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做过裁缝

            文/张水源

 肥瘦高低靠尺量，案前熨帖皱布香。银针玉剪花分小，忙在为亲换靓装。

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衣食”“吃穿”是华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还有丰子恺先生画中的“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补阿四”的现状，可小朋友盼过年，还是追着家长要穿一套新衣；不少大人，哪怕贫穷者，在春节期间也想法换上新或较新的衣裤。

双面临街，街名中山，车少人多，或工或商。“小手工业者”是我的家庭成份，众多的小手工业中，难忘裁缝，我家前店是裁缝铺，隔一家是，再隔一家又是，正对面街也是，右邻不开店的其兄还是从业裁缝。

打小时，我常见父亲拿着软尺为顾客前后量体，用划粉在案板上划线裁衣；母亲脚踏缝纫机“哒哒哒”踩个不停，在灯光中飞针走线忙着缝衣裳、锁扣眼，还要洗补全家人衣服。

俗话说：“长木匠，短铁匠，不长不短是裁缝”。手工裁缝讲究工艺（缝制工艺技术用语多达近百项），追求合身细致。早年做裁缝的多，棉布缺买布凭布票，人们在服装上的开销不大，生意不如人意。遇上亲友常要优惠或免费，不少还需暗添口袋布和线扣费，经常赶时间疲劳苦累，赚钱也不多，父母亲不愿意我子承父业。“停课闹革命”一开始，长辈就托亲拜友，为我找短工打。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还觉得“近裁缝者忙”。从小，我就闲不下来。未读完高小，就在建溪筛过沙石，沙溪挑过砖瓦，富屯溪运过泥土，在延城和茫荡山下挥动山锄干过杂活，是出勤最多的小工。

“抬头看灯光，低头做时装”。我看到体弱的父母夜深人静时还在为家庭生活操劳，想到学做裁缝，为繁忙的父母分忧。我不好开口让带病的父亲教，找来裁剪书反复看，有空就往前店师傅边上站，先是用旧报和纸皮裁样，从自家人穿的衣服做起，后又以多裁剪、多义务来提高，虽不讲究制作工艺程序，也逐渐掌握了普通缝纫的基本手艺。

年过花甲者印象很深的那个时期，“衣冠大国”的衣之色多在“灰、蓝、白”，许多妙龄女郎想的只是“绿”军装素裹，尽显“妖娆”。一套卡其布新衣，让我穿在身上心满意足多年。记得那时服装款式异常单调，罕见裙装，南平制作成衣的单价是：男西裤0.75元，女西裤0.65元，男女衬衫0.80—1.00元，中山装1.20元……

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非“知青”的我，开始早起晚睡学裁缝，遇上雨天和缺工日，又埋头在母亲的缝纫机上。我边学边做，裁过夹克衫、仿军装，缝过中山装、便衣，懂得“先量体，勤尺慢剪快行针”，“驼子裁衣前短后长，仰包（挺胸凸肚）裁衣前长后短”。有一次，缝纫合作社承接了一批赶着交货的棉袄业务。时逢战备，我家店外摆有用于灭火的沙箱，人行道上搭蓬长着葫芦。做棉袄灰尘大，我将缝纫机移到马路边帮助赶任务，让母亲去做家务。人家去吃饭，我还在忙，连忙好几天。

那是全民“以粮为纲”的年代，刚从中山居委会到延平公社工业组“以工代干”几个月的我，就被抽到唯－种粮食的上洋大队包队去。上班用心工作的我，不久，戴上了大红花，列队在“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队伍的第一排。节假日或回城开会时，下乡一回来，我也在家挑灯踩缝纫机。

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村“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工作队员挨家轮流派饭吃，遇到脸色难看很平常。多数公社干部一年就回城，我凭借年青想办事，不怕苦和累，住村夜晚也常帮村民义务裁剪等优势，与不少农民交上朋友，连续下乡多年，还受村民欢迎。

古诗云“年年压金线，为她人作嫁衣裳”，又有“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之说。 父亲早年带过的徒弟，后来成了我的岳母，并在服装厂工作到退休。我与她大女儿喜结连理在80年代初，是华夏大地服装开始出现标新立异、“百花齐放”时，大家追踪着、模仿着，我的“新郎新娘”衣料，也有从晋江县石 狮镇买来进口带金丝的，我自已设计新款式，动手裁剪车缝。成家后，碰上亲友、同事开口，我也还义务裁缝。一些老友至今未忘，可我一直记不起来。

随着服装业流水线生产，工厂化、规模化，流行款式令人眼花缭乱，人们跳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理念，百姓从量体裁衣找裁缝店定制服装转为进商场或摊点按号买衣购裙。父亲留下的裁衣剪子，妻子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原先的“裁缝粉包线扣”，成了我的摆设、藏品。

做裁缝，穿针眼，三天不拿针，手就有点生。一晃，我与“小裁缝”挥手已经30多年。

妻子退休多年后，偶尔还在南方江城带起老花镜，翻开缝纫机车板，让我追忆久违的“哒哒哒”的声音；常住北方都市后，看到家人的穿戴出现裂缝缺扣时，还会一针一线地去缝补。前几天，她对我回忆：做女孩时，看到你家过年还要忙，我也去帮助过锁扣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