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高兴一阵子。但在高兴中，也有悲伤。国民党就像一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解放区随处都在爆发战争。
抗日战争一结束，在中国的大部分铁路交通线都在解放区军民的控制或包围之中。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所谓“恢复交通”的借口，企图利用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并且把它的几百万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进攻解放区，抢占大城市。
中共正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建立新三民民主共和国时期，就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自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等部一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人民解放军围歼，放下武器。迫放下武器的高级军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树森等多人。
1943年，正当世界二次战局势开始发生转变。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同盟国开始转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日军也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中国战场，八路军和国军都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却德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威胁，苏联为了争取西方国家支持，5月，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国际解散了。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无娘的孩子。
蒋介石由此，借次机会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扬言要在年内解决内政问题。同时秘密向胡宗南下达了《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命令胡宗南进行相关部署。6月份，胡宗南动作频繁，不断调动部队，计划以5个军的兵力，多面夹击，偷袭延安，快速结束战争，称之为“闪击延安”。
熊向晖地下共产党员，他于7月初通过秘密渠道把消息传递到了延安，延安得知这一计划后，不以为惊奇。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惯用用的手法，他们知道陕甘宁边区情况，为了抗战，延安兵力基本上都到日本控制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延安兵力空虚，只剩有正规部队只有359旅，大生产连年开荒种地，战斗力锐减情况下。胡宗南借以偷袭策略，对延安中共首脑机关采取偷袭。朱总司令得到情报后，明电警告胡宗南，同时在广播、报纸上大力宣传，表示我军早有准备打打仗。
胡宗南见次计划泄露，分析延安已早有准备，攻取不易；日军也知道军队调动情况也有可能趁机来攻；不顾舆论继续打的话必然会引起盟友批评，对老蒋不利。只好收兵，结束“闪击延安”计划。7月11日复电朱将军，表面上声明无意进攻。熊向晖的情报为粉碎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地下共产党工作者，不拿一文钱，就像毛泽东大赞那样能顶几个师。
胡宗安也好像发觉，也可能内部有人泄密。直接问送来电报的熊向晖说：”是谁泄的密”？
熊向晖巧妙回答道：“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
胡宗南又单独叫来了特务头子刘大军询问。不过他显然没有怀疑熊向晖，当晚照例让其参加了军事会议。由于涉及面太广，经调查到最后无果而终。
抗战胜利以后，胡宗南晋升上将，他非常高兴，决定兑现当初的承诺，保送熊向晖到美国留学。熊向晖暂时离开了胡宗南部，将家人安顿到南京，并经批准，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最终赴美行程定于1947年3月。原本船票已经订好，胡宗南却安排人找到他，让他推迟赴美行程，再赴西安担任机要秘书，等打完延安再走。
3月2日，熊向晖到胡宗南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递给他一个公文包，要他反锁房门，根据包内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包里有两份绝密文件：一件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件是陕北兵力配置情况。
第二天，熊向晖随胡宗南乘专机飞回西安，熊立即找到西安的联络员王石坚，将相关情报汇报。3月10日，胡宗南召集各部开会，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于13日佛晓发起进攻。此时，胡宗南部配备的最新侦测无线电台位置的设备，已经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密集，判断中国总部在此，并在继续侦测判明具体位置。
情况十分危急，但此时熊向晖已经无法直接外出去找联络员。情急之下，他决定违反工作规定，冒险找信得过的第三方转交。他用普通信封装好情报，上面写明帮转联络员王石坚代名，再另写一封信给旧友潘裕然交代，并用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密封，由相熟的部队机要交通员送达潘裕然处。这其中环节较多，但凡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有可能让熊向晖掉脑袋，但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好在，最后情报安全送达（注1）。
彭德怀接到消息后，立刻部署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以防国民党军队空袭，极力劝说毛泽东尽可能早点撤离！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领进攻的兵力多达25万人，外加94架飞机配合，而我军只有359旅2万多人兵力，党中央果断决定放弃延安。在撤离之前，毛泽东作过动员报告，毛泽东还解释道：譬如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强盗要抢他的财宝。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那就动作灵活，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失，存地失人，人地皆存”。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动员报告
毛泽东动员所有人撤离延安，到山里去躲避国民党军队进攻，工作非常细，把能带的东西全部带走，保证人的生活。
3月13日，其中胡宗南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的十四万人，分两路向延安发动猛攻，五十多架敌机轮番轰炸延安。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王家坪毛泽东住的窑洞的院子里，爆炸声震天动地，硝烟四起，毛泽东正在地图上专心致志地勾画。当警卫人员多次请毛泽东转移，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里同周恩来、彭德怀商讨战局，突然，两颗炸弹在窑洞门前不远处爆炸，一股巨大的气浪把门窗玻璃全部震碎，警卫员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只见毛泽东弹了弹身上的灰尘：“他们的风不行， 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 周恩来、彭德怀请毛泽东及早转移，他不走。
3月16日傍晚，毛泽东接见了新四旅的部分干部期间大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纷纷劝毛泽东撤离延安。毛泽东用手在桌上轻轻一击：莫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毛泽东只说了两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和“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怎么样呢？”警卫人员只当是毛泽东灭别人的威风，却彭德怀却严肃的对警卫员说道：“毛泽东主席从来不开玩笑，他这么说的就是这么想的，该走时，你们抬也要抬走他！决不让它留下！”
事实证明，彭德怀说的都是真的，胡宗南的兵开始向延安进行猛攻的时候，警卫员多次劝说毛泽东离开，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说的还是那句话“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兵！”
当炸弹落到毛泽东所在的院子时，毛泽东依然淡定自若的坐在房间里一手抓笔在纸上画着，一手端茶，茶水一点没洒出来，即使烟雾已经将房间内弄得一片昏暗，但是毛泽东笔下的调兵路线一点没歪，警卫员们看到毛泽东稳如泰山的样子都感到震惊了！
之后他们开会的院子也屡次受到炮弹袭击，众人纷纷劝说毛泽东离开，毛泽东坚持自己要最后离开延安，毛泽东有言在先，分量真的是很重，也难怪彭德怀会那么严肃！
在所有机关和同志都撤离之后，彭德怀等人才让毛泽东尽快撤离，毛泽东这时却选择要吃饭，平时吃饭时，毛泽东吃饭速度算是很快的，可当今毛泽东却吃得相当慢，看来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了！
面对这样的毛泽东，彭德怀却着急了，急忙大声吼道“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待了，马上给我走！”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窑洞同王震谈话，突然南面传来的大炮声和激烈的枪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和我军在三十里铺交火，我军顽强阻击，尽可能推迟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掩护党中央顺利撤出延安。形势危在旦夕，彭德怀跑进去：怎么毛泽东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王震忙说：毛泽东，你必须尽快撤离。
3月18日六时许，炮声、枪声越来越近了，敌人离延安不远了。当毛泽东得知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延安群众以及从前线陆续撤下来的部队已经安全撤离后，毛泽东终于走向了窑洞前的吉普车，开始了转战陕北艰辛与危险的征程。登车之际，毛泽东突然转身对同志们大声说道：“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注1）”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但空城一座。胡宗南亲自到延安，参观了中共领导的原住所，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子抽屉里，发现一张毛泽东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完后哈哈大笑，这也是熊向晖最后一次亲看到他大笑。
尔后，1947年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美国吧。五天后从延安撤退，胡宗南从而又占领了延安。
国民党就开始对外宣布，占领延安的消息，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宣称：今年之内将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总参谋长陈诚也雄心勃勃地对记者发表谈话：我看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能完全剿灭共产党。
胡宗南则在延安对记者宣布：毛泽东已成流寇，我国军正在大举进剿，消灭陕北共匪指日可待。此时尽管他的部下刚刚在青化砭战役中遭遇败绩，但是并未影响胡长官的豪迈决心。
所有这些国民党高层的表态绝非妄言，历史表明他们曾经距离全面胜利仅有一步之遥，事实上此时处于不利的共产党稍有失误或者一着不慎，重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苏区沦陷的历史悲剧并非没有可能。
25日，就在南京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和国军在延安举行盛大入城仪式的新闻之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主动求见蒋介石。
这天会见的气氛十分友好，司徒雷登大使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杭州，亲手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并担任校长，同许多中国政要包括孙中山、宋氏家族等关系都十分亲近。主人向客人简要介绍了当前“剿共”的大好形势，重申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特意邀请美国总统重新派特使来中国考察。大使先生则表示，将向美国总统转达中国政府的意愿，他本人则为中美关系的重归于好而感到真诚高兴。宾主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战略关系，为重建战后的新亚洲做出努力。
送走美国大使，蒋介石如沐春风心情畅快，还有什么事情比迫使趾高气扬的美国佬低头让步更令人扬眉吐气的呢？他对陈布雷说：“攘外必先安内”，不光抗战时期是这样，今后也是基本国策。
陈布雷恭恭敬敬地回答：是这样，先生。
但是这天蒋介石的好心情注定难以持久，国防部送来一份陕北战场的紧急电报，正在全力追击共军的第一军一部在延安以北青化砭遭到伏击，正、副旅长失踪，旅部及一个团共两千余人被歼，仅有少数官兵逃回。
国民党中央全会刚刚闭幕，政治形势正在朝着他设计好的方向发展，连美国人也知趣地献上大礼祝贺，但是毛泽东却不失时机地给他送来一个噩耗，似乎有意要败坏领袖的胃口。其实蒋介石并不在乎一场局部战役的得失，从全局看，国军优势并未受到影响，重点进攻也在步步推进之中，但是共军发动青化砭之战的意图分明不完全在军事上，它似乎更像是要传达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那就是警告挑起内战的南京政府，虽然你们暂时占领了延安，但是解放军主力并未被击垮，他们有能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整团整旅地消灭国民党部队。
不管外界宣传怎样沸沸扬扬，蒋介石心中十分清楚，占领延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如果要彻底摧垮共产党及其军队，根本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擒贼先擒王”，只有活捉或者击毙毛泽东，才能彻底铲除心腹大患。
这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延安前线的学生打了一个电话，他丝毫没有提及青化砭战役的失利，而是提醒胡宗南，第一，国防部正在考虑授予他一级云麾大勋章，以表彰西北战区攻占延安的功绩。第二，占领延安只是形式上的胜利，只有斩草除根才能平定赤患。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他就会再造出许多个延安来。接着他语气淡淡地问：毛泽东哪里去了？电话另一端的胡宗南恭敬地回答：根据可靠情报，毛匪已经逃向北面的瓦窑堡，其余共党匪首也可能聚集在那里。学生保证，他们一定逃不出我军围剿。蒋介石严厉地命令说：彻底消灭他们！无论死活，我要见到照片！对方诺诺。当蒋介石放下电话时，他确信学生已经领会了自己的苦心。胡宗南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并且忠心耿耿追随自己，这是蒋介石格外器重和提拔他的原因。蒋介石有意把”戡乱剿匪”的重任托付给这个学生，也就是“天降大任”的意思，一旦剿共成功，消灭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胡宗南就将平步青云前程无量。
毛泽东哪里去了？叩问茫茫历史夜空，这个大大的问号牵动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目光（注1）。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的部队声势浩大地进攻延安。3月18日晚，毛泽东主动撤离。3月19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占领延安。国民党占领共产党的“老巢”后，需要制造声势和政治宣传来鼓舞士气。8月7日，“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降落，蒋介石踌躇满志携带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延安。
蒋介石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告诉随从人员：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蒋介石想亲自看一看这个神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这个环境下是见不到自己对手毛泽东的。
胡宗南为了制造气氛讨好蒋介石，时间紧急情况下将《东方红》中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改成“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当蒋骑着白马，以国家总统身份视察延安时，欢迎群众在国民党组织的指导下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延安充满了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蒋校长意气风发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对众官员连连称赞“好好”。这光天化日之下就闭着眼演戏，演员都没底，看戏者却感觉良好。真是历史奇闻。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随行簇拥下视察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
蒋介石在枣园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的“家”。眼前的这一间窑洞和老百姓的完全一样破旧不堪，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蒋介石让随从先进入窑洞内巡视一番，随从汇报说：“校长，窑洞内墙面剥落，有一张榆木钉起来的破旧不堪的床，一张高低不平的榆木桌子。”蒋介石亲自进到里面环视一番。
蒋介石在院子里转了转，看到一个纺车，他便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胡宗南回答：“被我大军围困，这里长年物资匮乏，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纺纱用的。”蒋介石俯下身子，信手摆弄了几下，气的脸色发青。
一个吓得不断颤抖的农民被带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态度和蔼地问他是否见过毛泽东？老农回答说经常见，毛还在他家里吃过枣子。蒋问：你送给他的？老农回答：没，他买的，给了额钱。问：毛泽东穿什么衣服、鞋子？答：跟那些兵一样，穿旧衣裳，袖口还打着补丁。穿布鞋也有草鞋。蒋又问他：还说什么？老农回答：他问我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问：你怎么回答？答：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这是蒋介石想听的话吗？但这是真实的。
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他实在是难以相信，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中共何以发展壮大成了现在这样的力量？怎么指挥着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又是怎么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他看得很仔细，提出许多问题，随行的胡宗南等人根本答不上来。
蒋介石在延安看到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震惊，因为无论是抗大，还是政府的办公所在地，所有都是十分的简陋、破旧、低矮的窑洞，条件十分艰苦。如果没有那些牌匾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在抗大学校，蒋介石看见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一排简陋的窑洞教室，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具。黑板是用木炭灰涂黑的，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按，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学员就坐在小凳子上在礼堂露天中听课。当蒋介石得知共军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学习过，他沉默良久感叹说了一句话：“若论条件，我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不知道比这里强多少倍，可是会打仗的人反倒越来越少，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随行人员面面相觑，都无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他看见一个小板凳，亲自尝试坐了下去，小凳子太矮，他差一点坐翻在地出丑。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朱德、彭德怀也经常下田干活，董必武、任弼时都能纺线，359旅旅长王震带兵开荒。延安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这些蒋介石不想听又想知道的信息让他脸色铁青，表情凝重。
蒋介石被深深地震撼了，延安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却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如此之久。国军中几乎每一个战士吃的住的都要比毛泽东强百倍。
胡宗南为了迎接蒋介石来延安，忙活坏了，他把蒋介石平日用的脸盆、澡盆、马桶、钢丝床、食物、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都空运到贫瘠的延安，以博取蒋的欢心。
但蒋介石不是来消受这个享受的，魂不守舍的熬过了一夜，第二天，蒋介石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不得不说，蒋介石在延安看到的一切，如芒在背，意念崩溃，怅然若失，心理上开始泄气败下阵来，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大溃败。
历史在这以后的车轮走向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方向前进，国共对抗，国军全面溃败。四年后的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神色黯然地败退到台湾。临走之际他说：“去延安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注定了国军的失败。”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胡宗南于3月25日清晨来到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封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可以断定，他肯定没有把这封烫手的信给他的校长看。毛泽东就是在这样谈笑中拿他的对手开玩笑，看樯橹灰飞烟灭。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对彭德怀说：“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果然，历史按照一代世纪伟人的导演下书写。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在撤出延安1年1个月零3天后，收复了延安。
起初国民党情报并没有出错，公元1947年3月18日夜晚，毛泽东一行离开延安，为避免暴露目标和遭到敌机袭击，车队昼伏夜行，经延川、清涧之后赶往瓦窑堡与其他几位先期撤退的中央领导会合。
由于胡宗南指挥部判断出中央机关的撤退方向和大致位置，派出多批多架次飞机不间断地进行空中搜索和轰炸，胡宗南亲自下令，一旦发现目标，无论是汽车、队伍还是房屋村庄，立即进行摧毁性打击。
在一处地名叫做刘家渠的小村庄，驾驶员和警卫员细心地为车队一一盖上高粱秸和草捆，远远看去好像一些陈旧的草垛，如果不是走到跟前细心检查，谁也发现不了草垛下面隐藏的秘密。战士们凭借过去的经验做好伪装，他们自以为小心谨慎万无一失，敌人飞机在天上，敌人飞行员再狡猾，就算他们的眼睛像老鹰一样尖锐，但是老鹰能看穿地上的草垛吗？
当太阳从东方山头上冉冉升起来，把早春温暖而明亮的光芒铺洒在沟壑纵横的山沟深处时，小山村就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童话世界。由于隐蔽汽车的位置恰好背对东方，太阳的光线不偏不倚地穿过草垛缝隙投射在汽车后视镜上。由于仰角的关系，地面上的人们很难发现玻璃的太阳反光，但是在空中就不一样了，这种来自地面的异样反光就等于目标信号，老远就引起了敌机的注意。国民党飞行员都是参加过对日抗战的空中老手，他们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善于通过蛛丝马迹来分辨伪装目标。于是两架敌机立即俯冲下来，对地面可疑目标包括村庄、行人、草垛和窑洞发动猛烈攻击，机枪反复扫射，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
车队遭遇遭空袭，多辆汽车被击毁，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亦有多处被子弹击中。值得庆幸的是，发现目标的敌人战斗机并未携带重磅炸弹，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正在窑洞休息，敌机子弹射中了门框，把老乡的一口水缸打碎了。毛泽东被枪声惊醒，他看见窑洞里进了大水，自己的两只布鞋像小船一样在水面漂浮。正在纳闷，周恩来从外面闯进来，二话不说拉起毛泽东就奔到外面的安全地带躲起来。等到敌机飞走，周恩来命令马上转移，队伍疏散到山沟里隐蔽。这个措施十分及时得当，当第二批携带炸弹的敌机飞临时，村子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毛泽东得知汽车被击中后风趣的说了一句话：就算给汽车挂朵花吧，以后总归要钻山沟的。
袭击刘家渠后毛泽东
刘家渠遭袭之后，不久中央机关的队伍就舍弃汽车，离开公路上了山。毛泽东骑在一匹大青马上，这是彭德怀总司令亲自派人送来的一匹有蒙古血统的杂交母马，性情十分温驯听话（注1）。
毛泽东骑小青马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于甘谷驿、青化砭等地待机，仅以小部兵力在延安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保持接触。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判断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西北地区，遂于21日以整编第1军的5个旅由延安地区向安塞前进，另以该军第31旅由延安东南的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以保障其主力翼侧安全。西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挥下，以第1纵队第358旅、第2纵队第359旅、独立第4旅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等共5个旅的兵力，在青化砭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布成袋形阵地，伏击孤军前进的第31旅；以第1纵队的独立第1旅位于青化砭以南地区为预备队。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以6个旅包围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及一个团，经过1个小时激战，第三十一旅及一个团的3000余人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此次战役是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陕北解放区军民的斗志（注1）。
3月25日，也就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全会闭幕和陕北青化砭战役发起当天，毛泽东终于抵达瓦窑堡王家坪，中共“五大书记”胜利会合。
此时的中共领导机构为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人们习惯称呼这五位最高领导人为“五大书记”。五大书记各自的分工是：毛泽东是总负责人，兼军委主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分管党务，周恩来主管行政、对外工作、军队（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等，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任弼时分管中央机关。这是一个得到广大党员和军队高度认同和拥护的领导核心，此时的共产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也没有人人自危的路线斗争，全党齐心向解放，万众一心干革命，这种高度团结的凝聚力就是共产党最终打败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根本保证。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暂时延缓了敌人的进攻势头，中央机关得以在王家坪停留四天。这是队伍撤离延安的头一周，天上敌机紧咬不放，地面敌人穷追不舍，机关要安置，军队要打仗，千头万绪的工作都压在一个日理万机的中年人肩头上。
尽管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但是他实际分管工作最多，担子最重，既要管组织、行政（政府），管外事、外交，管宣传、敌工情报，同时还要兼管军委工作和总参谋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决定的一切大计方针和路线政策都要通过周恩来具体落实。此时的周恩来刚刚四十九岁，年富力强，精力过人，经常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
五大书记的胜利会合令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党中央的安全，更具体说就是万无一失地保障毛泽东同志的人身安全。大敌当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能设想，一旦党中央或者毛泽东发生不测，将给正在进行中的全国解放事业带来如何巨大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周恩来酝酿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那就是将党中央一分为二，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在陕北坚持斗争。
周恩来做事历来讲究策略和计划周严，他先将这个方案征得其他中央领导支持，然后才委婉地向主席提出来。但是这个建议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毛泽东发了火，他操着湖南口音大声说：额（我）绝不离开陕北。党中央也不能离开陕北。额（我）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过的话么子能失信呢？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并不出乎周恩来意料，他太了解自己身边这位朝夕相处的领导人和战友了。毛泽东是个顽强的人，他从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这件事关系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也是关系到党的领导核心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一贯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这回没有轻易让步。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少数几次对毛泽东说“不”，他必须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懂得此事必须采用迂回战术，需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来说服中央主要领导，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运用组织的力量来保证毛泽东的去留安全。
毛泽东同样是谋略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胜一筹，他对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如何不知？如何能不洞若观火？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在原则问题上韧性十足，但是此刻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这个原则立场是需要智谋和手段来捍卫的。
于是在两个亲密战友之间，一场意志和策略的对话就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地展开了。
就在国民党青化砭失利令敌人恼羞成怒，多路大军尾追而至。很快情报传来，最近一股敌人距离王家坪只有十几里路，枪炮之声清晰可闻，中央机关必须马上转移。
毛泽东临时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并通过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不变，但是出于斗争形势需要，部分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将离开陕北去到较为安全的晋绥解放区。会议没有决定哪些中央领导离开陕北，相信这绝不是疏忽，也不是匆忙，而是博弈大师毛泽东的第一步棋。中央主席牢牢控制着会议节奏，他先把事情做好一个开局，这就为后面做出的决定埋下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第二个决定就是立即委派周恩来同志赶往晋西北“布置工作”。许多党史学家对此均感迷惑不解，他们认为在撤出延安的紧要关头，身为行政总指挥和军事长官的周恩来日理万机作用不可替代，但是会议却指定周恩来亲自赶往黄河东岸的雁北地区“安排部分撤退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雁北地区远在数百里之外，其间关山阻隔道路崎岖，骑马需要数日方可到达。其实这项具体工作交给任何部门领导均可完成，大可不必动用周恩来亲往。
于是我们明白了，能够决定中央三号书记周恩来去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相信此时智慧如山的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毛泽东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促使毛泽东东渡黄河的所有努力难以奏效，他还是无法左右毛泽东的意志。尽管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心中一定不赞成毛泽东的决定，或者说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会议结束当日中午，周恩来立即起程前往晋西北，他总共带了两名警卫员，一行三骑，没有多余随行人员。临行前他同毛泽东单独告别，他们之间说了什么未见党史记载。毛泽东亲自送战友出村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上马远去（注1）。
当天下午，中央机关离开停留了四天的王家坪，向清涧县以北山区继续转移，于次日晨抵达清涧县石咀驿附近一处地名叫做枣林则沟的小村庄宿营。
枣林则沟，顾名思义，就是长有许多枣树的山沟。这条山沟又深又长，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村庄太小而人马拥挤，多数队伍都不得不在野地露宿。
这是自1934年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党再次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形势，党中央被迫放弃延安实施战略转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天天都在撤退，遭到敌人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扫射。此时全国形势也不容乐观，黄河、淮河以南的所有解放区都已被敌人攻陷，中原解放区、苏北解放区被迫放弃，中原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分别退入河北、山东作战。东北方面，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在敌人强大压力下不得已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退守冰天雪地的北满地区进行顽强抵抗，而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被敌人攻占更是一大损失，它意味着晋、冀、陕甘宁解放区通往东北的唯一陆上通道被彻底切断。由于延安失守和新华电台一度中断停播，一时间国民党宣传甚嚣尘上，不时有“匪首毛泽东已被活捉”，“被击毙”，“就地正法”的谣言满天飞，令热爱和平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产生深深的悲观和怀疑情绪。
在国际上，不用说反共的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庆祝之声，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美联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英国通讯社语），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的消息后给驻华使馆发来秘密电报，指示他们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党政府开战，否则他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他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革命。
把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普遍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农谚道：“三月孩儿脸，说变它就变。”此话果然不假。陕北高原的气候变化莫测，中午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傍晚时分山沟背后涌出乌云，天空下起小雨来，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冻得野地里人直打哆嗦。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狂妄的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由于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敌人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毛泽东对于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焉能不知？周恩来为党中央和革命事业的安危殚精竭虑，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虽然占领延安，边区广大山区和农村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他必须用行动向全党表明，在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在最前线。毛泽东不走，“党中央还在陕北”，这个事实就是对敌人占领延安的最大反击，对全国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陕北局势并未危险到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非放弃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有信心打败胡宗南，让敌人为发动内战和占领延安付出沉重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毛泽东在党内被剥夺发言权，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撤退的洪流裹挟着撤出中央苏区的。现在的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毛泽东信心的源泉。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与会者包括除周恩来以外的其他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会议开了一整夜，与会者一致通过决议并且形成党内文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履行党中央职责。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决议还规定，万一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并指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
兵分三路 毛泽东在陕北 刘少奇 朱德 董必武晋擦翼
叶剑英 杨尚昆晋西北
毫无疑问，这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该方案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拿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两天后，三路人马分别离开枣林则沟村，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央后委挺进晋西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分手后则继续北上。至此，共产党中央机构一分为三，布下了与国民党决战天下的战略格局（注1）。
“枣林则沟”会议当天，一封以中央名义发往晋绥军区的紧急电报送达贺龙手上，电报内容是请他立即转告周副主席，“数日内尽早返回河西（指黄河西岸的陕北）” 。
然而此时周恩来一行三骑才刚刚在三交镇附近渡过黄河，还在赶往晋绥军区的路途上，所以等他看到该电文的时间已经是三天以后的4月1日。他在雁北地区停留两日布置工作，又与随后也渡过黄河的刘少奇、朱德匆匆见了一面，至此才详细得知中央会议内容。
虽然周恩来始终坚持毛泽东应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但是个人意见必须服从中央决议，所以他对这个中央决议是有心理准备的。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吸收他的意见思路，果断将党中央一分为三，对此，顾全大局的周恩来除了无条件服从外，相信他对毛泽东的工作魄力和战略智慧再次感佩有加。
周恩来一刻也不耽误，连夜离开晋绥返回陕北。临行前贺龙司令员看见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只有两支驳壳枪，要给他们配备美式卡宾枪，却被周恩来挡住了。周恩来批评说：咱们是在解放区行动，有必要搞得如临大敌吗？
但是渡黄河时他发现警卫员马鞍下面藏着卡宾枪和弹夹，至此他只好接受战友这份真诚关心。
河西敌情骤然紧张，中央机关不时改变宿营地点和行军路线，等周恩来一行星夜兼程地赶到会合地点，中央机关早已离去，他们与队伍失去联络。毛泽东得知周恩来过河的消息十分着急，多次派人寻找，问题是战争年代通讯不畅，随时都有敌情发生，中央机关的行踪绝对保密，所以周恩来一行辗转多日，行程数百里始终未能追上中央机关。
枣林则沟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过问精简机构，将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机关编为四个大队，包括电台、情报、作战、机要、联络、文秘、后勤、警卫等工作人员仅有两百来人，这恐怕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中央级军事指挥机构了。另外配备警卫部队四个连，一共不到八百人，成立了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部，对外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都是取“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毛泽东还对自己的行李箱进行了彻底精简，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书籍占了一大半，装满两大箱子，他除了留下小部分随身阅读以外，多数不得不寄存在当地老乡家中。毛泽东的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的外国翻译作品，包括马、恩、列、斯的政治书籍，还有哲学、历史、文化类著作；另一类则是古书，包括历史典籍、文学书、诗词歌赋、传奇野史等等。毛泽东毕生酷爱读书，尤其偏好中国古代史籍，他的胸襟、学识、气度和谋略当然都与这个终生嗜好有关。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还是个超级京戏迷，据说特别痴迷”谭派”。他有一架德国老式留声机，数十张木纹京戏唱片，都是前线将领们送给毛泽东的战利品，这就是共产党领导在延安时期的主要娱乐活动。毛泽东舍不得精简这些心爱之物，于是带着留声机和唱片转战陕北，后来直到东渡黄河时才留给了当地乡政府。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时规定，凡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都必须离开陕北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包括所有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孩子，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江青作为党中央主席的生活秘书被破例批准留在陕北，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动，因此在这支几乎清一色男性军人的“昆仑纵队”的行军行列中，只有寥寥无几的女性战士格外引人注目，而身穿棉布军装、时年仅三十三岁的江青就是其中的一抹风景（注1）。
中央工委最终选址西柏坡。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经过细致的研究与慎重的考虑，决定选择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当时就选址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要么考虑阜平，要么考虑建屏。阜平与晋察冀领导机关挨着，联系比较方便。而且阜平是个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后来，又考虑到建屏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经济条件较好，群众基础不错，又是老区，交通便利。但不利的地方在于，日寇烧的房子还没有修复，但它们的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在建屏县选址。西柏坡只有七八十户。目标小，而且居住在一个向阳的山弯里，面前有开阔的河谷平地，并有滹沱河流过。不仅环境好，这里一直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村小、人少，群众基础好，对保密工作有好处。经过实地勘察，选定中央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之后，中央机关即逐渐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西柏坡村由于相当部分的房屋被日寇烧坏，现经一个月左右的整修、翻盖后，中央工委即在7月初正式驻进西柏坡。
注1：《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史解析》编辑：admin，来源：榆林市政协 时间：2017年05月04日 。马航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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