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刍议

刘万成

     东汉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这位出自“细族孤门”的东汉前期思想家，一生受到豪强打击、排斥，在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花费三十年心血，著成《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仅存篇目。实存所见以“通津草堂本”为全，前人多有校勘，体式近乎史论，命理占了很大比重，而又不时观照世象，大谈人生，“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为后来的魏晋自然派哲学的诞生打下了新的基础，曾对唐代刘禹锡、柳宗元以及明清思想家王夫之等，产生过较大影响。

     书中史料典故极其丰富，思辨逻辑力量非常之强，评述“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宣判孔丘之言“虚妄不实”，而孟轲之论“浮淫之语”，集中批判孔丘“生而知之”和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唯心观点，肯定和宣扬商鞅和秦始皇等法家的历史功绩，这是《论衡》灵魂的核心，其中不乏唯物论思想。

      然而《论衡•命禄篇》里的天命论，却足以说明王充最终还是末能挣脱唯心论的泥淖。仅就史论写作而言，《论衡》洋洋洒洒三十万言，却不及苏轼七百余字的《留侯论》集中论证“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那样干净利索，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极尽曲折变化之妙。但在史学含量、学识承载、技巧娴熟、观照世象、谈论人生等方面，《论衡》却“鞭辟入里，石破天惊”，无愧于“古代文化小百科”的称号。

      假言树立进攻靶子细说微论，是《论衡》驳论的基本技巧。《论衡•逢遇篇》里说，有一种世俗议论认为：“贤人可遇，不遇自其咎也。……以夏进炉，以冬进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亦，何福佑之有乎？”意思是说，若想得到人主的赏识，就要投其所好，而不可为其不欲；如果为其不欲，自己得不到人主赏识，这本是咎由自取，其结果不招致祸端已属幸事。王充反驳道：“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翣火，世可稀，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说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欲；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文，武主不好辩，辩主簿好行，行主簿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拿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联系后文，其大意是说：谋图知遇而投其所好，实际不如“夏炉冬扇”对人主、对自己更有益处。因为遇与不遇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它取决于人主能否“量操审才能”；如果自己确实“节高志妙，不为利动，性定质成”，那就不必担心得不到人主的赏识，而不被重用了。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恰好与此相反。

      大量使用史实典故，是《论衡》的基本论据。王充为使自己的论述更加有力，几乎每篇都跟《论衡•逢遇篇》一样，大量使用史实典故，而且行文如流水，文采飞扬，类比精准，阐释深刻。如论投其所好不如夏炉冬扇时，他还明确指出：“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与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儒、邓通是也。籍儒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预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近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王氏“二宜”之论，撕破丑陋面纱，直逼污秽心灵，所谓“逢遇”，只不过是投其所好，而在进退之间相互利用罢了。

      滴水不漏而形象生动，是《论衡》综合论证的突出特点。王充说：“凡人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遇外祸，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进而说，“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他将人之所累所害，归结为“三累三害”，大意是说：之所以才能出众、操行贤淑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压抑，甚至被埋没，并不是他们的品行恶劣、才智低下，而是屡屡遭受来自外界的“三累三害”的缘故。诚如北大历史博士王尔所云：“《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但由此反观王充的际遇，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发愤而著《论衡》，进而看破看淡官场的最好注脚？而用鱼儿游动激起的水波，比喻为人的发声，这比欧洲人发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还要早一千六百余年。

      东汉二百年间，堪称思想家者，仅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而已。王充少成孤儿，孝顺闻名乡里，进入中央太学，曾拜班彪为师，“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广筛博览，穷读群书”，一部《论衡》可谓系统针砭时弊，尽管因其内心纠结直接导致了此书中存在不少宿命论、经验主义、自相矛盾等思想糟粕，但王充对当时失去儒家本质的庸俗读书人的批判，以及在实践中摆脱命运束缚等思想，却必将日渐大放异彩。

（原载2019年2月27日《松原日报•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