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杏坛照烛微

——记武昌文华中学老校长李辉祖先生二三事

文／杨庆华

2011年10月2日，儿时伙伴邀约参加母校武昌文华中学140年校庆，当我们走进校园，走进校史陈列馆，老校长李辉祖先生生平映入眼帘。

李辉祖（1898～1979），湖北云梦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自1938年至1972年，任本校校长长达三十四年……读至此，我甚是惊叹。据我所知，司徒雷登先生自1919年至1945年，任燕京大学校长达二十六年，其任期已堪称奇迹，而李校长的任期之长，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盛赞其呕心沥血于文华、毕生致力于中学教育事业，亦不为过也。

我们徜徉在时光隧道里……文华创办于1871年10月2日（清同治十年），是中国近代最早引进西方先进办学理念的新式学校，从清朝的书院到民国时的增设大学，从武昌辗转大西南，再迁回武昌，从私立学校到公立武昌文华中学，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宋教仁、李公朴、恽代英、林育南、谭震林等一大批革命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两院院士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从文华起步，走出校门……

接着，我们移步实物展厅，同学们争相翻阅历届学生名录，翻到我们班那一页，个个指指点点，兴奋不已，可唯独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有同学调侃道，如果细究，我们是1969年2月“复课闹革命”时入学的，而你于1969年12月初，即随父母下放沙洋农场，满打满算在校仅仅十个月时间，也许是因中途转学，才无有了学籍记载，虽有其实而无其名也。呵呵，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曾经有过的文华过往，我的老校长、我的老师，像过电影般的一幕幕朝我走来……

年少性腼腆，拘谨不善言，偶遇开怀事，日记话从前。儿时父亲说：笨鸟先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此，我写了好多年日记。

翻开我的日记本，有一则这样记载着：1969年4月24日，党的“九大”胜利闭幕。25日清晨，到校时天麻麻亮，见钟楼前一长者，对着毛主席像，边鞠躬边背诵：“我有罪，向毛主席请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毕恭毕敬，一共复述三遍。我好生奇怪，转身打量着他，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头儿，瘦削的脸庞，略显刻板、严肃，头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身洗得几欲发白的中山装，腰微躬着，扛着一把长长的竹扫帚，从我眼前走过，然后去清扫校园。

我是接到班主任冯桂荣老师的通知，赶早到校办黑板报的，记得我问冯老师，他是谁？冯答，老校长李辉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校长，心中有些许疑惑，但不知再从何处问下去，也不知何故，从那以后，梦里时不时出现这个桥段，总有那么一丝莫名的酸酸的怪怪的感觉。

我与冯老师走进教室，开始抄写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稿子，并勾画简单的插图和描摹黑体通栏标题……

大概是为解除我心中的疑问，冯老师打开了话匣子。他对我说：李辉祖先生1938年接任武昌文华中学校长，接着武汉沦陷，他带领武昌文华中学、武昌希理达女子中学、汉口圣保罗中学离开武汉，到湖南后，益智中学加入，一共500多名学生，组成“鄂湘联中”，先后流亡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办学，在担任校长的八年中，数次搬家，躲避战乱，靠着坚韧、执著，辗转几千公里。“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吃尽千般苦，受尽万重难，云云……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才迁回武昌原址，恢复文华中学校名，并继续担任校长。一席话，听得我云里雾里的，母校的“鄂湘联中”经历，犹如“西南联大”的中学版，离奇而耐人寻思，然则，李校长严谨踏实的办学精神，更是可钦可敬、可圈可点的……

转眼到了1969年6月，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组织我们到武汉国棉五厂劳动一个月。一天下夜班，冯老师通知我回校换一换黑板报内容，主题围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开。当我走到教学楼的楼梯口时，看见老校长扶着扫帚在台阶上小憩，我给他一个微笑，然后上二楼202，我们班的教室里。当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摘抄“九大”政治报告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你知道报告中“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中的“讨之诛之”是什么意思吗？我一回头，老校长正对我微笑着。我有些难为情，慌不择路的回道，似曾相识、似懂非懂样的。他接过话茬儿，从字到词，从词语到句子，为我一一讲解，一人一师一堂课，幽默风趣，和谒可亲，让我倍感他高超的语言技巧，循循善诱的亲和力，完全与钟楼前的老头儿判若两人。

老校长走出教室，继续清扫着他的楼道。不一会儿，冯老师进了门。我问起“鄂湘联中”光荣而艰难的历史，冯老师侃侃而谈。说他五十年代末，从华中师大毕业分配至文华，有一次在全国政治课教学观摩会上，听几位亲历过“鄂湘联中”的校友，聊起流亡学习的一些经历。

他们说，李校长在抗战八年的流亡办学中，带领我们一路筚路蓝缕，一路栉风沐雨，以“读书救国”为办学指导思想，沿途进行抗战爱国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在学生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带着我们这些中学生，在流亡中办学，比起大学生来，困难更大更多。因为我们都是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流亡中大多靠步行，靠人照顾，且所到之处没有现存校舍可借用，更不可能临时新盖简易校舍，所以我们一路上只能住在庙宇、祠堂里，师生们在通铺上，挤住在一起，校长也不例外。为改善生活条件，每换一个地方，李校长率先开荒种菜。正因为有了李校长的坚定信念、笃定前行，师生们的互帮互爱，我们才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八年中没有出现过一次人身伤亡事故。而且，教育质量非降反升，在当时举行的全国统一高考中，1939年和1940年考入大学人数居全国第三和第一。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经年累月，恍若昨天，所谓：“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也。

不善言辞而略带迂腐的学究周敬言老师告诉我，李校长治学严谨，治校有方。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清早总是第一个到校，站在校门口迎接老师和学生的到来，无形中把彬彬有礼传递给他的每一位学生；他还有一个爱好，身边总带着一个凳子，随时随地跟班听课，掌握教学动态、评估教学质量，于教师既是一个鞭策，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以此促进教学相长；他更有一副古道热肠，他甚至见不得学生贫苦，几十年来，暗地里资助过无数的学生。他夫人讲，抗战流亡办学期间，他经常将瘦弱的孩子领到家中，催促夫人给他们煨骨头汤补充营养，并将此作为对夫人的一项要求，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纵观老校长教书育人的观念和行为，无疑是在用他那高尚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校，影响着教师，影响着他亲爱的学子们……

1969年12月4日上午，我到学校教导处办理转学手续，拿到转学证明后，冯桂荣老师促膝谈心似的给我作思想品行鉴定。由于即将离开母校，离开儿时的伙伴们，加之生性怯懦，我不知怎地就眼泪婆娑的。稍倾，与老师作别，我独自默默地离开。走到校门口，我徘徊起来，心中充满了不舍。此时，恰遇老校长在用抹布擦洗校门，他看我低头揩眼泪，透着一种似曾相识的眼神问我，你是主楼202教室的、那个办黑板报的同学吗？我点头回答，是。他上前摸摸我的头，问道，怎么哭啦？我小声抽泣着说，明天随父母下放农村，今天来转学。他随即应道，哦，舍不得吧？我说不出话来，眼泪像放了闸的江水，夺眶而出。他轻抚我的肩，揉一揉，喃喃细语，安慰且叮嘱道，去吧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抬起头来，点头应允。然后缓缓迈开步子，冲他挥挥手，告别母校，告别老校长。过不一会儿，我转过头去，他的手还未放下，还在挥动着……

我就此转身，向着他深深鞠了一躬，径直向粮道街口走去。

从那以后，每每走到人生的歧路口，李辉祖校长的做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谆谆教导，便在耳边响起……

2022.5.15.于武汉

槛外人 202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