛮的高低之分。所以我觉得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当接受文明，同时守护文化。

可是因为过去的论述中往往不能区分文明和文化，把这些搅成一团，这就造成了我们对文化传统评价上的困难。要么就极度地自卑，要么就极度地自负，要么就把自己说的是天下最好，要么就完全地丧失了自己的自信。

主持人：谢谢葛老师，真的是醍醐灌顶。我们邀请每一个嘉宾推荐一本书，一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请问您有什么推荐的？

葛兆光：我是一个知识很窄的人。我想介绍的一本书是澳大利亚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叫布莱内，他写的一本《世界简史》，我想大家都很忙，肯定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特别大部头的东西。可是这本世界简史写得非常简明非常好，而且只有一册，不到30万字。

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我这样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看来也是觉得非常精彩，这是第一个。

第二介绍什么电影，我很少看电影，我想介绍一个电影是张艺谋的《活着》，这也许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知道活着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是多么重要，而且如果你不走出中国，不走向世界，恐怕你会永远就是这样活着。

第三个要我介绍一个电视剧，坦率的说我对电视剧了解的很少，但是我想给大家非常郑重的推荐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就是BBC拍的《文明》系列，我觉得拍得非常好，要想了解世界，也同时了解自己，看《文明》这个系列专题片，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谢谢。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内容硬核、真实、“实事求是”。正如本书的出版者所说，《邓小平时代》“能够告诉读者中国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傅高义：有的书一两年人们就会忘记，我估计这本书会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夸，但是我觉得，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人们都会看这本书，为了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事情。《邓小平时代》堪称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中文世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作者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 傅高义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一位编辑朋友早在2013年该书中文版首发时，就通过预订买了一本，还记得当时的售价是88元。10年过去，现在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