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皆知的认识中，人们根深蒂固对贵州的认识是：

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

夜郎自大……黔驴技穷……

这些对贵州的贬低之辞该休唉。

那么《贵州之贵》贵在何处？

《贵州之贵》 贵在教育、贵在品牌、贵在人才的培养、贵在交通建设、贵在大数据领先……

品牌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一种精神象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

一个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塑造了国家形象，为民族复兴与社会富强注入了持续前进的力量。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外脑强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品牌价值。

贵州品牌如此，

贵州教育如此，

贵州人才培养如此，

贵州交通 建设如此，

贵州大数据更是如此……

     清朝末期，列强侵入，东方睡狮，猛然惊醒，国人注重发展先进科技和现代教育。

清末民初，贵州人李端棻、严修、张之洞等等一批有识之士，为贵州的近代教育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1896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向朝廷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建议“自京师至各府州县皆设学堂”，改革以“八股取士的弊端，开设算学、外语、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制造、农、工、商、矿业、时事外交等方面的课程”，成为中国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推行新教育的先驱。李端棻戊戌变法时曾任清廷礼部尚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流放新疆，途中因病留住甘州(甘肃张掖)。1901年始得赦免回乡。

他回贵州后，不顾病体，从事教育，亲任贵山书院山长，并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广开新学。1894~1897年，翰林院编修严修调任贵州学政。主政期间，大力倡导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和主专制制度，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期，贵州新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后，贵州在1912~1935年间尚处于地方军

阀统治时期。这期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民贫困、教育经费短缺，教育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但许多当政者、教育行政官员和众多有识之士釆取了诸如集资兴学、培训教师等

一些有效措施，使贵州教育在艰难的步履中有所发展。到1935年，中央军入黔时统计，全省

中、小学发展到2400多所，在校生达到15万多人，除个别山区学校外，均按新学要求开设课程。高等教育方面将官立法政学堂改为“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职业学校，经过调整改建，开设了分别与中学、高小同级的甲、乙两种学校。举办了金工、织染、漆工、蚕业、模型和女子刺绣、织布等科，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中、初级实用技术人才。

师范教育也有所调整和加强。

1917年，将优级师范学堂简易

科改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还办有师范讲习科女子讲习科，贵阳、遵义还办有女子师范学校

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风行全国，贵州也纷纷成立平民学校、平民识字处和露天学校，有力

地推动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

1935~1949年，贵州结束军阀统治。这个时期的教育，经历整顿、发展、衰退3个历史阶段。

1936年，调整教育行政机构，加强教育督导。全省督学一律调省甄选，将全省划为30个义务教育视导区，各派一位视导员；增加教育经费，重新明确屠宰税为教育专款。设在部分县的省立中学，将经费原由各县分摊改为由省开支。县级义务教育，由县制订经费筹集和管理办法，还设

立教育经费稽查委员会；为解决图书、仪器的供应，在省设立购置委员会统一购置分配；充实教

师队伍，建立健全师资管理制度；考送公费生及设置贷费生到省外高校学习，结业后回省担任中学教师；扩充中师，充实小学教师队伍；举办训练班，培训教育行政人员；对中、小学教员实

行检定制度，合格者发给正式教员证书；制订部分教育法规，使学校在方针、制度、学制、课程方面与全国渐趋统一。

1937~1945年，贵州教育大发展。日本入侵，中国大片土地连连失守，敌占区一批学校诸如国立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医学院、私立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10多所知名高校和一批包括陆军大学、海军学校在内的10多所军事院校迁入贵州，一大批如竺可桢、茅以升、苏步青、贝时璋、卢嘉锡、丰子恺、王淦昌、丁道衡、谢六逸、徐悲鸿、黄质夫等专家学者也云集贵州。

省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与各民族、各阶层群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仇敌忾，激流勇进，奋发图强，抓教育、抓科研，发展贵州经济，撰写了一部救国救民的伟大历史篇章和教育史诗，加上贵州也增建了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高等教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鼎盛时期。中等教育迅速发展，到1944年，中等学校比1937年增长近4倍。私立中学发展到80多所，比抗战初期增长6倍多。中等师范学校由2所发展到10余所。职业教育校数倍增，尽管规模不大，但农、工、商、医药等等门类俱全。全省乡中心国民小学1500余所，国民小学8000多所。边疆学校教育(边民教育、苗民教育、苗夷教育)遍布各个地区，这些学校免交学杂费、书籍费，放宽入学年龄，教学中增加农业知识、防病治病、改良陋习、同族同源等教育，学生数量大增。为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各类学校中，增加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学生参加看护训练，增加各种武器图样、模型、防空用品及战争知识教育等，使得教育与时俱进，快速发展。

1945~1949年，贵州教育陷入低谷。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的学校、工矿企业和入黔的知识分子纷纷返回原地；国民党发起内战，贵州城乡四处抓兵派款，社会经济衰微破败；教育经费大幅度下降，半数学校的正常经费难以为继，教师工资，多有积欠。保国民小学的经费，下放到乡镇自筹，摊派追索，民不胜扰，带来大批学校裁撤，教师解聘。未撤的学校，也有一部分徒具虚名。到1949年贵州解放时，全省接管的仅有小学494所、盲聋哑学校2所、中等学校81所、大学3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0%，全省文盲半文盲占到90%以上，整个教育事业一蹶不振，陷入低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贵州教育事业发展是空前的。

1949~1966年，接管改造旧教育，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新教育。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接管了各级各类公、私立学校。根据中共中央“对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和可能的改良”的指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暂维持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留用教职工并组织参加民主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

同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五爱教育”，取缔国民党时期的“训导制度”和“党义”、“公民”、“童子军”等课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共同纲领规定，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向广大工农兵开门，并在这一总的方针指引下，从省到各地、州、市、县，大力开办工农速成中学、职工文化补习班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始翻身的同时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在经济恢复时期的两三年内，中、初等学校和补习学校遍布全省，贵州教育迅速复兴，半数左右学龄儿童能进入学校，从根本上扭转了解放前学龄儿童十之八九不能入学的落后局面，整个教育事业生机勃发，贵州的高等教育，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贵州大学被撒销，原有的文理、法商、工、农4个学院有3个调出与贵阳师范学院以及四川、云南相关高校合并，仅保留农学院中的农艺系及部分基础学科教师在原址重新组建为独立的贵州农学院。合并学院的骨干教师也随之离开贵州，使贵州高等教育大为削弱。这个阶段，贵州

的高等师范教育、医学教育得到恢复、整顿和发展。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起，贵州教育事业得到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筹建一批中等、高等学校，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取得显著成效。但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拔白旗”，使得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白专典型”等帽子，贵州教育事业受到了“重创”。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一方面，广大教职员工“奋发图强”、改变“一穷二白”、坚持“白手起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洵属可贵，也着实为贵州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时期，恢复重建了贵州大学；

贵州工学院边招生边创建，师生员工，勤工建校，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在投资少、困难大的情况下，为贵州填补了没有工业院校的空白；还有一大批厂矿企业自力更生，办起了文化技术学校，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在一批领导者中，头脑发热，不从经济实力出发，不按教育规律办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学历，大、中、小学蜂拥而起，学校数量和入学人数数倍甚至数十倍地增长，国民经济不堪重负，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到1959年以后，又被迫进行调整。至1962年大学由16所调整为5所，中等专业学校由119所调整为27所，普通中学由537所调整为240所，小学也由16715所调整为10056所。

1963年以后，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贯彻中共中央主持制定颁发的大、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1964年，根据中央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组织力量进一步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根据贵州经济实力薄弱和广大工农群众又迫切要求加强文化技术培训的情况，提出调动各方面办学积极性的方案，大力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举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等，使得教育事业的发展又向前推进步。全省新办和改建的半工(农)半读高等专科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农业中学以及农村的半农半读小学达到近6千所，原有的普通中、小学和幼儿园也得到稳步发展，在教学质量上有显著提高。

1986-1976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成为重灾区“十年浩劫”，贵州教育战线和全国教育战线一样，成为“重灾区”，损失惨重。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停课闹革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红卫兵”运动发起以后，大批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严重地冲击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在大规模的所谓破“四旧”中，学校教学设备、图书资料乃至学校门窗桌凳都遭到打砸；发动学生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区分“黑五类”、“红五类”以及“夺权”斗争等等，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校风校纪、师资队伍、课程设置都遭到了很大破坏；特别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他们所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等谬论甚嚣尘上，给青少年一代思想深处造成极大混乱，知识贫乏、思想扭曲，使他们丧失了学习优秀传统思想道德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好时机。高等教育方面停止招生，直接耽误了一代人才培养。

“十年浩劫”中，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也受到重创。特别是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批斗“地、富、反、坏、右”等，贵州大批教师和一些教育工作者无辜被批、被斗、被关、被撤职，甚至有的遭到“四人帮”迫害致死，影响极为恶劣，教学质量大大降低，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