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先迸文化

文/郑亚水

民国时期，福建三大名镇——石码镇相对大厦门中漳州而言，现在只能称为闽南“小石码”，在小石码相对狭长的上码、中码、下码旧镇区，其南望北临，分别有一山一水致胜，北有“锦江道”，南有“紫云岩”，加上近期建成的大型文化生态公园，小石码西部“龙江颂歌”和正在筹划建设的东部乡愁去处“月港公园”，那么，龙海市区东西南北中整体的文化生态将蔚成大观。届时旧镇区的小石码将显得更小，而新城市的龙海市才名符其实。

环福建漳州平原有诸多名山重岩，包括“内七首岩”和“外七首岩”的称谓，而其中谈得上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描写滁州琅琊山“林壑尤美……日出而林菲开，云归而岩穴瞑……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奇景的只有过去的白云岩和现在的紫云岩。白云岩自古记载有红壳虾、无尾螺、白颈蛙等“七奇八景”自然风光，并保存有唐代禅寺、宋代书院、元代兵寨、明代瓷器、清代碑刻等丰富珍贵的人文遗产。那么，紫云岩就分别有一番雅致风姿，她虽然没有白云岩那么厚重的文化底蕴，却更有白云岩所没有的现代气息。实在是要写下当今紫云岩所有赞美的诗篇散文，我看没有一批文人，花几年时间创造整理，那真说不完。所以话得从白云岩说起，因为只有不忘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如何跋涉今日的白云岩，从漳州城沿省道漳云线到龙海市颜厝镇洪坂村东庄社，上山有三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宋朱熹在白云岩禅道基础上修筑的鹅卵石路，现仍保留古色古香的原貌。此路经望山亭旧址、仙人洞旁侧及白云岩“紫阳书院”，直至山巅元末陈友谅起义军哨寨。另一条是经过长边中学后面百草园，踏过龙井坑瀑布水道，经过翠林荫道，沿山徒爬至“迎宾松”下的土路，也是周邻老百姓上山的捷径。还有一条是新近开辟的公路，汽车可沿山坡“之”字形盘山路旋转直通朱子祠、白云岩禅寺。

登岩俯视美丽富饶的漳州平原，人们便会感慨万千。是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我们以鱼米裹腹充饥，以花果滋养润色。而环绕漳州平原的名山重岩，资赋予我们休闲悟道、旅游观光、承传文化。漳州民间流传的民谚：“春登于芝山，夏憩于岐山（云洞岩），秋涉于白云，冬驰于七首（石狮岩）。”秋高气爽，桔黄蟹肥，人们在享受秋实的悠然之余，对未来的目标和生活的理念总要有所冥思，而白云岩正是漳州地区登高望远的佳境，也是仰望蓝天探究自然和人生哲理的宝地。

当下，白云岩正在申报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涉步胜地，人们闲谈议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朱熹和传说中“朱文公使飞瓦”而建的紫阳书院。当代编纂的《龙海县志》桂其明（原中共漳州市委常委、龙海市委书记）所作的序言也首先提到“紫阳过化，造就襟海带江钟灵毓秀之海滨邹鲁”，对于紫阳夫子朱文公，无不留下凝重的一笔。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晚年自称晦翁，别号紫阳夫子，谥“文”古称“朱文公”，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县郑氏寓舍。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登进士第，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以直宝文阁学士，除江东运判，再辞，绍熙元年四月廿四日（公元1190年）改知漳州。据《漳州府志》载：“公在漳，首尾仅一期。未至之始，吏民闻风竦然，望若神明。及下车莅政，一以道德正大行之，人心肃然以定。官曹厉志节而不敢纵所欲，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郡中讼谍无情者畏惮不敢复出，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一禁而尽息。良家子女入于空门者悉闭精庐归复人道，奸民多鼠窃自公至未尝有峻惩者而皆望风屏迹。民无夜警，外户不闭。”以上记载，足见朱熹知漳善政德治之绩。朱熹一生“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他在知江西南康军，每五日一诣学，为诸生讲说，地方上有贤德的人才，就礼聘为学官，到漳州也一样，“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以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据《漳州府志》）。漳州白云岩紫阳书院也正是朱熹任漳州知事一年内创办的。

中国自唐代开始有书院中国最早的书院是漳州的松洲书院，创立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是“开漳圣王”陈元光之子陈响创办的，他因此被唐玄宗敕溢“文英”荣誉。据《中国教育史》记载，漳州的“松洲书院”比唐玄宗时代创立的“丽正书院”要早10年时间。唐玄宗时，通过设置了丽正书院，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进行书写、讲书活动。同时，书院中设有侍讲，专门为皇帝讲经解史。到宋代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就是“讲会”制度，其首创者为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南宋绍熙二年，他们在江西信州进行了著名的理学与心学“鹅湖之会”，也是中国古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次重要学术辩论会，后“讲会”大盛于明中叶，一直延至清初。历史上，书院乃包括讲学、授徒、藏书、著书、居住、演武、游息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建筑。“自古名山僧占多”，宋儒理学兴盛之时，除官府县学、州学和乡村私塾、大户家教外，进居名山的书院、讲堂亦是地方名士、儒家先贤、州府官员们热衷倾情之处。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过：“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唾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目前白云岩上的紫阳书院已不是南宋建于白云禅寺前的紫阳书院，而是清朝乾隆十年间（公元1745年）由禅寺西厢的朱子祠移至紫阳书院旧址而建的，前看有通风采光门屏等书院风格，后视如宗祠庙宇一般的结构，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清代祠堂书院的并合体“两不象”。而白云岩的百草亭、朱子祠、禅寺却同处于一条线座南向北，亭庙院同藏匿于山麓“一簇毛”千年原始森林之中，和尚、学者、隐士同享于漳州平原一方香火清茶施舍。释、道、儒三教同山对立统一于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两仪，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的易理无常之中，这也可能是漳州的文明特产，世界的文化奇观。

朱熹莅政漳州时正好刊出其临漳版本《四子书》，即《四书集注》，朱熹将其研究成果的地位排在《六经》之上。他写的《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说到：“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乎《六经》。尽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近年来，北京大学等单位一些著名学者也十分推崇《四书五经》的中小学科教，尤推朱熹临漳版本的《四书集注》，那么，这样一来，漳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台胞祖籍地，其文化韵味将更淳愈浓。朱熹一生非常重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将《大学》奉为“初学入德之门”，将《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到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朱熹在白云岩紫阳书院讲学的教材是《大学》中的《诚意章》，朱熹把《大学》一篇从《礼记》中抽出，作为《四书》之首，为后人指出了入德之门。《大学》篇中的道理是孔子学说的精要，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而《诚意章》却是《大学》中的要义，是正心之基，而后有修身、齐家等道理，而诚意来自于“格物致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好知识。

研究朱熹的理学思想，离不开漳州的风土，也离不开漳州的人情，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宋史专家王瑞明著的《宋儒风采》载：“朱熹的及门弟子达378人，其中福建164人。其门人有著作者68人，著名的只有黄干、陈淳、蔡元定。”而载入《宋史·道学·陈淳传》的漳州人陈淳（外号陈北溪）影响尤为显著。陈淳是朱熹三个高足之一，一生不应科举，未入官场，生于宋高宗二十九年即公元1159年，卒于1222年。龙文区蓬州村人，著有《北溪字义》、《严陵讲义》、《礼诗》、《女学》等著作。他是朱熹门人中创建较多的人，他以理气分合解释鬼神与生死，用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说。在反佛方面，最得朱熹之真传。在日本德川幕府（公元1600－1868年）早期日本新儒学的哲学发展中有较大影响的两位中国思想家是陈北溪和陆象山。特别是《北溪字义》的影响，从日本镰仓（公元1185－1336年）早期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一直流传在未受专门训练的学者手中，他们无法对其基本的思想作更简明的阐述，而被淹没于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佛教禅宗”的自由取材的语义学之中，……“迷茫的日本知识界试图洞悉儒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之精微而努力。对于这样的日本人来说，《北溪字义》无疑是上帝的恩赐。”（据美国学者约翰·艾伦·塔克著《陈北溪陆象山和日本德川早期哲学辞典的编纂》张加才、梁燕译）。朱熹既然有排佛的思想，却选择在白云岩始建于唐代的“大雄宝殿”左侧兴办紫阳书院，又请漳州籍弟子、宋代著名的思想家陈淳等到“紫阳书院”授课任教，是白云岩“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朱熹题写在紫阳书院的柱联）的地理环境，还是朱熹作为漳州知事的行政干预滥建庙宇的措施之一，实现融“佛”达到排“佛”扬“理”目的，确实值得一究，其间意味无穷。

朱子思想对于我们如今研究儒学、道学、佛学、史学、文学等传统文化无不有现实的裨益。江泽民同志在上一次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在漳州平原八极崇山峻岭之中，圆山号称漳州的“看屯猫”，以康太史正一道教源自唐胜，九龙岭以戴相帽的福德正神远名，天宝大山以南蛮土著营寨洞居称古，云洞岩以隋潜翁隐士养鹤而兴盛为“丹霞第一洞天”仙境，天城山即林前岩以佛教比丘尼结庵而续，石室岩以皇帝赐号主持“龙裤国师”显尊达贵，瑞竹岩为弘一法师结庐持戒而饮誉，天柱山因唐白衣道人杨虔诚传芳，鱼嘴岩以元末陈友谅义军堡垒出奇……唯白云岩以唐佛宋儒齐名并胜，深含太极之理，以佛开基，以儒显扬，以道为场，三教九流，尽归其中，江山日月，莫出其图。

今日白云岩大雄宝殿前的朱子祠，是清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由大殿西侧原紫阳书院旧址上的朱子祠迁建而成，具体沿革在乡贤古县中学李亚山老师编撰的《紫阳书院——朱熹在漳遗迹》一书中有考证叙述。据史载，朱熹知漳期间，还两次奏免无额经总制钱四千七佰五十贯，以为“正经界”而呕心沥血，因得不到代表豪强地主阶级利益的赵宋皇帝和泉州籍宰相留正的支持而愤疾，绍熙二年二月，朱熹为长子朱塾去世使他“老病之余，不堪悲痛”而请“奉祠”离职。四月二十九日离漳。不知是宗功祖德使然，还是漳州物华天宝的宜人条件，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熹第七代后裔朱填从建州来到漳州府任长泰县令。刚上任三天，县城库银被强盗所劫，朱填怕上司追究，携子朱庸遁往莆田宗亲逃难。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莆田朱氏家族被奸妄诬害，族人四散，朱庸的四个儿子都逃到闽南一带隐居，其中老大朱茂林来到漳州南郊，在白云岩四望十里，原漳州知府姜谅挖浚的“邹塘”之北拓圃开基，承钵先祖风范载花种草，聊以修身养性，取“养花长福”之意结社，于今繁衍发展成闻名遐迩的九湖镇“百花村”，连同分社颜厝镇浦尾社，人口近六千人。建国后，塘北村（长福村）先后有一百余万国内外游客造访。因1963年朱德委员长视察时赞誉“真是个百花村”而挂新名。后又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中文命笔“为四化”和李鹏总理题词“百花争艳，万民常福”寄予厚望……正因为百花村的产业和文化发展，带动促进了漳州“十里百花长廊”这一亮丽风景线的形成，也为漳州作为“花果之城”找到了文化本源之一。

也正因为朱熹与白云岩的缘故，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高官厚德慕名而来，寻芳留迹。明朝万历年间，朝鲜状元千里南来造访镌文。明末曾任兵部、礼部尚书的黄道周漳浦体隶书“白云深处”横匾庄重高悬。清朝乾隆甲辰进士、山西和顺县知县、古县先贤郑玉振在《白云山紫阳书院建置祭田记》碑刻中感慨万千写道：“从前苏轼写过一篇《韩公潮州庙碑》的文章说：‘韩公的神灵遍天下，好比水在地里，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而潮州人对韩公独独信奉得那样深切，思念得那样至诚。’何况先生之道极大，教化影响我乡更深远，而我乡表达对先生爱慕的感情，比起潮州人对韩公来更深切，也是本来应有的事……回想起先生当年在山上解释经书嘉惠后人的深意，就努力攻读知识，大力实行圣贤之道，从而实现人生价值，好比治理黄河，引之入海，就不必担心泛滥成灾一样，不必担心无路可走，读书无用了”（引自李亚山编著《紫阳书院》中的解释，略有修改）。时至今日，潮州人凝集海内外爱国爱乡、崇尚中华文化人士的力量，投入3亿多元建成韩文公纪念馆，使之成为潮州历史、文化、旅游的标志性大观，我们无不再次感慨万千！

  朱熹19岁高中进士，做过五任地方 官，24岁时任属泉州府的同安县主簿，当时，他在同安县（今属龙海市角美镇）的龙池岩建有华圃书院授课；朱熹61岁时任漳州知州事，并到白云岩解经《诚意章》并兴办紫阳书院。朱熹生于福建尤溪，故归建阳考享大林谷。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渊博，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哲人，是他“绍道统，立人极”，使孔子的学说重新获得生机，焕发新的光彩。他所创立的学派——闽学，历来被看作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各派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全面研究和分析朱熹思想，给它应有的科学评价，不仅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加强海内外文化交流，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促进世界文化发展进步，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上，朱熹与张南轩、吕祖谦、陆九渊等四人被称为宋儒“四先生”，是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玫瑰集》卷55《东莱太史祠记》曰：“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在闽南轩在楚，而东莱昌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著迷为人师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后来加上曾与朱熹进行著名的“鹅湖之会”学术辩论的宋儒心学代表人物，又称象山先生的陆九渊并称“四先生”。朱熹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最高成就代表者，其理学思想不仅影响中国历史八百年，而且对于日本、朝鲜、韩国以及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熹有些诗文长期被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教科书文章使用，甚至朱熹的师承程颢所作的七律四言诗《偶成》过去在日本亦是妇孺皆知的，其诗云：“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亦儒亦禅，意境涵切。

朱子理学思想虽然后来被盲目抬高，成为禁锢僵化的教条，但在当时世界哲学发展史上，是处于先进的地位。朱熹的“理学”思想还直接影响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历史。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黄明同在《朱子研究》（总第十二期）载文道：“世界哲学发展从柏拉图——朱熹——黑格尔，朱熹哲学是世界哲学整个哲学发展链条中极其灿烂的不可缺少的一环。”朱熹有关文献未提及柏拉图，也不可能有柏拉图间接或直接影响，是时代条件所局限。而朱熹的理学思想却通过西方传教士深深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中国现状·导论》写道：“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之伦理和政治里面，欧洲人实在不如中国人……这样下去，我认为中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将会很快超过我们……我们生活得如此之混乱，道德沦落难于自拔，因此我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圣哲到我们这里，把治国艺术和被他们提高到如此完美的高度的那种自然禅学教给我们，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莱布尼茨十分赞赏中国的“理学”，并对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给予反驳：“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遍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真正狂妄之极”（《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德国的古典哲学由康德开始而到黑格尔时，进入鼎盛时期，康得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有很深的关系，是在这一学派影响下培植起来的，康德也非常重视研究中国文化，从中国哲学朱熹理学中吸取养分。如他在1755年刊行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的天体起源的假说，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阴阳之气的宇宙生成说”相同。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哲学家，他向往中国的理性世界，在著作中把“理”称为“绝对实体”。在自然哲学方面，黑格尔的“这种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理性支配世界”、“理性是宇宙的实体”的观念与朱熹“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理则就是其事事物各有其则舍之”的说法也极为类似。列宁对黑格尔的“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这一命题评价极高。认为这是“逻辑理念的自然界的转化。唯物主义近在咫尺”（《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2页）。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渊源。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从中国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的思想沃土中吸取精华，并且“有惊人相似”，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妄自菲薄，或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怀疑否定。

2001年度《参考消息》曾经载道，至少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不久前讨论新世纪世界的前途会议上这样认为：“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必须从儒教受益，吸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那么，我们能从800年前的孔门儒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身上吸取什么智慧呢？毛泽东同志在点评二十四史《宋史·朱熹传》指出：“欲动天下者，当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圣人，毁得大本者‘者’也；贤人，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当代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海三联书店新版的《朱子学新论》序言中说：“朱子学说在世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清初康熙曾经励精图治，史家称康熙之治。事实上，康熙是以朱子学说来进行统治的。这也足以证明朱学的实际价值。”端坐于漳州白云岩朱子祠坛上的朱文公雕像，执卷凝神，似乎要向我们讲解什么儒家理学的篇章，是诚意、正心，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本道理，我们只能用心去感受……令人不解的是，当年朱熹、韩愈等先贤曾经排斥的违背伦常、无君无父的佛家上殿，却也香火不断、游人如织，佛言性空缘起，六根六识六尘六度六道轮回；祖语修齐治平，四书五经六亲七情八卦乾坤。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出世人世，晨钟募鼓，儒风禅影，阴消阳长，千秋激荡，自有方圆，蔚成大观，共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在漳的历史遗痕，使我们在经过颠簸风尘之后，在“与造物游”的感慨之余，不时存有一种逝者犹可追、来者尚可求的时代激情——那就是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万科董事长王石最近在美国发表博客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那么老百姓就是赚钱，政府就是GDP”。诚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决不是万能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自然科学无论是理论上或应用上均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而人文发展却表现出扑朔迷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却与人文发生了激烈冲突……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积贫积弱的被动挨打中觉醒过来，先是“五四运动”打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后，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建国后又有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转变，从批判“臭老九”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飞跃，而国家发展的哲学从“宁贫不富”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到改革开放“三个有利”大胆地干和大胆地闯，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具有“对外和平、对内和谐”等内涵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以无比的历史担当和充满智慧的战略勇气，领导全国人民以“抓铁有痕”、“掷地有声“的新常态创新思维，为了美好的”中国梦“梦想成真。我们无不欣喜看到在科技与人文的世界性冲突、融合与演进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

当我们了解世界发展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真理哲学内涵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不难看到，在哲学的发展链条中从“柏拉图（孔孟——朱熹（经传教士）——黑格尔（费尔巴哈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路走向”，虽然其中有着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左与右等之间“对立统一”的冲突、迂回、融合与发展，并不时补充各个时代不同国型的鲜活血肉和世界文明整体进步的智慧光辉，而这一过程，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同时基于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社会推动。而过程内在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人类文化对于社会稳定和人性维护之功都不可或缺。在中国发展史上，儒家文化（包括伦理道德）的致精微而极广大、重入世而弃乱神、求和谐而塑人格、由格致而延治平等内涵，具有其悠久绵长和灵秀四射的文化底蕴！

站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潮头浪尖，我们看到了有佛家的有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未法时代三代走向之分和最终走向无法地狱之变的悲观猜想而创有大慈大悲“救世”之道；然而，这种空的哲学，常使人看到森林而不见树木，未及出世而荒废现世，执著结果而忽略过程（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种过程）。佛教虽有其净化心灵、开启智慧的一面，也有其消极避世、唯心宿命的一面。其觉圆的一面，有小乘佛教的戒、定、慧，大乘佛教的修六度（即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还有人格化的地藏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等佛性光辉，包括《金刚经》偈语“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之把住本质的洞穿力和辨别力，《坛经》的直指顿悟之高超等……从宗教社会学角度而言，抱着对人文发展历史批判与继承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道德经》冷静深刻、超脱飘逸的高人之处；从《古兰经》的斋戒修持、圣洁虔诚的肃穆之严；从《圣经》的祈祷忏悔、人神同化的积极一面等吸取养分和智慧，这样才有海纳百川而大的胸怀与气概！

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在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时人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导致的不进则退的极左僵化演变，虽然“大同理想”非常美好，但不从“一穷二白”起步，而是基于“小康”、“富裕”的物质文明基础上。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西方的烦恼与不安，有《希腊神话故事》中第二章“人类的各代”这样评述现象：神创造的第一代称为黄金的一代（原始共产主义）；第二代属白银时代（奴隶社会早期氏族公社）；第三代属青铜的一代）封建社会时代）；第四代属神的英雄的一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帝国主义时代）；第五代即黑铁的一代，体现发达资本主义科技与人文的激烈冲突和融合演进的时代。古希腊诗人希西阿讲到人类传说时，无限慨叹地说：“唉，如果我不是生在如今这第五代人类之中，如果我早一点去世，哪怕是远一点出生，那该多少的美妙！因为这一代是黑铁的一代！他们彻底堕落，彻底败坏。他们充满着痛苦和罪孽。他们整日地忧虑和苦恼。神不断地给他们增添新的折磨，而最大的烦恼却是他们自身。父亲敌视儿子，儿子加害父亲，客人仇恨招待他的朋友，朋友之间也互相厌恶。甚至白发苍芬的老人得不到应有的怜悯和尊重。啊，这些无情的人啊；你们怎么想不到神将给予的审判，竟然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强权者为所欲为，奸诈者横行无忌，他们心理恶毒地计划怎样去毁灭对方的城市和村庄。正值、善良和公平被践踏在脚下，拐骗者却飞黄腾达。权利和克制不再受到重视。阴险的恶人侮辱善人，他们说谎话、用诽谤和诋毁制造事端。正是如此，才使这些人非常不幸。从前羞耻和尊严女神还常来人间，可是后来不得不悲哀地用白衣裹着美丽的身躯，离开了人间回到永恒的神的世界。这时候，人间充满绝望和痛苦，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神话是古希腊先哲们智慧的猜想，是先人借神讲话，虽然其醉翁之意在于让人信神、尊神、求神、拜神，这里的神是力量单薄、广泛性、变化性、无限时空性的惊恐无奈而探求与塑造的，是人造的神。宋大学士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有跳出山外或山上看山的思考。当人们迷路茫前路，把视线投向星空之际，一些多情自负的先哲们便开始造神立教了，而许多缺乏自信甚至缺少智慧、不善思考的人便随众盲目笃信了……这样“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第三卷，第354页）。

神话传说无不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发达同时的人欲横流、人文滞后所带来的黑暗与痛苦进行绝望般的描述其凸现的科技和人文的二律背反的担忧，从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到黑铁，其标签的由贵到贱，由黑变绝是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文坠落的预测与猜想，从古印度佛教文化、古希腊文化到古罗马文化，我们看到了佛学、神学、道学等宗教文化来源，从反面而言，通过荀子的“性恶论”、耶稣的“原罪说”、释迦牟尼的“苦海”、穆罕默德的“魔”等悲观宿命本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了解，反思人性的善恶变化和人文的创建目标。

国外经济管理学的X、Y、Z理论正是针对人性善、恶、不善不恶或也善也恶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有针对性的理论。从中世纪欧洲历史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从空想到模式的运动史，我们看到了僵化的神学宗教导致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结局和僵化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导致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从而珍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创举，并信心百倍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而努力。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我们看到了伴随科技进步、经济快速增长而暴露的负面问题，即人欲无限伸张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道德滑坡。当年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新年世纪带来了曙光，今天，当克隆人、机器人、变性人、视金钱为万能的“经济动物”与我们同道共存时，我们是否也要喊出“人死了”，以拯救人性的觉醒以及文化的进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能从无神论走向有神论吗？不能；我们又能从西方学到什么，抛弃什么？可以；而迅速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学习西方发达之道，有“廉价的代价”吗？回答是没有的（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我的人学》著作中总结日、俄工业化成就用语）。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晚年为什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能否改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瞎子，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子”更为贴切。《易·贲》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赞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作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人文，其内涵包括了宗教等诸方面。而宗教是人文发展史上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虽然它将长期存在。朱熹多次说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劂中”，也正是重视人文教化，以“道心”协调“人心”达到和谐之理。从封建的“人治”到现代的“法治”，所有“劳心者”能治人吗？而既劳心又劳力的现代人又何以“被治”或“自治”向善呢？一个社会如果长期陷入“无理缺德”的人文贫困，只能依靠国家机器“严刑峻法”来维持现状，历史上“秦扫六国，不及三世”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反思到东西什么呢？可以说，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智慧，学习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包括朱熹理学思想，正是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文协同发展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尝试与创造。

当代著名学者何绵山先生在《闽南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书中第二章哲学部分这样评价朱熹的哲学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有像闽学这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闽学核心的朱熹学说其理论价值被统治者认识后，逐渐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成为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南宋末年朝廷开始褒奖朱熹学说，整个元朝更是朱学天下，考试必须由朱熹所定的“四书”出题，立论不能超过朱熹临漳版本的《四书章句集注》的范围。明代比元代更加提倡、推崇朱熹学说，考试仍以朱熹学说为主要内容。清代统治者认为朱熹学说是最好的思想武器，因此仍沿用元明以来朱熹所定“四书”及其注释为国家考试和学校教育基本课本。有人把孔孟称为第一期儒学，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闽学，就没有理学；没有理学，就没有新儒学。佛学东渐后，有的国家曾把它立为国教，如泰国，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佛、道、儒在我国长期并存，有时佛学盛极一时（如唐代），似有一统天下的趋势。如果佛教没有中国化（包括阐释化、丛林化、世俗化和法制化），而是中国佛教化，那今天的中国也可能同印度一样，失去了佛教。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大约八百年，其结果产生了中国禅宗，朱熹理学从禅宗道学中吸取了智慧，并将其揉进儒家孔孟正统之道，集合了北宋以来理学发展而大成。由于闽学及时为儒学注进了新内容，由此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强大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最终以儒学而不是以佛学、道学为凝聚点，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九流”主流中的主流。朱熹理学以讲求“立诚”、“修身”，以达到“内圣外王”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等。

《人民日报》2011年4月18日载文：“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向新聘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座谈时，温总理发表了题为《讲真话察实情》的讲话，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我看来，把这副对联用在今天参事、馆员们的身上也很贴切。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到如今，对于朱熹与白云岩，理学与先进文化，其修前途路漫漫，我们该如何去上下而求索呢？

此文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村鎮建设》，2015年第五期

郑亚水，笔名梧闽，自号“山石码”，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学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漳州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龙海文学》名誉主编。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息《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息《月泊龙江》等书籍。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受其《企业 文化--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入《n<1知网空间》咨文。2010年度荣获中国散文学会颁授“中国当代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