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燕山夜话》引发的故事
文/陈剑
父亲留下的书籍里，有一本196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燕山夜话》。书已经很破旧，少颜无色，还有破损，一看就经历了岁月的磨砺，被很多人不知翻过多少次。
而这本书的来历也很曲折而值得回味。
1962年春天，父亲去北京出差，走出火车站，顺便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住进招待所后，随手拿出来浏览，发现上面有一个《燕山夜话》的专栏，所刊登文章是署名马南邨的杂谈《为李三才辩护》。那流畅的文笔、新颖的观点、大胆的陈述，当即打动了父亲的心，他反复看了几遍，还不忍罢读，却不知道马南邨是谁。
父亲当时是不满30岁的青年，工作在小县城，不可能知道马南邨的真实身份。县里也没有《北京晚报》，再读马南邨的文章已不可能，但这个栏目和那个作者的名字却让父亲牢牢记在了心里。
转眼到了1966年，这年的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父亲读过后，才知道马南邨原来就是邓拓，也借此对《燕山夜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父亲只是读过其中的一篇文章，至于姚文元的观点对不对，父亲涉世未深，不敢妄议。
一天午饭后，天气酷热，不能入睡。父亲到不远处的新华书店闲逛，在书架上随手翻阅时，意外发现了《燕山夜话》单行本第5册。店里只有一个人在值班，父亲有些紧张地左右看了看问：“我能要了这本书吗？”值班的那位比父亲年纪稍大，也很紧张地看看父亲、看看书，悄悄说：“可以，拿走吧。”父亲付款结账，这个单行本就到了父亲的手上。后来才知道，虽然姚文元点名批判《燕山夜话》，但多数人还是以为这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未与政治挂钩。再说了，上级没有通知什么书不能出售、什么书要下架，书店照常出售也很正常。
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值班的是书店经理姚爱文，这本小册子居然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造反派知道这本书已售出后，对姚爱文不依不饶，让他几次做检查，才算过了关。
可这个单行本只收录了马南邨30篇文章，远远不能满足父亲的愿望。
谁知几天后，父亲也没能躲过一劫，书被没收了，还一直被“靠边站”。
形势越来越严峻，气氛越来越紧张，几近失控。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很快，新华书店的很多书籍都被视为“大毒草”而下架，拉到了造纸厂化浆造纸。在这种情势下，父亲再想找到《燕山夜话》中的其它文章，就算心情再迫切，也不可能了。
可事情偏偏就有了转机。
后来的某一天，无所事事的父亲到一个文友的宿舍串门，看到了一本包了书皮的书，上书“批判资料”，翻开一看居然是《燕山夜话》合集。里面的前3页，都用毛笔大大写着“批判资料”。父亲从心底佩服文友的睿智和手法，会意地一笑，说：“我也要写批判文章，让我参考一下，看看这个‘大毒草’究竟毒在哪里。”就这样歪打正着，父亲的手上有了这本《燕山夜话》合订本。 那些日子，父亲所在的单位一直到街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响彻云霄。而躲在屋内的父亲，一边准备好了笔墨、纸，摆出准备写大字报的样子，一边仔细研读《燕山夜话》，陶醉在美妙的文字里。但为了应付，父亲也草草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第二天，就有造反派质问父亲：“全国人民都在批判‘三家村’，你咋写‘学习邓拓’？”父亲说没有啊。到现场一看，原来父亲写那个“对邓拓”的“对”用的是繁体字“對”，还是草书，咋一看就像是俩字。父亲苦笑一下说：“这是繁体字。”这才不了了之。
再后来局面就完全失控了，造反派每天在抄“走资派”、知识分子、“五类分子”的家。父亲为安全起见，就在早晚时候，用一个小书包，把他的一些藏书，包括“文革”前的《人民文学》、《旅游》和一些名著，一点一点转移到了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当然，还有这本《燕山夜话》，此后，这本书一直跟随了父亲50多年。
《燕山夜话》为父亲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父亲退休后，总喜欢写些东西，《燕山夜话》便是参考、翻阅的重要书籍。他还写下了《我与〈燕山夜话〉》，叙述了他当年从买《北京晚报》到得到《燕山夜话》的曲折经历，在媒体发表。
1999年6月25日，《南方周末》在第7版发表《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的解密文章。父亲看过后，在《燕山夜话》扉页写下“1966年5月18日邓拓自杀于家中”，还在书中留存了《南方周末》这一专访。可见这本书在父亲心中的份量之重和对邓拓的仰慕程度之深。
这本书还是父亲的创作动力和源泉，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淡化。2012年的岁尾，父亲病入膏肓，却惦记他的文集，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我与〈燕山夜话〉》这篇文章收录其中。因为这本书不仅来历曲折，也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动荡不安，见证了那一代人甘愿付出，勇于担当的情怀。
还需要提到的是，因为这本《燕山夜话》，还引发了父亲与姚爱文之间的那段友情。在父亲买书之前，他们之间并不熟悉。父亲是山东人，孤身一人来肥乡工作、成家。而姚爱文家在偏远的农村，都不在一个单位，没有交际的机会。却因为这本书相识、相知、相交，并同时蒙受挫折。姚爱文卖书挨了批，父亲买书被“靠边站”，可谓患难中结下的友谊，特别是得知对方都酷爱书法时，更是相见恨晚。所以他们两个既是书友，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延续了半个世纪，甚至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
今年疫情期间，恰逢父亲去世7周年，伯父姚爱文专门写下一篇文章，来追忆我的父亲，其中就有一段记述了当时因为这本书挨批、作检讨的经过。可见姚伯父也很敬重我的父亲，也很珍惜这份情感。
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已经作古，一个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当年冒险卖书、买书，由此结下友谊，已成为一段佳话。而这本书则浸染着那一代文学爱好者的智慧和心血，印证着人们之间的纯洁友情，也见证了那个年代动荡与不安，便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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