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族星-沈延毅

沈延毅，字公卓、攻昨，号述菊、天行健斋主。

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现盖州市）城东土台村。

父沈羹唐为清末拔贡，能诗善文，工书法，在当地名望很高。

沈延毅自幼从家父读经学史，作诗临帖，弱冠时，文才书名即已称誉乡里。

及长，就读于民国大学、北京大学。

毕业后，先在吉林道尹公署任职，又在中东铁路督办莫德惠处司文书之职。

光复后，曾任东北生产管理局秘书处处长。

解放后，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沈阳市文史馆馆长。

“文革”期间，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1978年落实政策回城，任辽宁省政协常委、沈阳市政协常委、辽宁省书法协会会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

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本职工作和社会活动，为辽沈地区的文史研究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2年2月23日在沈阳去世，享年89岁。

沈延毅是辽宁著名的书法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丰厚的诗文经史底蕴以及在对书法艺术方面的建树，早已在东北大地为人熟知。

他那筋骨风神、别开生面的“魏体行书”，越来越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为国内外文史学家、书法家所注重。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今对沈延毅书学理论、书法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研究还很滞后，他在现代书法史上的大师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仍处于蚌中藏珠、沙里埋金的待开发阶段……

沈延毅自9岁开始学习书法，到89岁逝世的前3天还笔耕不辍，与书法结缘整整80年，可谓对书法钟爱之深、浸淫之深，以至终身从之……

沈延毅的书学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即从9岁到18岁，为他的启蒙基础期；

18岁到40岁，为他的准备待发期；

40岁到75岁，为他的探索形成期；

75岁到逝世前，为他的发展成熟期。

第一时期，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对唐楷欧、褚、颜、柳诸家都悉心临摹研习，他在诗中曾写道：

“髫龄满纸笑涂鸦，先仿隋唐诸大家。六十年中如寤寐，几番梦笔几生花。”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唐楷作品形神兼备，结体和笔法的掌握运用都十分娴熟，所下功夫之深，可以从他60岁和80岁写的欧体、颜体楷书中窥得，少年时期临摹唐楷积淀的深厚功底，对他后来书风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何体”，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对何绍基（子贞）的书法亦用功尤勤，这种影响一直到他的晚年书法，还能见到踪影……

第二时期，沈延毅18岁时，父亲得知近代中国的碑学大师康有为寓居大连，他便携子拜见年逾古稀的康有为。此时的康有为已由当年“公车上书”的热血青年，变成了老态龙钟的长者，改良维新与保皇复辟的失败，使他离开了政治的漩涡，寓居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大连，以书画自娱，潜心继续他的碑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实践。可以想象到，衰年的康有为见到风华正茂、身高体健、学识广博、谈吐儒雅的沈延毅时是何等的心情，他遂对沈精心教授，点拨导引。沈延毅每天得以为老师磨墨理纸，亲睹老前辈的点画运笔之妙，遂茅塞顿开，深有领悟。临别之际，康有为嘱他要继而上追秦汉，以求格调高古，并以手迹两幅相赠，作为奖掖鼓励。沈延毅由连返乡，从此将家藏魏碑旧拓，披览临写，悉心揣摩，直至年逾不惑。他在这段时间里，把<龙门二十品>的险峻朴茂、 <郑文公>的遒丽宽博， <张猛龙>的雄秀劲利，两<石门>的恣肆奇浑，融为一体，熔铸成了独具特性的北碑风格……

第三时期，沈延毅在具备唐楷的基础和汲取北朝碑刻造像之精髓后，即开始了向碑帖结合、以魏入行的书体，进 行了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他曾作诗概括他这一时期的书法渊源：“积健为雄颜鲁公，渊源篆隶肆圆锋。别开生面书中象，一帜独垂百代风。”

他首先以魏法用笔，兼参篆籀<泰山> 、 <石鼓> ，汉隶<乙瑛> 、 <史晨> ，以使其线条笔道一波三折，圆润遒劲，笔笔中锋，铁画银钩；然后借鉴欧阳询、柳公权瘦硬骨架结构为结体，中宫紧束，骨骼嶙峋，秀朗挺劲，风神迥然；继而兼取隶楷<爨龙颜> 、<爨宝子>的厚重古拙、夸张稚趣，全面向何绍基的行书风格进行靠拢和进化，初步形成了个人风格。沈延毅对何绍基终身不弃，固然有家父自小对己的影响及对父亲的怀念因素在内，但何绍基的颜楷功底和碑帖结合的行书路子，是使他取法“何体”的最主要原因。何绍基的书法既存汉隶颜楷的雄健浑厚，又具北碑的清刚凌厉，他是将汉唐书法的气魄骨力、内蕴风姿与北碑的峻拔刚断、萧散灵动，融化得最好、最成功的书法大家。沈延毅这个时期的作品，沉稳工致，点画精熟，炉火纯青，耐人寻味……

第四时期，沈延毅经过70多年的坎坷生活磨练和对书法艺术的不懈求索，他的“魏体行书”书法已趋于形成，登堂入室的条件已经具备。特别是十年“文革”结束后，大地回春，生机盎然，被扭曲、压抑多年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获得新生，已是古稀之年的沈延毅将自己的斋号称为“天行健斋”，又以炽热的激情投入到书法创作中来。这时的他，胸怀广阔，意境高远，诸家笔法，熟记于心，笔下的点画线条，似回鸾舞凤，万岁枯藤；六书八法，如天风海涛，变化莫测，他的书法进入了成熟收获期。他精神矍铄，精力旺盛，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组织者皆以他的光临为盛荣。他声誉日隆，名噪一时，每每妙文佳句，顺手拈来，题词赠书，一挥而就，各地求书者益众，片纸寸缣为海内外书家及爱好者宝之。

1988年，在辽宁省首届书法艺术展上，沈延毅应众人之盛情，凝神屏气，悬腕挥笔，一幅周总理青年时代诗作的六尺四条大屏，一气呵成，56个大字，字逾半尺，笔酣墨饱，畅快淋漓，令在场者骇目惊心，赞叹不巳……

沈延毅晚期的作品，心猿意马，出神入化，无拘无束，老笔纷披，真气弥漫，臻于化境，似与齐白石临终时的画作一样，歪歪斜斜，刷刷点点，似明非明，似清非清，如入随心所欲的超脱混沌境界……

沈延毅先生积毕生精力钻研碑学，以化古出新的魏碑行书独树一帜，笔下创造了集雄浑、峻伟、朴拙、奇逸于一体，充满阳刚之气的书法审美形象，成为当代碑学领域的开派大家……

“白山黑水气葱茏，振古人文大地同。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南海昔年薪火传，沉雄奇逸笔如椽。行间情质宣融处，双楫箴言一脉牵。不薄唐碑爱魏碑，旁揉博采涉瑰奇。心为笔帅先求正，书到生时是熟时。”这两首诗，是32年前中国书坛两位大家-启功、沈鹏为《沈延毅书法选集》的题诗。

诗中以精准之笔对沈延毅先生的书法艺术师承、特色、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

沈延毅积毕生之精力躬耕砚田，以化古出新的魏碑行书独树一帜，创造了集雄浑、峻伟、朴拙、奇逸于一体，充满阳刚之气的书法审美形象，成为近、现代以来，继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之后又一位碑学领域的开派大家……

魏碑情结：

沈延毅少年学书自隋唐入手，曾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端楷刻意临仿，从法度森严的唐碑经典中立得规矩，亦曾心仪颇得颜氏遗风的清代何绍基沉着雄强的大家风范。

然而，沈延毅一生的书法追求，还是在结识了康有为之后才发生根本转变并逐步确定方向的。清代中叶，碑学大兴。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世，在六卷二十七篇洋洋七万余言中，以变法求新的思想，系统阐述和完善了碑学理论，极力倡扬崇魏卑唐、尊碑抑帖之说，认为“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以康有为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鼓吹无疑对碑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一七年冬，适逢康有为避祸小居大连，时年十四岁的沈延毅经父执引见，有幸拜谒这位饮誉海内外的“康圣人”，且得以“磨墨理纸于側，亲睹康老措笔之妙，骇目惊心，深有所悟，窃心识之。临行之际，康老赠以手迹两幅以志嘉勉。”其时，《广艺舟双楫》已刊行二十六年，总印至十九版，海内外散布万余册。沈延毅必已先从康氏书论中受到崇魏卑唐思想的影响，此行又面聆大师，口授心传，促使他的艺术思想和学术道路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沈延毅曾以诗深情地回忆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启悟多端信有因，高山仰止喜书绅。童年十日前尘梦，沓渚楼头拜圣人。”

在此后的学书道路上，沈延毅开始潜心于对北碑的探寻。他以《广艺舟双楫》为指针，朝习夕诵，犹如康氏宏论萦耳，并广集碑版拓片，举凡碑碣、造像、墓志、塔铭、摩崖石刻……无不广征博取，并在分类、考证、鉴赏的基础上，由形而神地心摹手追。他不独守一碑一石，而是转益多师，辐射式地摄取魏碑群体艺术中的精华。经过深入地研究临习，他认为北魏碑刻上承汉魏，下启隋唐，骨气深隐，格高韵足，虽为楷书，而融篆势、隶意、分韵、草情于其中，且一石一风，一碑一貌，同中存异，丰神万殊，乃真正之大观。魏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书法宝库。他遂下决心以魏碑为立根基石，以碑学为终生奋斗目标。

魏碑行书：

书者，抒也。书法是通过笔的挥运展现线条魅力的艺术，是书家个性情感外化的符号。抒情性表现是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征。魏碑属于楷书一类，偏于“居静以治动”，易于形质与功力，却很难自由地抒散怀抱，任情恣性。而沈延毅积数十年魏碑临池的功力，深明“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在创新求变的理性觉悟中，从表现技法入手，化古为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魏碑行书化的路子。

他匠心独运地将行书技法融入魏碑，笔下或揉篆法，变方为圆，减少锋棱，藏巧干拙；或掺隶意，轻灵翻折，波磔诡谲，凝重而不乏活泼。同时加快了笔速，强化了行笔落墨的起伏和节奏。他善于在力度与速度的协调连贯中，化直为曲，化断为连，化正为奇，化静为动。这一系列的笔法、笔势、笔意，使原本各自独立相安的点画间呼应顾盼，意气流动。魏碑这一相对端庄、静止的书体，在不失却本质特征的情况下，以个性鲜明的精神，生发出具有时代写意气息的新的艺术生命。沈延毅笔下的魏碑行书，经特殊语言的现代诠释，在法与意的完美交融中，赋予了古老的石刻文宇艺术以新的气韵和风采。

雄奇峻伟：戛戛独造的阳刚之美……

沈延毅作魏碑行书，始终把握着“坚劲、峻拔、开张、逸宕”的用笔主旋律，在力的统摄下，气势恢弘的点画铮铮磊落于纸上，创造了雄浑、峻伟、朴拙、奇逸的书法审美形象。何以至此?谛观之：筋骨劲健，精气内蕴，真力弥漫，故能雄浑；欹侧险绝，笔锋凌厉，刚断峭拔，故能峻伟；信笔纷披，率真自然，不求精巧，故能朴拙；疏密参差，波诡云谲，洒脱超迈，故能奇逸。他的作品笔力慑人，形态特异，充满阳刚之气，作为一种风格，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中，显然属于壮美一类。反复品赏，我们会从坚劲逸宕的点线轨迹中，体味到书家『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的品格和气度，在叹服其精湛艺术功力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与书风相一致的人格力量的震撼。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倾情赞美魏碑，归为“十美”：魄力維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气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以此“十美”观照沈延毅的魏碑行书，或骨力，或气韵，或仪态，或意趣，均有较为完美的体现……

“南王逊北王”-崇魏卑晋的千古异说

书法史上，碑学与帖学相对而称。帖学以东晋王羲之书风为代表。沈延毅所以未从帖学而专攻碑学一路，他是把晋人书风与北魏碑刻作了长期比较研究之后才决定的。他认为晋书韵致姿媚，温雅有余，而伤于骨力不足。他指出，清代刘熙载评论王羲之书法“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乃溢美之辞。平心而沦，遍观右军节迹，“韵高千古”足真，“力屈万夫”不实。骨力是书法美的最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生命力所在。若以骨力、骨气论，北魏书家王远的《石门铭》足以压倒王羲之的《兰亭序》。因此，他以诗直吐心声：“举世千午赞墨皇，临池反复细端详。龙蛇人笔苞元气，毕竟南下逊北王。”

如果说，艺术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态，那么书法作品则表现了创作主体-书家的功力、才情、学问和修养。因为，当笔墨线条作为情感符号的人生语汇来挥洒时，必然迹化出书家心灵、性情、人格和气度的差异，而这些均与理性思辨和学养的高低深浅有关。只有加强理论研究和多方面的学养，才能最终完成从艺术直觉到理论自觉的哲学提升，才能在创作中减少盲目性和偶然性，不断深化作品的文化内涵，提高艺术的品位和格调。故书法一道，资贵聪颖，学尚浩渊。纵观书法史，从《兰亭序》、《穴祭侄稿》到宋四家诸帖，从明清法书到近、现代名人墨迹，凡自书诗文的“无意于佳乃佳”的作品，必然是使转挥运的节律与诗情心律的完美契合。从一定意义上讲，书法是文化人的审美创造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书法的品位、格调、意境，是以功力为根基，靠学养滋养出来的。故苏轼慨叹说：“腹有诗书气白华。”古今大书家多是学者，中国书法史上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明学养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

沈延毅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夯实了自己的书外之功。他长于文史，精于鉴赏，尤以詩词成就最高。其诗风一如其书，沉雄奇逸，格调高雅脱俗。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自书诗词，“诗意在书法艺术中的融化，体现为书法品位的升高。而书法的节律感与抒情性，对书家纯真的诗情肯定也起着良性循环作用”。观赏沈延毅的诗书合璧之作，玩味其线条的美妙变化，品读其诗词的高雅意境，可谓墨花怡人，丽藻悦目。经过这双重的审关观照，进入一种神与墨游、心与诗化的艺术境界，但觉满纸云烟中洋溢着一股气息，这是金石气、书卷气，是雄浑之气、浩然之气。又別有一种风神，是高山之风、君子之风、学者之风……

从学术角度看，沈延毅的“南王逊北王”，无疑是对中国传统书学理论的挑战和反叛。从他敢于打破千古定论，对“书圣”王羲之作如此异古殊今之评，其艺术主张本身就极富于标新立异的精神，显示了不随人俯仰、不趋时尚潮流特立独行的艺术人格。这也可以视为对包世臣、康有为崇魏尊碑理论的补充和发展……真是：

青山留驻魏风骨，苍天漫展碑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