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棻视界观世界 梁启超与汪康年》（仁智）
贵州女婿梁启超（1873—1929），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
17岁中举。后从师于李端棻、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李端棻、李蕙仙、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
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汪康年（1860年—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光绪十八年进士。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官内阁中书。
甲午战后，在沪入强学会，办《时务报》，后改办《昌言报》，自任主编。又先后办《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
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创办近1O种报纸。
他对中国早期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
汪康年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使当时的报纸内容向现代化革新并树立了现代报业的观念。
当时中国报业刚刚起步，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汪康年“殚精竭虑”，在经营报馆时很注重报纸的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等问题，开创了中国报馆商业化经营的新时代。
汪康年提出的种种新闻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他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
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
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的业内经验。
作为中国近代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强，欲化愚弱为明强。
1895年（德宗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
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
1898年创《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
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
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
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
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
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
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
“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
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在内。
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
“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
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1900年是汪康年与政治权威发生关系的第二个高峰期。
是年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活跃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关节点”。
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
1899-1900年，汪康年除继续与叶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绅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保持联系外，还开始与革命派、民间秘密会党以及日本人进行联络，多方探索变革之路。
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参与发起正气会和中国议会，试图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中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政局，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夙愿，从而达到了他一生中激进的顶点。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中国议会的渊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桑兵教授撰有长文专门探讨，此处不拟赘述，只想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论析汪康年及中国议会(又称“国会”)对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的双重态度。
在正气会和“国会”内部，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和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摩擦。
导致两派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是政治宗旨上的分歧：
“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汪康年一派的确与东南督抚保持着密切关系。
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汪康年等人反对排外，力主和局，因而极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发起的“东南互保”。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
据汪诒年记载，庚子五月，“闻英与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先生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可见，汪康年还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
其二，汪康年等人想借助张之洞等封疆大臣之力，一则争取和巩固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二则实现其变政革新的目的，所以极力维持并力图发展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关系。汪康年派对张之洞等人寄予希望，认为“(南皮)固不甚中用，然尚赖其支持一二，若并此无之，真举国无人矣。”“然而环顾海内，舍仪老、香帅而外，更无人可与言大计者。”而在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对“国会”的成立和早期活动均未加干涉，张之洞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这进一步促使汪康年等有声望而无权势的江浙士绅倾向于争取督抚的支持。新闻理论
首先是对报纸的定性，他认为"报者，若兵器，仁者用之，则可为至仁之事；不仁者用之，亦可为至不仁之事"（《论报章之监督》，《京报》，1907年6月21日，转引自《遗著》卷二，第32页）报纸是一种兵器，具有工具的性质，掌握在谁手中，它就为谁服务。因此要重视报品、报德，在汪康年眼中，报刊的品德有两点极为重要：一、真实无假，不应该为赢得轰动效应，捏造夸大事实；这样虽然当时见效，一旦为读者知情，必将失去读者信任。二、公正不偏，因报刊影响面大，立言必须公正，不能因一己之好恶，混淆事实，颠倒黑白。否则不但自贬身份，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不利社会稳定。
其次，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主要由4点，一、监督功能，"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主张报纸应监督政府和社会，以使其趋向良性发展。二、启蒙功能，"夫振起社会，开发民智，不能无望于报"，利用传媒的传播优势，宣传近代理念，开启民智。三、沟通功能，"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利用报纸公开、迅速、普及的特点，将原本层层相隔的民间与政府联系起来，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四、舆论指南功能，"盖报者，全国人之指南"、"甚于火炮百倍"，利用报纸进行正面宣传，扶正气，刹邪气。
再次，对报纸自身的建设，汪康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其处地至崇，其握权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所以要加强对报纸媒体的监督，让社会、政府监督媒体，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此外，对具体的编辑操作，汪康年总结出许多编辑心得和规范。如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能因读者常以要闻多寡来衡量报纸质量，就将平常事统统列入要闻。报名内容要分类，以大字标出，以求醒目之效；转载其它报纸、杂志的新闻稿件和文章，应注明来历，以避窃取之嫌。翻译外文报纸，遇到记载误解我国事件者，应加按语纠正；翻译人名、地名，应用惯用之字等等，这些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当时却是很重要的经验。由此看出汪康年一方面从读者出发，以方便读者为出发点，总结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
这也正是汪康年办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与民智的提高，因此，呼吁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师范馆：
“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便成了北师大的前身，与源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北大同根同源。
在这个高等教育初创的年代，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成了它最初的校训，将个体的求学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办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
起步于微末的师范馆，被寄予了成为国家近代化教育标准，像北斗星一样引领教育发展的厚望。
之后，爱国主义与弘文励教成了北师大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磨灭的两个特色，支撑着学校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191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大学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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