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自从毛泽东领导农民秋收起义，毛泽东都以建立工农武装武装为主，建立共产党自己革命武装队伍，到达井冈山，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革命武装斗争中指挥艺术，在朱德配合下完胜。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逐渐降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被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说成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通过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统统打了下去。
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果比他还要辉煌。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治疗疟疾，搞农村调研。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毛泽东在革命发挥作用，莫斯科国际共产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所取的作用。莫斯科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国际共产党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国际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仍然进行自己农村调研工作。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转移。湘江撤离血战，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毛泽东主动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周恩来知道了，以夜长谈，动员毛泽东转移。毛泽东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随他们一起转移。经查阅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国际共产党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共同认识之道。再加上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攻占绥宁县芙蓉乡芙蓉里苗寨会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从毛泽东建议，不与红二六集团军汇合，避开蒋介石国民党“围歼”，“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摆脱蒋介石的口袋。一路前程，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从实践证明，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在二类的环境中，逐步走了出来，毛泽东的“发言权”越来越起作用了。
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又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B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险，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国际共产党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泽东。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新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议，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有所察觉，毛泽东说除了“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在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表示：自己今后要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注1）。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 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 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此外，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分析。他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抗战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国军民要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任务。
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工作上艰苦卓越，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毛泽东渐渐认识到，要为自己国利用出发，为共产党生存与发展找出路，就得走独立自主道路。当着想法并不现实，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对共产国际而言，有些人还得听计从，已成为习以为常。莫斯科共产国际组织上，还有权利改变中共党的领导人。张闻天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走独立发展之路，就难以从中国实际出发。1941年6月22日，苏德爆发战争，苏军一溃千里，短短几月就损失了280万人。面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毛泽东明确予以答复，根据中共所处位置，以及统一战实际，无暇顾得过来，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统一党内认识，要以中国实际出发，走中独立抗日的道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注2）。
注1：《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领袖的?》www。china。com。cn 2015-02-28 14：22
注2：《1943年3月16日、20日 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2017-03-16 09：16：56 。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