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黄仁泰（仁智）
黄仁泰，于1935年7月出生在遵义县石板桐子关，号岱予，别名黄粟，曾署古播邑人、天云山樵。
书斋曰荷盖居、槐荫西屋、晚晴斋。
未弱冠即在遵义市人民银行工作。于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系5年制大学第一期调干学生，师从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曾缄和著名学者暨篆刻家周菊吾。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被遣到西昌进行劳动改造。
1962年由四川回籍，先后在我地乡间金山、八合、石板等中小学当民校教员，一直到1978年冬落实政策，四川大学改正了对他的处分，才到遵义县一中工作，直至1995 年5月去世。
黄仁泰一生受尽政治风雨煎熬。
在成为“右派”后，二十年间身心屡受摧抑，所受的苦难自不必详说。见到光明以后，依然一路坎坷。
1979年2月《黄仁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称：
“黄仁泰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期间，表现出严重个人主义，对党的个别干部怀疑不满，有严重政治性质的错误言论。”
有这一条，等于没有给他彻底平反。
虽落实了正式工作，注定了后来不会顺利。
再加上“当年反右，未读完书，未得文凭”，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困难，严重影响了其职称和工资。
直到1984年，他都还在为此二事向四川大学申诉。
至1986年，在当年大学老师和友人的帮助下，问题才得以解决，给予了彻底平反。
同时因当年他是修完了所有课程的，且考试合格，故川大补发了大学文凭。但行政部门仍然以各种理由未解决他的正常工资待遇问题。亦如其言：
“我生不辰，命途多舛。感邓公隆恩，朽木再荣。然世路不平，老谱依旧。纵中央英明，而下层难说。我以当年之事，至今未脱忧愤。”（1986年10月22日《致浩然信札》）
至于后来进评中级职称事，因世道苍凉，人事复杂，直到溘逝均未得以解决。
他半生凄苦。在乡间当教员，“每每残月当窗，孤灯吊影，过了十几年的惨淡生涯，历尽艰辛，恍如蒙寐。”在平反后，“此间环境险恶，人事纷纭，不无悲愤之感。”“我无任何亲属，长期以来孤苦伶仃，习惯了这种清冷的生活。”（1982年4月《致曹老师》）读到这些，每为其身世而悲。“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鲁迅哭范爱农》）他曾多次书写过这两句诗，其实这就是他大半世的生成状态，令人惋叹。 他一生忧愤。离世的前四年，他书自作诗《辛未夏日病中述怀》，于后题曰：“我平生迂直，不适应当今邪流。”1986年10月《致浩然信札》曰：“我一生遭整，文革尤然。自傲自信者，尚为真理在，活到今天。去年底到今年春，诸事相侵，致患精神病。”1987年3月14日《病中致谢宗山信札》说：
“年前病发，危及精神，不能自控，住进二六四附近的精神之病院，至今月余，神志渐清。”
在落实正式工作之后，即人生的最后17年，本应该辉煌的，但终究难脱忧愤，以至多次染病，甚至住进了神经医院。他的处境一直不好，对其一生的遭遇，纵然有各方面的原因。
在错误年代，有情可原。
可在鼎革以后亦如此，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悲愤。
不但扼腕于世道对黄先生的不公，更长叹于时代公理的缺失。
他一生风骨凛然，从不阿谀逢迎。他1981年仲秋书曾参言，并题诗曰：
“曾子名言早已闻，传经作嫁与交朋。官场半载人成鬼，世路千条假混真。末俗北深属易染，牢骚虽盛气难平。书生自有嶙峥骨，昂首青天看白云。”
1981年筑城名书家七六叟张星槎老曾书陆游《落梅》诗相赠：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黄先生落拓一世，风骨兀然，令人敬佩。
先生未到花甲骤然长逝，就象落梅一样飘零羽化，令人深深惋惜。
但却把他的精神、气骨、节操、艺术、文学留给了后人。
他历尽苦难，到晚年尚能自解。其《十月十三日致周浩然信札》曰：“余以生命不辰，野性遭灾。三十年来，坎坷其路。若陈恪有祸李密，如抒忿颇类韩非。劳劳邛海，巴山跨劫，归来在尘埃之中。虽欲仰首伸眉，其可得乎？然而斗转星移，物华新换，忧患馀生，又可慰也。后又执鞭教坛，灯窗月夕，与诸生共，薄有虚名，尚能自知。既而老来成家，半生曲啸，良可安也。”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人生，不怨不悔，亦未颓废，于一个文人而言，是很难得的。 虽然一生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对国家仍然一片赤诚。在1986年《致浩然信札》中曾言：“当今政策，于国于民，皆为大幸。实践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为额手称庆。文景贞观之治，何足道哉。有稍不如人意者当知足，自重自爱。每念此生虚度韶光，应有涓埃为报。”
他在《楷书自作诗“忆王地山”》题款中也说：
“恨此生曲折未报涓埃。”在危难之中仍然时时在想多为国家作贡献，可敬可佩。 只要能为国做一点事，他就很高兴。
1982年7月，廖承志致蒋经国书，呼吁台湾回归大陆。他读此文后大为赞赏，感而写下七律四首以劝慰蒋氏，同时创作了《行书“审时”横幅》，并将这四首诗题于后，传达出一片爱国情怀。
1988年，遵义金沙毗邻区镇运动会在沙土举行，友人要他写诗、作书以贺，他欣然秉笔。
他一生已经作出了应有贡献，但总觉壮志难酬。隐含的这份深深遗憾总能从其作品中见到。在《九月二日致周浩然信札》中言：
“天云山风雨夕，传奇漫写如烟事；牧马人归来后，小说重翻正气篇。”
“是七尺男儿身当许国；无赖家事缠萦，悲成作茧，老马嘶枥，小志难酬，哀痛谁言。”可见其胸中之悲。
他命途多舛，可谓一生遭难，但也能从思想上解剖自己。在《致浩然信札》中曾言：“我秉性难驯，咎由自取。”“平生自检，光明磊落，自当年‘摔跤’后虽不‘慎微’，也知盐醎醋酸，在复杂生活中，在艰苦环境中，仍本古圣先贤之言止从事。”“读圣贤书，读马列书，当坚定意念，以忠晚节。”平生做事以古贤之语为标准，可知其心之高洁。
树蕙度生涯 他虽然一世坎坷，却一生树蕙杏坛，不计得失，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1993年11月25日给上级的信《谨致》中言：“七十年代在石板教民办高中，一人两科，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考试制度后，即有数名学生考入高校。而当时公办中学枫香、松林、三合、乌江者，几年无人上线。落实政策，一九七九年调来县一中，任初三（7）班主任兼语文课，升学考试时六十五名学生升学六十二名，升学率为98%，而所授语文科获全县统考成绩任课教师第一名。此后即上高中语文，一九八二年（所教毕业班）高二（四）班学生蔡雅玲首次考入清华大学。一九八四年高考，获语文科统考成绩全县第二名。”其教学及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1982年9月本人在县一中高中理科补习班就读时，他已是校内几个名师之一。
1986年10月，县教育局拟调他到局机关参加县志（教育志）编写工作，因病未全愈，怕调后工作不安定，向局长坚辞，调令下了，他都未去。
他内心仍然想到的是教书育人，认为“‘春蚕到死’，退休才好。” 1984年始，高中变成三年制，此后他一直在县一中教高三语文，同时在八十年代末还点校过《续遵义府志•艺文》四卷。
1994年12月他在《致周浩然信札》中说：
“大千世界，人海沉浮，不幸者仍多。任何忧国忧民者，恐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当今深刻微妙变革中，都很难说。弟患难余生，苟延残喘，仍思报国。与一教师共同编写校志，初稿将成。是毁是誉，由它去吧，尽心而已。”这也是他去逝的头一年的心迹流露，表明他为了人民的事业尽心竭力，视名利如浮云，清心若水。
日常付诗书 黄先生一生都在煎熬中度过。除了教书育人而外，靠诗书艺术让自己得以解脱，业余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了诗词和书法上。他把文艺当日常行为，当平常生活。把书写当成人生乐事，把吟咏作为日常雅事。其创作均缘情而为，绝不无病呻吟。以诗书艺术为生活，以日常书写来彰显书法，堪称标准的传统文人。其诗词书法大部分是为时为事为人而作，其书法基本是自作诗词，他写诗词多数时候也是用毛笔。他的日常书写包含书法及题识、手札和诗词等。 他平常创作书法作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常在题款中写明创作缘由及选择内容的原因。譬如，1984年创作《行书黄炎培诗条幅》，后题款曰：“余自戊戌远戍西昌。时读黄炎培先生红桑集，并见西昌。叹手稿于公社之楼，不胜感愤。其实此老当时又为我当时同感，劫后归来，闲中书以言志。甲子之冬时在南白一中之槐荫西屋。”情景与遭遇相似，诗境与心境相合，是他书黄诗的根本原因。再如1990年创作《行书郑板桥丰子恺诗》，后题款云：“张校长开学讲话，引用郑板桥画竹诗，关注民生疾苦。因感本地舞风正炽，忽忆解放初在遵义市中北路一酒店，见浙大内迁时丰子恺先生题画诗，感而书此。”因领导讲话引用诗关注民生疾苦，而想到跳舞之风，想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写莺歌燕舞的诗，于是抄录看似不相干的两首诗为书法作品，实耐人寻味。
他的诗词书法不少见于题识或题记，从中可以感受其艺术趣味和风尚。这成为其文艺生活的一部分，每见其人襟怀。如题《中国文学史》扉页，在题诗后的题款中言：“此书为杨登第君所赠，时与同在八合民校，迩来十有二年，人世沧桑，追忆隆情，曷胜感慨。一九七五年春岱予书识于石板。”别人赠一本书，长期如此挂怀，真是少有。如《宋文选》扉页题诗：“沧海桑田记昔年，是非荣辱有无间。而今窗下读文选，别梦依稀绕四川。”诗后题款：“是书为菊吾先师等选稿。劫后问世，良有以也。丙寅仲夏仁泰题记。”其师罹难，著作也只能在劫后出版，见书如见人，不胜感念。1986年他在县志办公室购得内部资料《方志编纂手册》，欣然在扉页题“诗言志”三个大字，再于款中题诗：“史志同源有未同，八分横向二分纵。先窥篇目明次第，再定略详以贯通。传谱录图为辅翼，洁光片羽见真容。叙而不议文精朴，万古流传字句中。”此诗把编写地方志的要旨说得一目了然。
等闲见灵思 黄先生记忆力超人。他创作书法作品，都不预先准备文字内容。一切均出于大脑。不管是古人之作还是自己的诗词，总随笔墨的涌动自然现于纸上，绝不会修改，绝不会重写。偶尔有个别文字之误，但出于其心和手，仍然不会影响整体内涵和诗意。如1993年创作《行书杜工部诗条幅》，写杜甫的《秋尽》诗，他就把“东行”误记为“江南”，“寄在”误记为“近在”，“西日落”误为“西日下”，但对全作诗意无甚影响。1992年创作《行书榴花诗条幅》，他就把“青苔”误记为“苍苔”，把诗作者韩愈误记为朱熹。他绝不像当今的书法家，全抄古人诗篇，只能翻起本本搞创作。 他才思敏捷，灵感诗思来得快，故作诗神速。听人说，很多时候他都能急就，甚至可以出口成章。
他创作诗词，一般不雕章琢句，即使修改也只对极少处进行润色，对一些质朴的文辞仍保持原貌，不作绮丽之语。创作对他而言，就是感情的真挚流露，诗意的天然流淌，从不虚张声势，一派文士风度。从遗作中可知，他的一些赠人书法作品，其诗句内容都是当场随手而成，又切合作者身份，其灵思让人折服。
他的记忆和文思以及对诗词书法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式，及其高尚的品性和遗世独立的风骨，以及由此汇聚而成的感染力，让我们窥见了一个独特文人的生动形象和高逸气度，让人不得不对其肃然起敬。
黄先生治艺比较全面，包含诗书画印。就其创作成就而言，主要体现在诗词和书法上，二者可并驾齐驱。其艺文思想体现在诗词和书法方面亦是相辅相成的。其创作成就又与其艺文思想密切相关。
创作业绩 他的文艺创作业绩主要体现在质方面，而不是在数量上。他向来主张缘情而作，因事而赋，除此而外一般不会随便创作。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太多，但艺术水平可观，在当地影响较大，其艺文业绩仍然令人称道。① 书 道 于书法，黄先生楷、行、隶、草俱能，楷书最为突出，其次是行书，再是草书和隶书。他写楷书常带行味，有时甚至夹杂着行书，可以视其为行楷。写行书常带草味，有时甚至夹杂着草书，可以视其为行草。他与当时川中书法名家周浩然、徐无闻、周同甫及黔省书法名流张星槎、戴明贤、涂月僧等都有契交。他参加了1982年11月3日贵州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并参与创建遵义地区书法家协会，成为首任副主席；后来遵义书画研究会成立，任副会长。还为遵义第一本书法作品选《黔北书法集》写序言。
曾于1985年参加长江十一省书展，1986年参加贵州省诗书画印赴京展览。作品参加省中青展曾获得二等奖。传略载入《中国现代书法家人名辞典》和1990年1月出版的《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
在当时，书艺堪称省一流水平。
观《黔北书法集》，在遵义一地，当时能达他水平者，仅数位而已。在当时的遵义县，其水准是最高的，在其离世后的二十年里，其书法功力仍然无人超越。
他是真正的文人书法家，即使到了今天，其诗书的综合水平，遵义市播州区也无人能比肩。
他的书法，多是酬应而为，自己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不少好作品都由爱好者收藏。因时间久远，一些代表性作品已经遗失，或各种原因难以找到。能找到的，加上存留下来的，汇聚成现在的书法遗作，除手札外，正式作品大略七十件左右。
他一直把书法视为“余事”，其创作很多时候都是非经意的。
加之其学养丰赡，淡泊名利，品性高洁，能将深厚的功夫融入丰富的书卷气，故而作品有品位有格调有境界有意趣。但他有时创作显得过于随意，故不免出现一些草率之作。这样一些不够严谨之作，也许会被书法家们视为时下的所谓“文人书法”，然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现世的很多作家诗人们，能否配得上“文人”二字都很难说，且所书大多无传统无法度，更难以谈上功力，只不过哗众取宠罢了。
诗 艺 他一生醉心于诗词。
正如他《题<贵州当代诗词选>》诗所言：“儿时每喜听新词，李杜苏辛梦里驰。历尽沧桑人已老，半生曲啸几行诗。”每有所感、所忧、所愤，均以诗自解、自慰、自遣。于诗词，他多应事缘情而作，绝不会无故作诗。故所作均是有感而发，绝不作妄语和虚言。他对创作也好像不是十分在意，没有专门的成册诗稿留存，虽然年轻时就写诗，但一生都处在困厄之中，心情不佳，创作不是太多。写了东西，也可能因为政治等原因，有不少遗失。经过认真整理，遗存下来的作品总共不足二百首，还包含一些散落在信札中的诗词。虽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不多的作品中管窥其创作水平。从其《说诗碎语》讲稿中，可观其丰厚的传统诗学功夫。他对历代重要诗词作品、作品集、诗话等都十分了解，对历代诗人的创作和理论都了然于胸，并有自家的见解。他既注重学习和借鉴诗词传统，又从诗外以渊博的学识，进一步促进了诗内功的提高。故其诗词艺术不同凡响，格调高迈。 他参与了贵州诗词学会的成立。这一学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集中了一批老先生暨国学功底深厚的诗词行家，如陈恒安、王萼华、王燕玉等。
黄先生同王萼华等都有深交和诗词唱和。我观《贵州当代诗词选》，其作品也是书中上乘。我觉其诗词在当时的黔省，应属于一流水平。在遵义，当时也算是有数的几位高水平作者之一。在当时的遵义县只有姚献中先生能与之颉颃。其创作就整体看，有不少佳作。然因其写诗一向比较捷速，有的作品随兴而成，缺乏推敲，致使少数语句浅白而不够含蕴，整体结构不够圆融，结尾诗意不够浓郁等。另外，也有极少作品，虽意象佳妙，颇富艺术性，却受时代局限，表达主旨欠妥，如《上赵老先生》之“松”一首。
艺文思想 黄先生于诗词文学及书法艺术，既长于创作，又不漠视理论，而且都有其独到的文艺观念。他虽然不作理论研究，也不专门写评论文章，但他的文艺观能从其诗词及书法中得以见到。其文艺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丰富思想。他的这些文艺观点对诗词、书法创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书 法 于书法思想，主要从他一些论书诗和题识、信札中得以见到。从这些很有限的评论语句中大略可窥其关于书法创作的一些重要见解和观念。 他认为“字可移情”。情是一切艺术的原动力，情于书法尤为重要。“移情”之于创作，即书写者必须投入丰沛的感情，或自然流露出喜怒哀乐、怨憎忧悲等不同的情绪。于赏读，亦可以从作品中去尽力感受到这种创作时的情之投入，或曰走进创作者的内心。艺术地书写就是“移情”的过程。只有通过“移情”，创作者能投入真情，欣赏者能真正感知这种逸情，作品的审美价值才得以完全实现。
他主张在宗尚传统得基础上自成风格，力避狂俗。书法要先学好传统，然只封闭于传统不行，那只是对古人的重复。以古为根基，以此形成自家风格。有了个人风格不一定就是好的，故要力避狂与俗，除掉狂气和俗气，留下雅气和清气，这样的风格才是好的。有了这样的独特风调，也就算创新了。这一思想贯穿于他所撰写的《黔北书法集简介》和《致汪守先信札》之中。 他主张书法以结构为主，以笔力为辅。他在《楷书结构》一书扉页题曰：“书法结构起，笔力辅之成。信夫！”于书法，结构最关键。只要结构写好了就成功了大半。在此基础上强化线条的内质和美感，用笔能达遒劲有力，自然就是艺术作品。至于点画形态，完全是皮毛，比较易掌握。把握了结构美和线条有力度这两条，字体就能达外美与内美的统一。人书俱老，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练习时间的增加，书法线条越来越有功力，越来越浑厚老辣，从而使作品更有味道。故他认为学书法重在结构及笔力。他观唐拓十七帖，作《罗振玉跋十七帖弁记》：“书宗两晋，自仰锺王。事迁时异，翰墨流香。”行书题款云：“右军以简代繁，开草书先格。现代于佑任氏简草规范，亦源流于此。此系拓刻，自有圭角，学字者应从廓势及笔力中得之。”廓势，在这里指字的轮廓、体势。字势和笔力自然是书法形和意的关键所在。
他认为“字贵老辣耐看，方见书家功力”。所谓老辣，于书法，主要指线条老练刚健，结构奇逸，风韵苍古，能见金石气韵。能达这个程度的作品，才耐人寻味。老辣的线条和结构需要长期的练习和功力的积累。人越老书法越老，风格越归平淡，就是这个道理。
他认为无笔无墨、土俗气弥漫的作品，不能称为书法。黄先生说：“无笔墨味，多土俗气，何足道哉。”他强调书法须“有笔”“有墨”“有味”。即是说既要有笔力，又要有墨趣。有笔无墨，则枯槁；有墨无笔则柔弱无神。无笔墨味，再加上土俗不堪，自然难以称得上真正的书法。
他反对拘守传统，主张大胆变化，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精神，表现现代性。他在《黔北书法集简介》一文末尾说：
“综览全集，诸作各有千秋。不足处是普遍拘守，现代意识薄弱，不够大胆，较少变化等。想因我地久属内地，缺乏交流所致。望有志同仁，锐意创新开拓，从书艺上体现出时代精神来。”这体现了其重要书法思想。即反对一味地拘谨、保守，主张在结构、章法上大胆求变，风格上要继古开新，趣味上要体现时代风貌，尽量表现出现代意识。
他认为唐碑汉简是学习书法的基础，以此入方可进一步开拓。他1992年论书诗《友舟学棣问道于盲书以共勉》云：
“初学楮书见性灵，笔端着纸晓风清。唐碑汉简如入室，大块文章易写成。”
他认为学书宜先从唐碑和汉简入，跨过这第一个阶梯，才能进入学习的更高境界。要学好大楷，唐碑的确是最佳选择。要让书法有趣有味，学习汉简也是关捩，从此可以探幽。
他反对“附庸风雅”“不老实对待作品，随意抑扬。”对当代书坛的主要弊病，他认为：有的老干部弄书法态度不端正，任笔为体，不讲法度，作品离书法的距离很远；有些评论者对作品随意褒贬，导致书坛甚嚣尘上，使学书者无所适从。
他也反对艺术功利化，1990年唐某出作品集并将书让其提意见，他见书法一般，却有不少人恭维，于是在赠书扉页题字作评，认为虽精神可嘉，却“有急功近利之嫌”。 他主张“在实践中博览多家，各取其长”。即学习书法，要以一家为本，在此基础上博览，取多家所长，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方可名家。这种各取一勺的方式应是最为关键的，学书者不可不知，古今有影响的书家莫不如此。
他认为书法家论书多重家数和传承，不重视读书，不关心古典诗歌，甚至不懂所书内容的文字意义。“甲卜金文文字始，逮及篆隶及行真。书家论字多宗尚，不读诗书不识文。”（《楷书自作诗题<汉文字学要籍概览>》）这是他甲子冬日参观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书画展归来，于县新华书店购得此书，于其扉页题诗。这可能是他看展览后的感受，但却是当代书坛的时弊所在。是时的书法家谈起书法，多只重视学习传统，只注重继承，宗尚哪些古代名家和碑帖，却不去认真阅读其所写文字内容。他们不读诗书，不关心写了什么，只管写得好与不好，有的甚至不认识所写文字，这是对当代书家文化素养低下的有力批判。
诗 词 他的诗词艺术观念，从一些诗作和书法题记中得以窥见。他比较重视“情”，主格调，重自然，提倡精致，反对创作华而不实。 他认为诗词必须表达真情。他曾有诗句云：“诗清如水清如许，吟到心田细有声。”（《再叠原韵，远答亚中先生》三首其一）即吟诗能“到心田”，自能表达真实情感。他在1994年6月20日《致周浩然信札》中又说：“词章出之肺腑。”诚然，作品就是传达自身感情。认为“祸福穷达终由天命”，写作如果过多去考虑祸福，那就没有了自己。若没有“人”， 诗不过躯壳而已。作品徒具形式，就没有生命力可言，更谈不上“风骨”二字。
他反对创作上的浮华，提倡丰富而精致。其1989年书《四川江津锺云舫拟题江津临江门城楼联》，题款对这1612字的天下第一长联评曰：“此作虽洋洋大观，堆砌词藻，发洩幽忿，纵横天地，语涉词曲，博而不精，长而味淡。”他认为：堆垛和雕藻，以至冗长而不精练，作品自然味道淡薄。其实，表面的华丽和虚饰不一定有味，甚至还反不如质朴好。最关键的是，自然而不拙不粗，平白而雅致，蕴藉而风流。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所说：“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 他认为诗词创作，品位最重要，咏史诗写出高格调尤难。其1989年题岳麓书社出版唐人胡曾《咏史诗》扉页：“雅颂庙堂因体束，咏史难能格调高。不必千篇一律看，曲中寻取凤凰毛。”这一论诗诗评胡曾作品， 认为“按事论史，平实可诵”，认为其咏史诗作高品位者并不太多，阐明了写高格调之作不容易，观曾此类作品应挑选好的看才有价值。
他认为格律是皮毛，而作品的其他方面才是关键。其1989年题《对联格律及撰法》扉页：“精通格律无难事，欲撰佳联颇费心。”格律的确容易掌握，但要写出优秀作品却不容易。因格律只是形式，而格调、气韵、情趣、境界才是艺术的内涵，是创作的根本。
他对诗词创作的论述虽然不多，但却说到了本质，故以拙诗进行如下总结：
出腑微言自是高，深情细腻到秋毫。
吟来清绝期诗眼，赋得神工只凤毛。
落落写怀亲逸格，闲闲放笔助萧骚。
华妆丽藻空形式，剪去冗繁赖并刀。
网友村夫(何华)曰 ：
黄仁态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一生遇到的唯一的天才、奇才和大才，他在文革时期曾在石板公社戴帽高中教书。
曾因为他，我放弃了读天旺中学、鸭溪中学，转入和留在石板中学，希望他教我的语文。可惜我们的语文老师自以为是，学校安排欠妥，我读高一，他教高二，我读高二，他教高一，缘分总是没到。为此曾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但终于胳膊未能扭过大腿。
但他教过我的历史课，为他们班刻印的教学资料，同时也给我们一份。他上课口若悬河，从不看讲稿，整堂课没一个同学开小差，大家都是伸长颈子听课。他的板书设计规范整洁，一堂课下来，就是一版书法艺术。我有时间还与同学到他的寝室请教，他对人总是诲人不倦。他在南白中学教书，我去看过他，并希望他给我留一幅书法。他答应了我，说给我的书法不能马虎，要等到有状态的时候给我写。可是没有多久，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当时真不放相信。今天读到名士守先先生文章，心中又升起对他的怀想，一代天才，生不逢时，让人倍感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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