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梁思成因修大屋顶被批，急忙请彭真登报检讨，毛主席：不要批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常常出现“虎父无犬子”的现象，而中国近代革命先驱梁启超之长子梁思成便是其中之一。究其一生，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方面，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古建筑学家，却也曾经因为建筑专业方面的事情流下过数次珍贵的泪水。

梁思成的第一次流泪：恨自己壮志难酬

1938年，诗人艾青写下了《我爱这土地》，其中最后两句话广为流传：“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而很凑巧的是，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前后，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正在西南联大哭得像个泪人儿。

按理来说，这位建筑专家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并不差，那么他为什么哭呢？原来就在1938年，西南联大学校组建之时，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为学校设计校园布局。

但由于当时财力拮据，梁思成修改了五次设计图，梅贻琦看了却只是摇头。

一天上午，梁思成忍无可忍，拿着设计图冲入了校长办公室，将设计图拍在了梅贻琦的桌子上，痛心疾首地喊道：“改，改，改！现在你还要我怎么改？”

梅贻琦没想到梁思成的情绪这么激动，一时半刻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随后，梁思成坐在梅贻琦的面前像是小孩子一样，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我已经改了五次了，从高楼改成低楼，又改成平房，现在竟然又要让我改成茅草房……”原来西南联大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梅贻琦临时决定，将学校原本准备使用的铁皮屋顶全部捐出去，换成茅草房。

听到梁思成的话之后，梅贻琦深深叹了口气，他又何尝不想让梁思成发挥自己的能力，让同学们的生活条件好一些呢，可现在国难当头……

“梁先生，现在大家都在共赴国难，希望你能够大度一些，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日战争回到北平之后，我一定让你在那里建一个规格最高、最好的清华园，你看怎么样？”

虽然校长的声音不大，可梁思成却还是心软了，不禁再次流出难过的眼泪。

作为一代建筑大师，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只能怪设计茅草房，这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天大的委屈和痛苦，是壮志难酬的悲愤，更是为国家之痛的惋惜啊！

梁思成对于北京城建的种种提议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了关键时期，已经在清华大学成家立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们决定留在了大陆，其原因有二：

其一，梁思成已经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抱有任何期望，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和共产党方面是十分接近的，因此他愿意留在北平城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948年12月，两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陪伴之下，拿着一份地图前往清华大学拜访梁思成，他们的要求让梁思成深受触动：

“周恩来副主席请您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出北平城区附近的重要古代建筑，以便让炮火避开这些区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迅速完成了标注工作，使得北京城古建筑免遭毁损，事后梁思成感叹道：“过去，我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多，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见倾心’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思成充满热情地投入到了参政议政的革命事业之中，在北京成立之后的初期规划之中，梁思成和来自苏联的专家们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

在梁思成的规划之中，北京的行政中心应该设立在北京老城区之外，旧的北京城墙可以成为“城墙公园”，它将成为全世界最特殊的中国古建筑公园。

两年后的1951年，北京城建会议上，梁思成提出的建议是：

北京城墙周围的十几座城楼应该全部保留：“在北京的古城墙上面，我们可以在上面修建花池，栽培丁香、蔷薇之类的花草，还可以安排一些座椅供游人休息。城楼和角楼可以修建为北京文化馆或者小型图书馆、博物馆，供游人瞻仰……”

只可惜，他保护北京古建筑的远见卓识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其中，与他意见相左的正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就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建筑，而拆除这些旧牌楼的理由也很充分——它们严重影响了北京市政府的交通，在牌楼附近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让北京市不得不考虑拆除这些对梁思成来说象征着“历史和文化”的牌楼。

原来在1953年，在北京图书馆的文津街门口发生了一起十分严重的交通事故。

据北京城市规划局建筑师李准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一带的交通环境确实不是很好，这里的道路从北海大桥下桥向西，是一段斜长的下坡路，经过北京图书馆门前的“三座门”牌楼之后优势一个向北的急拐弯，对汽车司机的视野有着很大的遮蔽作用。

故此，由于“三座门”牌楼的门洞宽度只能容许一辆汽车通过，这就导致一旦遇到会车情况，司机根本来不及采取应急措施。

在当时，一辆汽车正在正常由西向东行驶，但在汽车快要拐入“三座门”牌楼的时候，从对面迎面驶来一辆坐着苏联专家的小轿车。

驾驶汽车的司机一看到汽车之中有苏联专家乘坐，为了不影响中苏之间的友谊关系，在当时已经无法采取任何回避措施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汽车一头撞在“三座门”牌楼的门垛之上，苏联专家的车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而这位年轻的司机却因此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事实上，当时出现的交通事故不仅仅只有这一起，保护文物与道路交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需要迅速合理地予以解决。

5月4日，北京市委请示中央：

拟拆除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等牌楼。

5天之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但指出在进行拆迁工程时，北京市委需要为广大群众和民主人士做出必要合理的解释，以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于是，吴晗担任了解释拆除牌楼工作的重任，这也就导致他和梁思成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梁思成的第二次流泪：反对拆除北京市牌楼，与吴晗争论被气哭

在此后的一些会议讨论之后，吴晗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辩论很激烈，据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的回忆，梁思成曾经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指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市委秘书长薛子正同志说：

“我对我的这两位领导是有很大意见的，他们根本不重视北京城楼的保护工作。”

在一次北京市文化部组织文物界知名人士聚餐的时候，北京市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感慨说：“我们先祖留下的文化遗产，推土机这么一开，就从此寿终正寝了。”而当时尽管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已经因为肺病十分虚弱，但她却还是当面对吴晗提出了声音响亮的反对意见，在她的神情之中，很显然句句都是对北京古城的深情。

在之后的政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梁思成与吴晗的冲突更是公开化，吴晗曾经站起来批评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了，将来北京要修建各种高楼大厦，您保存下来的这些牌楼、宫门放在高楼大厦之下岂不就成了鸡舍、鸟笼，还有什么文物价值可言？”吴晗的一番话很是伤人，气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

1953年8月20日，吴晗在北京市政府第一办公室召开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郑振铎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华南圭、马衡、叶恭绰、罗哲文、余同奎等诸位古建筑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吴晗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近年以来，北京建筑任务逐步增加，各方面工作突飞猛进，人口也增加到了260万，交通情况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北京有各种社会车辆大约70万辆。这就造成了建筑部门和文物之间的矛盾。”

吴晗提出，这些问题应该立刻解决，而他的建议是，是将北京古文物建筑分为三类：

一类是有艺术价值并且应该被保存的；

第二类是有艺术价值应该被保存，但必须拆迁的；

第三类是没有历史价值的，应该坚决拆除。

对于吴晗提出的三类分类原则和处理态度，郑振铎采取了审慎的同意的态度，他指出，拆除文物一定要采取仔细耐心的态度：

“保护文物部门与建筑部门只要大家意见都一致，就不会产生矛盾。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对北京古文物的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因此进行事前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政务院对北京文物制定的原则，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查，应该保存的必须彻底保存，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做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首都是要发展的，古建筑完全不动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同意吴副市长的建议，不过如果有需要拆除的文物，最好还是事先和我们（北京社会文化管理局）取得联系，得到同意之后再进行拆除，不应该采取粗暴的态度对待文物，而应该采取仔细审慎的态度。”

而梁思成则是旗帜鲜明地对吴晗提出了反对的发言：

“北京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风格。城市是要向前发展的，将来北京城将会出现数十层高的楼房，但我们还是要保持传统的北京城面貌，不能变得面目全非，都市发展应该从全方面考虑，某些部门只从片面角度考虑眼前的事情，不顾长远，这种粗暴的态度应该受到批判。”

面对这些意见，吴晗却回答说：“全国性的问题，我们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处理问题的过程之中，我们应该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能够实现。”

由于梁思成的固执，吴晗的工作很难在他那里做下去，于是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门找他做工作。在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之中，梁思成和周总理畅谈了两个小时，对吴晗“拆迁派”提出的逐条观点逐一加以批驳。

吴晗：“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留下的痕迹，现在它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理应拆除。”

梁思成：“故宫和天安门，难道不是帝王的宫殿和大门吗？这些建筑物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建筑杰作。现在它们已经属于人民大众所有，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了。”

吴晗：“北京城墙和牌楼阻碍北京城市发展和交通，应该拆除。”

梁思成：“现代城市为了防止拥挤，一般采用园林规划的方式，将城区分为一块块小区域，而北京古城墙正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一旦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古城墙还能够起到历史应有的作用，抵御外敌入侵。至于交谈问题，只需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多开城门就可以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管理体系上，我们应该控制车流，有序引导，正好可以利用新城门进行引导。”

不过，当梁思成富有诗意地描述北京帝王庙牌楼夕阳渐落的无限美好场景时，周恩来总理只用了一句话安慰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之中，帝王庙牌楼、永定门城楼、东直门城楼相继被拆除。

在这其中，东直门城楼是唯一残留下来的明代成化年间的珍贵雕梁画栋式楠木建筑，当时的梁思成坚决反对，但他的反对之声并没有引起重视。拆东直门之前的一个星期，梁思成每天都坐在城门面前不远的地方默默不语，不久之后，这座历史文化遗迹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由于梁思成在保护北京古城墙方面的“特立独行”，并且脾气也耿直，难免会“好心办坏事”，得罪一些工作同志。

对此，和梁思成交往很深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给予了充分的爱护和关照，尤其是在“大屋顶事件”之中，两人之间珍贵的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什么是“大屋顶事件”呢？

原来北京的大规模建设是从1953年开始的。

之前，由于新中国正在抗美援朝，财政经济很紧张，因此北京市政府原则上不批准新建建筑物。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军委要在复兴大街建设解放军海军、空军司令部、解放军总后勤部、301医院等等，因此两年的时间，北京就盖了1000万平方米的房屋，工程量很大，这就导致很多建筑单位一哄而上，又没有建设经验，导致新房子质量差、成本高，也铺张浪费。1955年，毛主席批评北京建筑行业“浪费多，成本大”，要开展节约增产工作。

当时，梁思成正好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他曾经让一些大的建筑单位采用“大屋顶”的形式，本来以为会显得很有民族特色，但却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

1955年，北京市的建筑工作向北京市提交了有关北京西郊苏联招待所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招待所存在盖“大屋顶”，过分讲究奢华装饰的情况，有人在建筑方面借着“民族形式”搞复古主义，这其中便是暗指梁思成的。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就派赵鹏飞率领的30余人调查组前往当地进行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赵鹏飞汇报：“前往参观的人都说不应该在这么近的地方盖大屋顶，远处的景山和三里河都看不到。”彭真反问：“你要讲真话，苏联专家的大屋顶漂不漂亮？”赵鹏飞回答：“参观的大家都一直叫好。”

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彭真邀请梁思成前往家中谈话，经过一番长谈之后，梁思成承认自己在国家经济上的浪费，不过对于所谓民族形式的复古主义的问题一时还想不通。

对此，彭真安慰他说：“不要紧，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可以从长计议，首先我们解决立场问题。在政治上，你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至于建筑思想和党不太一致，可以慢慢改正。”

几天之后，彭真就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问题专门指示北京市委的有关负责人：“批评梁思成的时候，批准修建大屋顶的业主也应该做自我检讨，要不然大家都不服气。你们在实际工作之中，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北京饭店的亭台还是可以照常修的。”

1955年5月26日，彭真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对梁思成的建筑问题做了公开发言，主动承担责任：

“北京市委曾经提出过，建筑形势是由业主决定的，我们作为主管单位，应管未管，首先应该由我负责，因此我决定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上进行检讨，当然，建筑师、建筑单位的机关首长也应该作检讨。”

1955年6月，北京市委专门组织了批评梁思成工作小组，他们在北京市动物园大书特书梁思成的错误，最后收集了二十多份，送到了彭真的办公室之中。

彭真看到之后，嘱咐自己的秘书：“好好保存起来。”

几天之后，梁思成来到彭真的家中，彭真把这二十几篇批评他的文章放在桌子上，和他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看是把这些文章发出去呢？还是你写个检讨登报呢？你自己决定吧。”

梁思成知道彭真之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于是急忙对彭真说道：

“我写检讨。”

彭真点点头：“这样很好。秘书，你把批评梁先生的稿子全部交给他，过几天，我让毛主席看看梁思成的检讨。”

彭真同毛泽东正在热切交谈工作

等到梁思成的检讨见报之后，彭真将报纸送给毛主席一份进行审阅。毛主席看后对彭真说道：

“既然人家都检讨了，就不要批他了。”

就这样，梁思成才免去一次公开批评，这一切多亏了彭真同志的帮助和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