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五部 选举为新中国领导人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了江西赣州去了。中央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后来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了阅兵总指挥。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其中旗杆的结构设计工作交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1949年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1949年7月1日纪念党的第二十八个生日后，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任副主任。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2）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3）人民群众游行。
9月21日至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极其民主而和谐的气氛。从《共同纲领》、政府组成，到国名、国旗、国歌、国徽，无不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按会议程序表决通过的。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的讨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质疑。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文，原义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表述方式。周恩来对此作过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已经叫了38年，一下子取消，怕有人不能接受。对“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周恩来和林伯渠极为慎重，联名设午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征求意见。这些都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老人。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
这样，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所有大会文件中，统统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
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4个钟头，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不许老百姓通过的。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华北门及其东西两道南北走向的红墙之间，直到金水桥前凹形的空场，其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七八十米，比较宽敞，适应召开庆典大会。
周恩来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开国大典的选择地点和日期。周恩来写的报告批示为：“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最终决定选定了天安门广场。
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举行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会上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项：一是，整修广场场地供群众集会用；二是，修补东西长安街道路供游行的群众队伍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三是，粉刷天安门城楼；四是，在天安门广场最适合的位置设计并修建与天安门城楼顶一样高的旗杆，供大典时升国旗用。四项任务中的第四项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须在9月底完成。
整修天安门广场场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众义务劳动实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组织43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消息在报上和各学校一公布，两天时间内，就有一万八千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9月10日15点，劳动开始。在广大学生的影响下，北平市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广场很快就旧貌换新颜了。
时间确定，刘常明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参谋，1949年10月1日，他和军委直属机关的战友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对举行开国大典的准确时间是知道的，但是出于保密，他对人们的询问笑而不答。直到中午，才传出了消息：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时正式开始。
刘常明说：阅兵定在什么时间，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阅兵式定在上午，那时候阅兵定在下午3点，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原因北平1949年1月30日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不定时来袭扰。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开国大典怎么确定，主要考虑到防空问题。我们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成都、广州、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着，它的飞机有个作战半径问题。如果我们早了，它轰炸以后可以返回去；我们选3点钟，它要轰炸天黑之前就回不去。所以，这个阅兵时间是反复考虑的问题。
国民党拥有的美制B-24轰炸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航程3380公里。而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也就是说，从那里起飞的B-24，轰炸北京之后，还能返回舟山群岛。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负责。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竖立旗杆是整修广场工程四项任务中的重点，只能由专业人员承担。市建设局相关技术人员主持这项工程。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林治远技术人员经实地测量，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刚刚解放北平，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由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最后确定，就将此旗杆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起来。
按要求要求：国旗自动升降，升旗时间要同国歌演奏时间相协调，国歌奏完，旗升到顶，并自动停止。在底座上固定加牢，同时安上自动升降装置。在装上旗杆前，对这套装置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调试，基本正常运行，时间上也符合要求。
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他们又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时，预埋了一根横穿马路的钢管，电线通过钢管横穿马路，沿金水桥越过金水河，从城楼东南角引到城楼中央，接上开关按钮。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确保自动装置运行正常了，施工人员才撤除旗杆四周的脚手架。
9月30日，在正式启用前，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试验。没想到的是，旗子升到顶了，马达还在转动，结果旗子绞到杆顶的滑轮里撕破了，被滑轮卡住降不下来。这时，脚手架已经拆除，无法修理了。
这下，可急坏大家，马上向建设局领导报告。很快，调来了组建不久的消防队。可消防队架起的云梯比旗杆顶还低好几米，根本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提议找来两位演杂技善攀高、颇有些名气的搭彩棚的高手。他们到现场一看，二话没说，冒着危险从云梯爬过去，再攀到杆顶，把旗子从滑轮里取了下来。
技术人员又连夜进行多次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终于有完全有握保证升降装置正常运行。他们还是怕“万一”再出现意外。经报请大典指挥部批准，又准备了一套保障措施，即：开会时，让一个人守在旗杆下，万一再发生旗子升到顶自动装置不停的情况，便立即手动切断电源使升降装置停下来；另一个人守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开关电钮的三脚架边上，以便从技术上保障升旗顺利完成。
1949年7月有一天，在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高存信向作战科长许欣之，副科长韩怀志布置任务：组建我军第一支礼炮队为开国大典鸣放礼炮。许欣之为礼炮队指挥，负责组建：训练，鸣放的任务(高存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接受任务后，根据要求在驻京各部队中选调54门山炮，组成礼炮队。炮长均由连、营干部担任，炮手均由班排干部担任。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始了艰苦严格的训练。按照要求，礼炮28响必须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步，共2分零5秒的时间以间隔4秒等速射鸣放。为了这个目标，在炎炎烈日下官兵们练肿了胳膊喊哑了嗓子，按时要求完成了任务。
北平解放后，升国旗、鸣礼炮。鸣礼炮，第一次是1949年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为何要鸣28响呢?
54门大炮表示统计的我国有54个民族，28响礼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逐渐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要鸣28响呢”? 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毛泽东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毛泽东微笑着默允了。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共和国第一支礼炮队，首次执行鸣礼炮任务是在9月21日晚7时。许欣之率领参谋复新及礼炮队进入中南海。9门礼炮在中南海边上一字排开，面向东，为在怀仁堂内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为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第三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1949年9月20日，距离开国大典仅10天，庆祝大会筹委会成立，为了在最后的10天内，做好开国大典的最后冲刺阶段方方面面的工作，包括秘书处、布置处、宣传部及指挥部4个部门。
对整个会场的椅子清洗，并对椅子进行搬运到会场，按照会议要求把放整齐，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六名抬椅工还是非常辛苦。连续收集椅子，在1949年9月30日前，椅子全部摆放到位。接受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检查。开国大典完了，六位搬女工还将椅子搬回原地。
1949年9月21日，庆祝大会筹委会成立后，庆祝大会筹委会主任聂荣臻致中共中央、华北局、政协秘书处的一份报告稿。这是一份自右往左竖排版的手写稿，落款写着聂荣臻的名字和日期。
1949年9月29日的“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为赶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文事致北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便函”。打印体的碑文旁，有彭真的手迹，内容是：“请今晚即找工人按此文刻石，明日下午二时后即举行奠基礼。”
“在安保方面，也有很多细节，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孙莉说，天安门城楼下的防空洞，长时间关闭，里面阴霉异常。为了预防空袭，开国大典之前，需要把防空洞清理干净、消毒。
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装饰设计，“开国大典挂在天安门两侧的8个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其实是两个日本人提出来的，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战役中被俘，因为是被日军强迫参军的，很爱好爱和平，人也很善良。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不找中国人，中国人也有艺术家！后来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他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图样。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张关于开国大典国旗比例及灯笼数量。天安门上是十个柱子，八个灯笼。
开国大典前夕，由南京被服厂女工们按照五星红旗图纸，加紧赶制制作各种大小五星红旗，竖立在天门广场，代表中华人共和国成立象征，以及参加会场人们使用。
参与者张目老人说：“只有20天的准备时间，天安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杂草清走，然后安灯笼、竖旗杆、搭观礼台。准备好之后，周总理来检查，结果红绸子卷在滑轮上了，只好人爬上去拿下来。后来改成电动的”。
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不许老百姓通过的地方。北京解放了，天安门也属于人民的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修葺一新，变成喜庆的广场，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戴帽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国徽，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仅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看来已经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八盏宫灯，八面巨大的红旗迎风飘扬，使古老的城楼焕发出媚人的青春。没有电梯，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一步一步迈上古老的台阶。每一个登上城楼的人，都是那么意气风发，心花怒放。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台，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观礼台，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非常高。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算是节日优待礼物。
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也很关注，在八九月间，他们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估计在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是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在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因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绝对保密，对那个国家也没有透露，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仅有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949年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开国大典后的1949年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下午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的光辉历程。
随即，毛主席向全世界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接着举行盛大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受阅部队。检阅毕，朱德总司令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指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随后，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的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等，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阅兵式持续近三小时，此时天色已晚，长安街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和红灯，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探身栏杆外，不停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情不自禁地在扩音机前大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广场上，人们热情洋溢，载歌载舞，万众欢腾，尽情地欢度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喜悦和欢欣鼓舞中。这一天，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早晨是小雨转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下午逐渐清朗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柏渠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完，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因为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194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飞行员、领航员和航空技术人员，为组建空军、创办和发展航空工业奠定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
中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这些飞机中主要以“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为主。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馀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方法训练新飞行员。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都陈列有该型飞机。
航校除了主力机型“九九高练”外、还有数量不多的其他机型飞机：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4架：二式高等练习机3架：中岛一式战斗机“隼”5架：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钟馗”3架：川崎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1架：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4架：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立川九八式联络机2架：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1架：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3架：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2架：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3架：
1949年10月1日，北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前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人民空军共有26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1949年的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对敬爱领袖的发言回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偷袭了我北平南苑机场，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30颗，毁伤飞机4架，倒塌民房196间，死伤24人。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形式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一路小跑着走进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常乾坤说：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前，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后人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开学典礼上，时任通化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宣布了航校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不久，朱瑞在东北战场牺牲后，由常乾坤任校长。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常乾坤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16年出生在四川省阁中县。1937年高中毕业，进入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简称笕桥航校)。1941年，国民党空军选派100名优秀的年轻飞行学员分两批赴美留学深造，考核官即是时任国民党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将军。邢海帆成为首批入选者之一，赴美学习。3天后，邢海帆他们途经夏威夷，他亲眼目睹了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舰巨大的残骸与仍然在空中盘旋不散的灰黑烟色触目惊心。
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国，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参加对日作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英勇善战、爱国赤忱的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党组织的要求回到解放区。
常乾坤对自己的这位在东北航校任教的下属是再熟悉不过了，立刻就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圈。
一纸命令到了东北。邢海帆受命后，当天下午就起程，搭乘一架C-46型运输机从东北直飞北平南苑，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飞行尖子。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往北平……6月初，人员和飞机全部集结到北平，航空处处长方华担任了训练大队的总教官。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家豪情满怀地做准备的时候，6月28日清晨，刚刚结束飞行的方华刚走下飞机，被飞转的螺旋桨击中，不幸以身殉职，时年32岁。
方华是安徽金寨人，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干部中既懂军事作战又懂飞行的难得的人才。他的牺牲，是人民空军的重大损失。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做出决议，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开国阅兵的总指挥由杨成武担任。空中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写的：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才有41个字。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二、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地面队列不可能去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三、空中联络。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四、高度多少？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高了看不清，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
五、是否带弹？为什么要提出飞机是否带弹的问题呢？因为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间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两条标准：第一条，飞行技术要过硬，第二条，政治上绝对过关。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邢海帆、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我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过来的。这些年轻的起义人员受到了极大的信任。
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从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可否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和安志敏处长去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在座的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后，聂荣臻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名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方槐处长适时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
聂荣臻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紧张地训练。这一天，邓仲卿驾驶“蚊”式轰炸机起飞离地时，右轮胎突然破裂，飞机一度偏斜，邓仲卿凭借熟练的飞行技术，平安返航落地。机械员在破轮胎上发现了炸弹的弹片。航空处总结这次飞行事故的原因认为：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后，跑道上留下的弹片没有清扫干净。以后，华北军区航空处发动群众对机场跑道、滑行道进行认真、全面的清扫，清除隐患。
一切都在紧张的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可几天后，又出了一个岔子。
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飞机发动机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徐兆文跳伞成功，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这是9月，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刀口一般的高粱茬子，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他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可以想象徐中队长那双可怜的脚掌。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一下围了上去。
误会很快解除，纯朴的老百姓们扶着抱着，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送水送鸡蛋送烧饼，又找来马车，用两匹大马拉车把徐兆文送回到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去了，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
徐兆文的脚绑上绷带，但他人却没被绑住，开国大典那天，他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我们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周恩来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
的确，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忽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飞机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可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再挪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同志真是智慧超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们看，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都很兴奋，都觉得这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邢海帆又提出一个问题：“机种复杂，飞机又破又旧，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吱声了。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为什么呢？
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时，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告知。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就两个字：“可以。”
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宛机场设置了等级战备，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
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军委航空局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了好几套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拦截都有明确的部署。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袭，按飞机的速度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达了北平的边缘地带还未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承担射击任务。人民解放军仅有一个飞行中队，地面只有2架飞机值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安排部分受阅飞机带弹，以便遇到敌情能够立即投入战斗。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几十年之后，阎磊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任务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其他飞机也在机场值班待命。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受阅飞行人员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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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广场上的阅兵开始。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P-51和“蚊”式飞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集结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以严整的队形，依次进入航线。
看见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方槐等发挥小速度飞机速度小高度低的特性，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第1、2、3分队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其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P-51机群第2次刚刚通过天安门时，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立即指示飞行员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平安在南苑机场着陆。
2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万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另2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到南苑机场着陆。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受阅飞行员代表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真正的总司令了。”（作者系空军政治工作部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责任编辑： 江虹）。
1949年的10月1日，年轻的飞行员王延洲驾机参加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抗战中他曾击落过5架日本飞机，是至今仍在世的少数几位中国“王牌飞行员”之一。
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的，当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王延洲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南苑机场待命。“我刚刚打开飞机座舱里的收音机，就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
下午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望见绿色信号弹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
17架飞机中，有9架是P-51型战斗机，2架是蚊式战斗机，3架是C-46型运输机，1架是L-5型通讯联络机，最后2架是PT-19型初级教练机。17架飞机要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
“17架飞机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但上级要求，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确实很有难度”。
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飞行队决定起飞的顺序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们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35分，受阅分列式正式开始，“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下面真是一片红旗的海洋。直到现在，我对这种鲜艳的红色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当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天安门上空。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天安门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后来，好多人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其实后面9架是重复飞行的”。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训练参加阅兵仪式的各兵种部队，准备好要放的礼炮、礼花，城楼和广场的会场布置，保证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顺利升起，以及组织30万群众参加有条不紊地参加庆祝，所有这些都自上而下层层有专人负责，而且不断检查。直到10月1日天蒙蒙亮时，周恩来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作最后的检查，然后又来到广场审视了整个布局。
人民的武装部队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给予人民的是更加坚固的胜利信心。我国年轻的海军部队与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地列队出现在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坚信他们既然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鼎盛，我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几十万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整连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历时最长的一段，一直顶到太阳西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指挥台上久经战阵的军官们向身旁的非部队人员不断地解答着：“头两辆并排的小吉普车是指挥员和政委，后两辆是参谋长和政治主任，后面一辆是旗兵，这队野炮是日式九零野炮，能打三十华里，这是美国的十五生的大榴弹炮，这是中型坦克，这是装甲车营，……”所有摩托车与战车、炮车……都是油漆了的，装了红星与八一字样，轮子一圈白，颜色壮美而一致。这是人民的战士们加意装饰了的。
往西长安街看，不知部队已走出多少里；往东长安街看，不知还有多少里长的部队准备走进会场来，人们越看越振奋，觉得自己祖国的武装力量已是如此地强大。骑兵部队的许多连队最后以极整齐的五马并跑经过主席台前时，激起多次的热烈鼓掌。不仅跑的齐，而且马的颜色也是以各个连队为单位，要白全白，要红全红。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的时候，天安门紫壁上的太阳灯、各色灯光在黄昏里开始发亮，人丛里的灯笼火把都点着了火，全场一片火光红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成群地放出红色、绿色、雪白色火球，拉着无数美艳的火丝，回头下降，劈劈啪啪响成一片。东西长安街上夹道的人群，开始围观提灯游行的漫长行列，交互地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声。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阅兵式共用了2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有1.6万多名。
接下来是群众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1949年10月1日凌晨，为在开国大典执行任务，礼炮队开赴天安门，在现公安部门前，54门礼炮炮口冲南，向东一字排开。按照炮兵作战指挥原则，正职在前方指挥所，副职负责后方阵地。礼炮指挥所就设在天安门东侧的三座门下，与天安门阅兵指挥部有直通电话，许欣之就在此接受天安门阅兵指挥部的命令。
庄严神圣的时刻终于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话筒里阅兵指挥部的命令，许欣之挥动红旗向阵地下达“放”！的命令，礼炮齐鸣。28响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礼炮队圆满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开国大典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宴请出席开国大典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各受阅部队指挥员。许欣之受邀参加了宴会。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地进行拍摄。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而细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所无法弄明白的。1949年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来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下方留有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下面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包瑞德在1949年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绝无仅有的绝版。
被授权拍摄开国大典纪录片的苏联摄影师不慎将拍摄的胶片失火烧了，回国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服刑。
苏联摄影师被授权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他们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在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几天内，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些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2019年9月21日，中央档案馆精选馆藏珍贵档案文献，推出“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大型档案文献专辑重磅发布。此外，以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开国大典彩色影片为基础剪辑制作的开国大典影像档案，是目前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的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视频，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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