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融和

下乡时经常说的话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些对有的知青来说，可能有些难度，对我是不难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条“农民”的根，从爷爷辈朝上翻，差不多都是农民。有两个叔父，一生都在田地上耕耘。再说了，我从小生活的栎阳镇，本来就是农村，现在还是农村。家中的亲戚，舅呀姑呀姨呀老表呀，差不多都是农民，班上的同学呢，很少有不是农家子弟的。还有，小时候寒暑假，总要回老家待一段时光，老家当然是地道的农村。上学期间，也是经常“学农”的，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摘棉花、拾麦穗、砍包谷秆、打土坷垃等等，都是熟悉的甚至是熟练的。

这一切，使我能够很容易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三同”是很自然的事了。初到队上，知青只有我一个，住在邵大妈家里。知青点还没有建立，起不成灶，就挨家挨户地吃派饭。包谷糁、搅团鱼、酸菜麻食浆水面，贫下中农吃啥我吃啥。干活也是铃一响就出土，锄地就锄地，摊场就摊场，汗水落地摔八瓣，把太阳从东背到西。三年下来，除了所谓的“摇耧撒种入麦秸，赶车能打回头鞭”之类的技术活没有掌握外，一般农活都是能拿得起放得下的。

和一些人的被动下乡不同，我的融和是主动的。我当时很愿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事实上，那些年我的衣着穿戴面貌神气，都和农村青年不差一二，出外干活，没有人能看出来我是知青。有两件事现在想来还觉得有趣：邵大妈的三儿子穿了一件粗布衫子，是那种白底蓝道的，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我就提出换衫子穿。邵老三愿意，邵大妈不愿意，她摸摸我的衬衫，说：“换不得换不得，你的新，他的旧，你这是涤良，他这是老布，换了你吃亏哩！”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吃亏不吃亏，只觉得我应该有那样一件衫子穿在身上。后来当然是换成了，我高兴地穿着那件粗布衣服，干活，开会，回家，走来走去的，觉得很舒服，很惬意。

还有一件事，是那年来省城参加知青代表会并受到表彰。全县来了二十几个人，其中有六七个女的。我们从住的地方出来，坐车到西安人民大厦开会。我在前边走，她们在后面笑，哏哏嘻嘻的。我扭回头，她们依然笑，我莫名其妙，将自己上下左右地检视了一番，没有什么反常的呀，就问她们笑什么，其中一个便指了指我手中的兜。嗨，我这才明白，她们是笑庞进怎么提了一个又皱又土的旧粗布兜，还是个红格格的！我朝周围看了看，这种兜的确绝无仅有，人家拿的，不是军用挎包，就是人造革包，还有其它什么质料的高级的包。也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来西安开会，还要考虑一下该提什么样的兜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我并没有认为我不该提这样的兜，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更换它，就一直提到会毕，再提上一兜学习材料，回到屯刘大队。

插队的三年，是和农民群众融和的三年。现在看来，这样的融和，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完全同一的，因为毕竟从小吃了一份商品粮，许多方面和农民还是有差别的。但是，这样的融和是珍贵的，它使我终生终世，在精神上，在血脉里，都和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有割不断的联系。如今，我离开农村已几十年了，但我对农村的事情，对农民兄弟，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关切。这种关切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的。比如，春天的雨水比较及时丰沛，我会望着茫茫雨雾自言自语，说这雨下得好啊，今年的麦成了；遇到旱象严重的岁月，我会陷入由衷的焦虑；而对那些坑农害农的贪官污吏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高兴的。

2 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人家的这句话，在那个年月，使用频率是很高的。然而，朋友的胸脯上没有挂牌牌，敌人的脸上也没有刻字，知青们初到一个乡村，面对的几乎都是勤劳朴实憨厚热情的面孔，又怎么能一下子将“革命的首要问题”解决好呢？

一次，一个身子瘦小，佝偻着腰的老人拉着架子车在前边走，我帮着推了推，问了句大叔家在哪头住，老人客气地回答了我。后来，民兵排长问我，你吃派饭去过那老汉家吗？我说没呀。明白了吧，排长说，他家是用笸篮蒸馍的，我问怎么讲，回答是笼大！我恍然：“笼大”不就是“农大”吗？也就是成份大了。于是不禁为叫了老汉一声大叔而不安，幸亏当时除了老汉，再没人听见。而我初到队上，对年龄大的人，都是以叔婶称呼的。排长告诉我，那老汉是摘了帽的地主，虽然没帽了，但还是地主。队上还有一个富农分子，叫有财，住在北头。别看他啥活都会干，人怪能的，但可是个敌人，阶级敌人。

从此，我对那个叫有财的“阶级敌人”有了注意。有财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样子，眼睛大大的，头发稀稀的，干活利洒得当，给人一种美感，是那种庄稼行里的“把式”了。对人也谦和有礼，笑咪咪的。一次做饭时，知青点的风箱突然拉不动了，我们几个人束手无策。这时候正好有财从门口过，见状就走进来，说这好弄这好弄，就帮忙拆了风箱，三下两下地修好了。这样的事情，要是连一句感谢的话不说，就不尽人情了，尽管我当时已知道了他的身份。

不久，工作组进驻大队。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批斗大会是首先要开的，对象是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有财是重点。事前工作组安排我发言，我一个知青，来了没几天，和人家前生无仇，后世无怨，怎么批，批个什么？当时流行的那些话我是会说的，文字也能组织得通畅流利，但你总得有点事实，不能全抡大帽子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修风箱这件事。于是就说这是阶级敌人居心不良，用小恩小惠毒害知识青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等。这件事，不说我后来反思时，将它归入了平生有违自己良知的需要忏悔的一类作为，即就在当时，也觉得勉强，心里欠欠的。不知有财当时对我的表现能否理解，他可能感到有点苦涩，好人做不得的苦涩；也可能认为这个知青娃是不得已；更可能是顾不得，因为更厉害的伤害在后面，有一个发言者，说着说着，就冲下讲台，当着全大队上千人的面，左右开弓地扇有财的耳光。

多年后，经历了几多风雨，我当然理解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恨，但当时是理解不透的，我自己也是恨不起来的。做了大队党的支部书记后，有一个工作项目是定期向阶级敌人训话，把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召集起来，讲一通“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话。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总觉得让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给一群年过半百、低头弯腰，脸上满是皱折，眼睛里全是忧苦的老汉老婆训话，自己心里先楚楚得不行。好在民兵连长是复员军人，胆子正，正好做这件事情。

有一回，我从村巷中过，见前面围了一大堆人，原来是媳妇和婆婆吵架，吵得很凶，媳妇的样子很泼。我知道这家是地主，媳妇的公公戴着“帽子”。这时候我已是大队干部了，碰上这样的事情不管不合适。想了想，就对着门洞，大声喊那老汉的名字，老汉颤颤巍巍地出来了，我问咋回事？老汉立马泪汪汪的，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说着就伸出柴一样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打自己的头。我当时心一下子就软了。这时候，那媳妇也跑过来叽叽叨叨，诉说的都是婆婆的不是，我没听两句就烦了，说：“别说了！吵到街道上不嫌丢人？还不快把老人搀回去！”那媳妇见我没有倾向她的意思，心里不舒服，嘴上依然叽叽叨叨的，但还是借台阶下坡，伸手搀起了老人——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3 左害

1968年到1976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年份。知青们不是化外之民，下乡的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那个年代所有的骤云暴风、大潮小雨，知青们都不能不参与，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就像后来的市场经济大潮，没有人能够完全躲得开一样。

同龄人中，我属于积极追求进步的那一类，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拔尖生。下乡后当然要继续革命了，一边下势苦干，一边积极进取，在不满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了先锋队中的一员。党员的基本素质是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学大寨，咱就学大寨，号召批林批孔，咱就批林批孔。公社要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了，书记说庞进你代表知识青年发言吧，我就走上台去，慷慨激昂一番。工作队进村了，队长说庞进你给咱刷些大标语吧，我就提着白灰桶，一笔一划地在面路的墙上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等等。

时尚如此，加之没有涉及具体的人事，我的作为就没有引起什么反感，倒是有“庞进的言发得好”“庞进的字写得好”之类的评价。然而，后来还是发生了下面两件事，多少影响到我的口碑。

那天晚饭后，我正拿着一本书在那儿读，一个回乡青年进来说，二老汉家唱老戏哩，你不去管管？那年月，老戏被打入封资修一类，是不允许唱的。既然有人来汇报，身为大队干部的我就不能不管。于是就去了。我进门的时候里面唱得正热闹，围了不少人。原来是二老汉过生日，请了一伙自乐班。二老汉笑嘻嘻地招呼我坐。我问唱的啥戏，回答是《三娘教子》，我就大声说甭唱了甭唱了。于是，唱的哑声了，拉的敲的没音了。大家面面相觑，有的人还拿眼睛瞪我。我说老戏不好，唱新戏吧。二老汉脸上没了笑容，说好好好，唱新戏唱新戏。唱的什么新戏我忘了，反正是没听几句我就走了。事后就有了议论，说庞进爱管闲事，把人家的好事摊子砸了。

那年月，私人养猪是要卖给国家的，如果不卖给国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偏偏有两户人将自家养的猪私下里杀了，且偷偷地卖了肉。这件事不知谁捅到了公社里，公社下了通知，让私宰生猪者到公社去参加学习班——其他大队也有犯此错误的人。通知是送到另一位大队干部手中的，这位干部说他病了，头疼得很，又让送到我这里。我不好再推了，就去通知了生产队。于是，有两个人去了公社，参加了三天学习班，并在有线广播上向全社人民做了检讨。这件事后来被说成是我向公社举报的。那两人过去对我不错，我在人家家里也吃过派饭，自从有了这档子事后，见我时态度就变了，要么冷冷地不说话，用一种别样的眼神瞟我；要么说两句带点味道的话，不冷不热的。

多年后反思，我不想把责任全推给时代，推给他人。农村人的业余生活本来就很贫乏，唱唱老戏有什么不可以，我完全可以不搭理。农民自己养的猪自己不能杀不能卖，农民还有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力？不就是为了多卖几个钱，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吗？这有什么错呢？我为什么不会像另一个大队干部那样推一推呢？即就是不推，压到我这儿不去通知，又能怎么样？再设想一步，为这件事情受点来自上面的批评，也算不得什么——即就是不当那个干部，我还不是我了吗？——我看到了浸入我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趋势。

好在对另外一些事情，如测量庄基地、自留地，动辄让农民砍树拆房等等，我的态度很是消极。这些在其它地方搞得很凶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事情，在我任大队党支书书的那两年里，一样都没有做过，这是值得庆幸的。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pang_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