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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苗山
王亚平
1969年元旦过后，我坐着湖南省邵阳市“知青办”安排的车辆，从自己的家乡邵阳市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土桥公社和平大队，一头扎进了云遮雾罩、白云缥缈的崇山峻岭，在那个美丽却异常贫穷的大苗山插队落户。
那次下放知青，足足有上千人。我们是从大祥坪出发的，三十多部客车，大部分人是去绥宁，去城步的也有几百人。
那年，我16岁半。青春、懵懂、冲动和爱憧憬是那个年龄和那个特殊年代所有青年的共同特质。
离家之前的我，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生活上的困难。可现在不行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那种艰难哪，不是三言两语甚至是几天几夜能说得完的。
好在我挺住而且适应了。我活了下来。
(我挺住了，活了下来…）
如果那天收工早，吃了晚饭后，我会坐在陈旧的木架子屋的堂屋门槛上看夕阳。落日的余晖给天地间的万物镶上了一层金边，使得像白絮一样的云海有点像金秋季节田野里起伏的金色稻浪。
村落里晃动着憧憧的人影，收工回家的山民们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背着大捆的牛草，有的则赶着大队的黄牛。
赶牛的人悠然地敲着清脆的竹梆，偶尔大声地对那些“顺手牵羊”吃几口禾苗的调皮的牛斥骂几句。这些带着山谷回声的声音给人一种余音绕梁、温馨美好的感觉。
袅袅的炊烟升起来了，有的笼罩在山间的田垄里，有的随风飘散到了翠绿的山间。
记得彩色电影《刘三姐》那情意绵绵动人心旌的山歌，那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的秀美山水，就是这些，让自己选择了到大苗山来插队落户。
可谁曾想，来到这个偏僻荒凉的大山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找那种浪漫的情调？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见踪影！
山歌倒是有。晚上那个和自己同住一架木屋的七十多岁的叫彭大庆的五保户老大爷，通宵通宵地不睡觉，一边打着草鞋，一边唱着山歌。
那哼哼唧唧的山歌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母猪在哼哼，也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反正难听极了。
今天拖着柴回到小木屋时，彭大庆冲我笑笑，用严重伤风般浓重的鼻音说：“老王，你这个时候才回来，老朱都已经吃过饭了。”
按山区的习惯，只有年纪大的或者值得尊重的人才会被人在姓氏前冠一个“老”字。知青也可以享受干部的待遇，所以我也就成“老王”了。
“老朱”是一个女知青，比我早来一个多月，也比我大两岁。
因为她有个姐姐下放在这附近的燕子山林场，她也就单独联系到这里来插队落户了。
听说她的家庭出身很不好，是“工商业兼地主”。
这种出身的人就是下放也没有资格去条件好的农村。
“老朱”那年大概是18岁，胖胖的，嗓门挺大，性格爽朗，干活办事风风火火，对人也很热情。
她个子不高，丰满得出奇，走动起来胸前就像有两个肥肥的小兔在活蹦乱跳。她走到哪里，都会把那里的男人火辣辣的目光吸引过来。
彭大庆又在隔壁打草鞋了。
他先用木槌咚咚地捶着稻草，接着又咿咿呀呀地唱起山歌来。
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好半天，终于断断续续地听懂了几句。他唱得是：“哥哥上山捞柴禾，妹妹望穿山坡坡。有心岭上打一转，又怕哥哥把衣脱……”
既然听懂了内容，那他的山歌似乎不那么难听了，细细地品味，还是有那么一点韵味的。
这悠扬古朴的山歌，咚咚的砧草声，伴着灶膛里树枝燃烧的噼啪声、屋后山泉淙淙流淌的叮咚声，汇成了一曲既奇妙又和谐的乐曲。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是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原生态”？以至于多少年以后，那歌声还在我耳畔飘荡。
后来我知道了，城步的苗家山歌其实很好听。那就是一种美，没有经过修饰的天然的美。
这种美充满了野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恬然宁静，当然美。
当年湖南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下放到这里，是那些美妙的苗家山歌像甘甜的乳汁一样哺育了他。
日后，使他在全国一举成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根据苗家山歌的旋律写成的。
（何纪光《挑担茶叶上北京》）
彭大庆还有个弟弟彭二庆，也是个五保户。两兄弟没有老婆，无儿无女，全靠生产队记一点工分，发一点救济粮。
弟弟也有六十来岁了，瘦精精的，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模样很像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他还能干一点活，主要是帮生产队放牛。每天山间那悠闲的梆子声就是他演奏的。
别看是一个竹梆，可到了他的手里，就能敲出许多轻重缓急不同节奏的好听的点子。
黄昏时分的落日、竹梆声、牛群、淡淡的炊烟，每每构成一幅不经意间泼墨而成的《归牧图》。
彭二庆是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
他在国民党的川军和桂军里都当过兵，由于当兵的时间长，属于通常所说的“兵痞”、“兵油子”之类的人。
了解他底细的人说，别看他现在不哼不哈，一副蔫了巴叽的老实模样，他当兵的时候可是特别的凶悍。
听说他跟日本鬼子打过几次尸山血海的大血战，死的人堆起来比城墙还要高！
他身上也曾被鬼子的三八大盖子弹穿了几个窟窿。但他命大，侥幸活了下来。他说，他没有跟解放军交过手，但他不相信解放军比日本鬼子更凶猛，更会打仗。
他还常常吹嘘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是如何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如何艰苦卓绝。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在吹牛，反正他说的这些话让他在文化革命中吃了不少的苦头。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白崇禧带着他的桂系部队撤入了十万大山，彭二庆溜回了毗邻广西的老家，开了小差。
有人说国民党桂军的士兵像猴子一样会爬山。
彭二庆也一样。六十多岁的他翻山越岭，步履轻松，身手矫捷，连小伙子也追不上。
他能随便找几样东西就生起火来；他知道什么能吃，什么有汁能解渴。他能以闪电般的手法捉住一条碗口粗的“乌纱公”蛇，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条蛇变成一大锅美味的蛇羹汤。
他一年四季就穿一条吊着布片的破裤子，足踏一双草鞋，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
他说，这算什么，打日本那年间，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我们当兵的照样穿草鞋！说起军营岁月，他昂起了头，眯缝着眼，脸上满是向往的神色。
彭二庆常常在深山沟里独自操练，走齐步，甚至走正步，把凄厉的口令喊得震天价响。
寨子里的人说他是“癫子”，调皮的小孩子们更是在他“出操”的时候远远地扯着嗓子大叫：“彭二癫！”
我后来知道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所经历过的艰苦卓绝、惨烈牺牲、名垂青史的故事。虽然只是陆陆续续知道了些许故事，但也足以说明，中国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功勋也是中华民族的功勋。
（“彭二癫子”的故事非常惨烈…）
我想，作为抗日老兵，晚年生活拮据的彭二庆，他也应该堂堂正正地得到这份荣誉。
在地处偏僻的大苗山，物质生活是相当地贫乏，但政治生活却是一点都不放松。除了日常的生产劳动，一个星期总要开几次会。有的时候是生产队开会，有的时候是去大队开会。
吃过晚饭，我房子下面三十米左右山坡上的老张从他的屋子里出来喊开会了，说是要去大队部开会。
我和小朱因为是知青，也享受生产队干部待遇可以去大队开会。尽管我和小朱一点都不稀罕这种待遇。
大队部设在大队第三生产队的胡山界小学。这个大队的一队和二队在海拔较低的半山腰，而三、四两个生产队坐落在更高、更险峻的山顶上。
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串闪烁的手电光在缓慢地移动着。我们生产队一行七八个人跟着队长老张往山上爬。
浓重的夜幕里，山风送来的说话声和嘻嘻哈哈的笑声在静谧的山间清晰可闻，传得很远。
我们二队的队长老张是个（湖南）新化的移民。他们老家那边修一个大型的柘溪水库，把家园都淹掉了，一家老小就移民来了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在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山民中，老张算是比较开化和能干的，因此被选上来当了生产队长。老张生性豪爽开朗，喜欢讲笑话，生产上也很有两下子。
在大队部开会，一开就是四、五个小时，中间还往两盏煤油灯里添了两次油。真的是把人烦死了。
开会的队干部们每个人都抽烟，弄得满屋子都是辛辣的旱烟味。
听着那些啰里啰唆、索然无味的会，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就打起了瞌睡。
看见我打瞌睡，老张卷了一支毛旱烟给我，还用他的煤油打火机打着了凑过来，我点着了，刚刚吸了一口，就被呛得猛烈咳嗽起来。
小朱也被烟熏得受不了了，就悄悄地捅捅我，说，我们到外面去坐。
在楼下坪里的大木筒子上，两个人用手抹去露水，坐了下来，看星星，聊天。
我说他们说的那些事你听懂了没有啊，小朱说，那些年终决算、今年预算之类的事我也听不懂，也不感兴趣。
小朱说，这样的会他们起码开了十次了，每次都说一样的话，而且是只说不做。什么买柴油机、买打米机的事，搞副业的事，每次开会都要讲，又没有看见谁去做。你说烦人不烦人。
没有烟熏火燎了，瞌睡又上来了，眼皮只打架。可是这外面凉而且湿气很重，也不敢睡。
小朱碰了碰我的小腿，说，你脚上的那个疮好了没有？
我说，已经封了口，应该快好了吧？
半个月以前，我的脚上长了一个无名的毒疮，烂得大量流黄水，差不多都可以看见隐隐发白的骨头部分了。
好容易托人到公社卫生院买了一支磺胺软膏，全抹完了也不顶事。
后来，还是那个彭大庆爬到山上，采到了几种不知叫什么名的草药。
彭大庆把大把的草药塞进嘴里，像老牛吃草一样，嚼了半天又吐出来，给我敷在了脚上。
看着老头的塌鼻子淌着鼻涕，缺了的黄板牙和嘴角的白沫，我恶心得直想吐。就在他从嘴里吐出来准备给我敷的时候，我差一点要抽身而逃。可我忍住了。没有办法，应了那句话，病急乱投医。
可没曾想，这种看上去恶心的草药敷上去，三四天以后，好了！连第二次药都没有敷。彭大庆倒是好心好意地催了我好几次，老王，我再给你敷一次药吧。但被我拒绝了。
我轻轻地抚摸着脚踝，对小朱说，我真的应该感谢大庆老头。我还要感谢这个小学的肖老师。
就在前几天，由于烂脚干不了活儿，我无聊得要命，就拖着一条病腿，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现在开会这个胡山界小学玩。
没想到这个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居然还书声朗朗。这个老师姓肖，是个民办老师，家就住在公社附近的土桥大队。
肖老师真是个好心人。他也真的不容易，教完了四年级又教二年级，上完了数学课又上语文课。
看见我这个知青来了，他很高兴，热情地让我在他的房间休息。他说你先坐，自己找书看，我还得去上课。上完课他就做饭。
那是我吃得比较香甜的一顿饭，当然也是比较轻松的一顿饭。当天晚上，肖老师不嫌弃我的脚上满是脓血，留我在他家就和他一床睡了。
也不知道我那条不时渗着脓血的伤腿有没有把他的床单和被子弄脏。
我当时就心想，将来有一天如果自己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要好好报答肖老师。
坐了一会儿，小朱说，我们该进去了，不然他们该嘀嘀咕咕拿我们开玩笑了。
进去开会有点像受刑，浓烈辛辣的烟味呛得人肺部隐隐作痛。东一句西一句的发言仍然叫人打瞌睡。后来果然又睡着了。
睡了多久不知道，已经是凌晨几点了也不知道。当我被小朱捅醒，跟着大家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出大队部的时候，远远近近的鸡都叫了。
露水和一团团翻腾的浓雾把脸打得像用水洗了后没有用毛巾擦一样湿。
天边，已经隐约看到了一抹灰白的曙光……（2022年5月）
天亮了，我的大苗山曙光初露（陈旭摄）
何纪光《挑担茶叶上北京》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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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