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 刊发  雷平阳《写诗就是说人话》

       (202201046期)

写诗就是说人话

雷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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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诗歌叙事,是对人类伟大诗歌传统的致敬,是诗歌的魂兮归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史上,诗歌沦为了囗号和空洞的宣教与说理,背负起了本来不属于诗歌的“历史使命”。叙事、语言属性、个人精神空间和审美追求的复活,终于让诗歌回到了它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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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的复杂性导致了写作资源和受恩渠道的多向性。云南的创世古歌和史诗对我确立诗歌的现场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包括美学、哲学、宗教等等元素的获得。对于诗歌写作,我还得求救于中国的传统诗歌精神以及世界上令我为之倾倒的一切文明。诗歌不是一座孤岛,有开辟性和未来性的诗歌更应该建构一个属于自己而又能包容万象的诗意帝国,它可能只是一个蕞尔小国,但它有出处,亦有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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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诗歌写作我不认为是“坚守”,也没有阵地可守,若说非守不可,就现实而言,它只意味着守一间书房而已。前些天读和尚诗,还碰上了这么一句:“人间诗草无官税,江上狂徒有酒名”。其“悲凉”在我手边或心头,与我所置身的时代没太多的关系,它似乎是一种诗歌传统,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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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犯错最多的地方是,我们总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扑面而来,斗酒诗百篇。对诗人来说这本来是一个不需要多说的常识性问题,它现在被放到了诗歌天堂的门槛上,令人不由心生悲凉,这只能说诗人真的没有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没有听清诗歌之神的耳语。无邪,仍是彼岸。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我们不可药救地迷恋上了更简单、更直白、更经济的写作模式,从而对“生活”与“情感”之上的美学与智慧失去了辨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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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动机?我写了二十多年,至今也没想好。最初,因为口吃,又想说话,我铺开了稿纸。后来,写故乡,因为我是游子,想回家;再后来,写底层人的苦难,因我的兄弟姐妹、僚友世戚都是农民和民工,想替他们喊疼;再后来,写云南的山川庙寺孤魂野鬼虫羽植物,则因工业文明让它们都沦为了偷生者……201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芒市,我的朋友李君川带我去爬雷牙让山,至顶,有一巨寺,立于其下,人若蚁。我问他在傣语里,“雷牙让”是什么意思,他说“野草和荆棘让出来的地方”。让出来干什么?供人建庙、修养、耕种。但现实是,人们正在把“野草和荆棘”这些大地的主人连根拔起,一个时代正兴致勃勃地消灭着旷野和山河。我能做的,无非就是在纸上留一片旷野,把那些野草和荆棘引种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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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灵光乍现,都是苦吟,说是泣血也不为过。有时候,我很羡慕一路走去便一路写诗的人,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能写。比如我也去过新疆,在很多诗人眼里,新疆是诗歌的百宝箱,只要一打开,一首首诗歌就会列队走出来,但我去了就去了,几年时间过去,仍然两手空空,真是愧对新疆。唯其如此,我在充分审视自己之后,决定系统地写云南这座天边的高原,它近距离的于我来说有体温的独特性、陌生感、多元化,令我总是有写的欲望。最动我心魄的是,它教我迷幻术,让我永不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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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域性”写作,我们必须审查写作者的视域、幅面和经验,同时还应该关注其指向和开放度。众所周知,诗歌书写的语境和旨趣已经远离了中国古代诗人所持有的天人感应的世界,传统诗意早已荡然无存,在此背景下,一种在场的、基于当下的、拔地而起或掘地三尺的写作,也就成了必然。如果我们仍然无视泊来之物和边界拓展,总是沿用陶渊明等古代诗人的符号谱系,地域势必会成为一座过时的美学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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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走神的时代,从浩浩荡荡的大城到群山背后的村庄,很多东西都魂不附体了,为此,“兽”与“鹰”、“走进”与“走出”的关系,我只能用“灵魂出窍”来与之对应,我总是让自己的灵魂在进与出、天与地的双向航线上不停的往返,以此回避“夜郎自大”和“锦衣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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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净”的语言写作,始于2000年前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写诗就是说人话,应该让一个个汉字活起来,到世界上去寻找它们贴心的对应物,让自己成为它们之间通灵的载体。这样一来,另外的快乐也就诞生了,这些光着脚丫的语言,很快就出现在了我个人的诗歌现场,活泼泼地,及物而且真诚,有着细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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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于口语,等同于我对“阅历”的看重,它从我的肺腑中出来,途径喉咙,是活在我舌头和嘴唇之间的语言之魂,也是我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它们中的某一句符合了诗的道法,我肯定会让其直接入诗。人人都读得懂,这就很难了,我更在乎诗歌的误读空间,那简直是另一个天地,一旦訇然打开,必然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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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表象上不缺“生活”原料,况且微妙的“生活”,其想象力,已远愈诗人,可实质上,因为拜物教的国家化和暴力化,它总是让人怀着一颗白茫茫的心,处于灵与肉双重被流放的边地,绝望而悲怆。长期以来,对一些惨痛的公共话题,我们的做法,往往像医生围着一个巨大的脓疮团团乱转,或只是象征性地敷些药膏,从来不曾使用过手术刀,剖开,根治,始终被推付给未来。由此,我总是把群体之悲压缩成个人之悲,在黑暗的旷野上独自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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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米歇尔·图尼埃笔下那个被弗吉尼亚号抛置于“荒凉岛”的鲁滨孙,四周都是“生活”的闪着金属之光的大海,自己的时间、伦理、美学自主生成并与世界一刀两断,孤独加剧着炽烈的生物性,绝望则不停地拓展着他渊薮的边界,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以真实的方式,按虚构中的诺亚方舟的形质,为自己造一艘自我救赎的“越狱号”木船。

文章来源【文学批评】 (根据雷平阳访谈整理)

【作者简介】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著有《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乌蒙山记》《天上的日子》《悬崖上的沉默》《击壤歌》《袈裟与旧纸：雷平阳诗手稿》《送流水》等诗歌散文集。曾获《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