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部 推荐中共领导人
第六十五章 团结斗争 统一抗日
在蒋介石于南京扣押了张学良，蒋令重兵又攻占潼关，形势骤然逆转时采取的。为努力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红军主力南下第二个步骤，应杨虎城等再次请求，彭、任于1937年1月4日率部继续兵分两路南下。1937年1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提出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实现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亲日派挑动内战阴谋。西安方面则力求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争取已被蒋扣留的张学良回陕主事。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战与和问题上分成两派，分歧愈演愈烈。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等，从中尽力说解，分歧仍未消除。
1月8日，左路中的第一军团到达陕西耀县、泾阳、三原。9日，右路中的第十五军团到达咸阳，又根据杨的建议，奉命前出陕南商洛地区(1月15日)。10日，第二十七军开抵洛川。随后，红军“前总”驻扎在泾阳县云阳镇南门的文家大院，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对外化名为“长江部”、“武昌部”、“衡阳部”，也驻守镇内。红军主力南下直入关中，引起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兴奋和震动，西安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据李云汉讲，杨虎城为准备对付南京军事行动，一方面加强同红军联络，请“彭德怀等部移驻三原、赤水一带，一方面派遣武装干部到各县整编民团，分发械弹，征派粮食，准备动员作战”。（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220页。）。因西安方面在红军主力支援下采取强硬态度，作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压力，使蒋不敢轻举妄动。他下令缓攻西安，认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共军“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厉害”（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96页。）。蒋军将领对西安以红军为中心的“三位一体”作战也极为恐惧，认为“逆共合股，其势已成，若不早除，后将噬脐”。甚至力主动兵的何应钦也深有顾忌：红军“亦已陆续南下，若使一旦冲出潼关，则洪流溃决，必至难于收拾，中央调驻重兵于陕境，实系重在防”红军（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6页。）。
此外，这一时期红军的军事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军队将领，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
这时，彭德怀、任弼时已率红军主力开到西安以北数十里的泾阳、三原地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彭、任也及时地去做说服工作。他们或在群众大会上宣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者宴请有关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第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对放蒋想不通，彭、任、杨等亲往其警备司令部说服了赵寿山，并同他合影留念。赵后来回忆：“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放蒋是对的”（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见《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
为说服主战派，彭、任以红军前线指挥员身分，于1937年1月下旬来到西安城内，同杨虎城、王以哲等晤谈，出席了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随后指出，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战争。中共鉴于这一根本形势，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中放蒋是对的，争取、逼迫蒋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只要我们好好团结，张学良能够回来，蒋介石也可以抗日。因此，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后的问题。打仗不利于张回来，可能引起更混乱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彭、任等做了大量而耐心的说服工作。
可是，由于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将张学良扣押。西安方面主战派占了上风，连联军代总指挥杨虎城也提出了准备开战的意见。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来到“前总”，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紧急会商。大家认为，为避免造成与西安方面的对立，只要两个朋友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意见，采取灵活的策略，支持他们的主张，包括和他们一起打仗。随后，彭、任又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陕北毛泽东、朱德等表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如果南京继续军事进攻，我方能自卫。
“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在力求和平中仍不同友军处于对立。因此，只有同他们一道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有可望，否则，使友军从实践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的实现”。任弼时还说，同张、杨部一同打仗“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我们应争取打几个胜仗，为和平而斗争。毛泽东、朱德等当即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我们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应始终同他们一道，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各级将领，认识到中共代表意见的正确，大规模的新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
张学良衷肯送蒋介石到南京，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开始出现分裂。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发动事变，他们人为因王以哲主张和派，蒋介石才扣压张学良，他们对蒋介石讲和心怀不满，枪杀了东北军主和将领王以哲。而何柱国、丁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免遭杀害。周恩来闻讯，严厉批评杀王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随后，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
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
因东北军西撤，4日，国民党中央军开进渭南，西安局势紧张。周恩来决定将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同志撤到三原红军驻地，他本人留在西安城内。
6日，杨虎城率部离开西安，撤往三原。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从西安也向分州撤退，同日，东北军第一0六师师长沈达、骑兵师师长谭自新等致电国民党，向蒋介石投降。东北军高级将领纷纷要求东调。西安事变才平静下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众人所望所归，达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项协议和解，蒋介石以“领袖人格”当面表示，蒋介石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的事宜。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到这一意向，周恩来的南京之行各项准备中。可就在考虑周恩来出行之际，西安事变历史变故，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还派重兵逼近西安，准备讨伐张、杨所部。局势又一次转向险恶。
1937年1月初，中共中央电报张闻天、毛泽东频频发电给潘汉年，告知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六项条件；再指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要求潘汉年尽快摸清情况；表明中共态度：“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中共认为：“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于国民党及蒋氏的地位有损，且绝对无益于西北善后问题之解决。正当解决的办法是撤兵释张”。潘汉年再次与国民党人直接接洽，阐明中共的态度与方针，要求国民党当局正视现实，不要自食其言。
面对西北三方军民团结一致严阵以待的强硬态度和全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也希望通过潘汉年邀请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中共中央认为“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并电告“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蒋介石便于1月8日派联络代表张冲，由潘汉年陪同，去西安见周恩来。周、张会谈时，周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西安协定，中共谋求国内和平，同意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南京必须履行以下三条意见，即撤兵、释张、实行西安协定。
以此同时，1937年1月5日和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连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发去电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周恩来不去南京谈判，并不是放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仍极力主张和平谈判寄予希望，改便方式，派潘汉年前往南京，并表明中共的自己态度，说明“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和谈继续开始：
1937年2月8日，启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谈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全权代表，后来又增派张冲和贺衷寒，参与在西安举行的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共后来也增派叶剑英参加。
顾祝同到西安的当天，会谈便正式开始。顾祝同表示，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当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周恩来拍来电报，提出谈判中应要求将红军编制设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4个军编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由朱德、彭德怀担任；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80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人身安全。
顾祝同、张冲在会谈中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在会谈中，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给顾祝同，希望国共两党能再次合作，共赴国难。双方的会谈虽然仍有分歧点，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部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与会的张冲准备返回西安继续参加谈判。临行前，蒋介石召见张冲，并向他交了底牌：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师9团，不可再加。张冲回到西安，代表蒋介石再与周恩来谈判，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并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周恩来对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他还告诉张冲：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１５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自当日起至3月8日，周恩来与张冲会谈6次。期间，周恩来还利用自己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与黄埔毕业生谈话，并请中共中央派曾是黄埔一期生的陈赓来西安，同做黄埔系的工作，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谈判中，张冲的态度友善而又积极，他提出红军主力可编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6万人。为使和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他还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向延安汇报。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即拍来电报，同意红军的改编意见，指出，现在谈判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但是，当张冲的意见转至南京时，蒋介石却予以否决，只允许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后，给周恩来指示，谈判中仍以4个师为基准，如果蒋介石执意“坚持3个师时，亦只得照办”，以表现合作的诚意。经过一个月的彼此交流、磋商乃至争论，双方的意向也逐渐趋于统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坐下来，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的条文，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的起草，这便是“三八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可是，这个协议却因贺衷寒的修改而改变了内容，这便是：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甚至删去了协议中的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等。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3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表示：贺案是我们所否认的，但是，两党合作抗日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不会因贺案而发生动摇，这就形成了第一次和谈，因双方分歧太大没有达成协议。
蒋介石接到张冲转达的周恩来意见后，答应与周恩来在杭州会谈。3月下旬，周恩来乘飞机前往杭州。抵达上海时，周恩来抽空与宋美龄会晤，请她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面转交蒋介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一到杭州，周恩来便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言辞。谈话重申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的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听完周恩来的讲话，蒋介石态度温和，他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还说，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接着，他又指出，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介石的口气也比较爽快，他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最后，蒋介石提到永久合作应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蒋介石同意并要周恩来立刻回延安，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周恩来杭州之行，取得成效，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总算在口头上答应红军保持4万余人，承诺陕甘宁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区。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所做的关于杭州谈判的报告，针对蒋介石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即延安，作者注)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形成第二次蒋介石口头协议，等中共讨论决定。
周恩来期待着再与蒋介石的谈判，并为此做细致的准备。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下次谈判的方案：“(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以答应赞助蒋为总统。(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4万5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1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五)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这时，通过中共中央与斯大林的交涉，蒋经国已从苏联回国。分别多年的蒋氏父子得以团聚，多少给正在进行中的国共谈判增添了有利因素。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拍去电报，指示李克农与张冲同去上海，面见蒋经国，让他从中影响蒋介石。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周恩来关于下次会谈的方案，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慎重的讨论。会上讨论了由吴亮平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周恩来就纲领的细则做了详细说明，指出，统一战线必须承认中共的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三原则。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凡各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
在延安的3个星期，中央政治局连连开会，就下一步谈判的原则、策略，进行了认真的准备。25日，周恩来等乘车赴西安，准备南下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后因途中受阻，返回延安。第二天，又改乘飞机抵达西安。到达西安后，便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接着，又与顾祝同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商定红军的经费再给5万元；红军夏衣在6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的，可送西安或发衣被；中共将和南方各苏区联络等。顾祝同均答应向蒋请示，第三次西安会谈。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上了庐山。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从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先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予蒋介石。可是，周恩来却发现，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但是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拿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可是，当周恩来带来中共草拟的纲领时，他却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故伎重演，还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其具体内容是：“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蒋介石费尽心机，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万5千；他推翻了杭州谈判时的许诺，3个师以上不再同意设总司令部，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且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坚持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南方游击队问题，他提出应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所谈“允许共党适时公开”，则矢口不谈，只是说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又“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如此出尔反尔，变幻莫测，尽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他有针对性地回答说：所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做出决定；红军改编后不应设立政治训练处，而应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来还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陈述红军改编后，3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以军事名义，而不能以“政训处”代替。对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很激烈，分歧很大，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谈判自然难以进行。
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谈判情况的汇报，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但仍然准备顾全抗日大局，做出妥协和让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考虑到蒋介石的意见，“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由于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所以，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共产党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改编后的红军指挥部。蒋介石设想，红军改编后，国民政府将派去所谓政训处，以取代军事指挥部，并将毛泽东、朱德派出国外考察，让改编后的红军失去核心，这样，就使他所精心设计的改编真正成为收编。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门谈及军事指挥机关的问题，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德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这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几日后，南京方面又给延安来电，算是给周恩来致蒋介石电的回复：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为第四次谈判做了认真的准备，让周恩来负责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9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他们飞抵上海，也就在这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卢沟晓月（注：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在北京广安门外西南，横跨永定河上，古时乾隆皇帝曾在秋日路过卢沟桥，得此良辰美景，赋诗“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于此，并题“卢沟晓月”，立碑于桥头。卢沟桥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石桥）。看完地图，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后，就把毛泽东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13日，他们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这就是第三次会谈，也称南京会谈。
达成《国共合作宣言》《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四、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边。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这种态度当然是周恩来难以接受的。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那么不要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达上海。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7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即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针对蒋介石的催促，周恩来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4万5千人，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终于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和博古立即赶赴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问题，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就在此时，叶剑英从西安拍来电报，告诉周恩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蒋介石、李宗仁这对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共议危亡之局，真可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周恩来料想中共也将被邀参加会议，为了掌握团结抗日的主动权，他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果然，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立即复电，告诉是开国防会，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南京方面连日电文，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第四次会谈，在庐山进行的，称庐山会谈。
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将是最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对此做了认真的准备。8月4日，他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研究和讨论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便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其中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等来到西安后，得知红军西路军的1000多名被俘人员关押在西安，便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在确认情况属实后，他立即前往西安行营，直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当天，便有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接着又有210余人获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满怀希望和信心。
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张闻天与毛泽东8月8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
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在南京期间，他们活动频繁，多次与冯玉祥、白崇禧、刘湘和龙云等会晤，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在经历十年风雨后，终于得以公开活动。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意见，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做了发言。他们的意见，获得与会者的好评，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是，在讨论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上，蒋介石仍然挑刺，提出种种非议，为7月间就交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他一直不予发布。当周恩来重提此事时，他让康泽出面对周恩来说，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应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
同时，1937年8月9日，两名日军驾车强行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窥探中国军队的情况。守卫机场的哨兵喝令停车，日军不仅不听反而开枪射击，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击毙两名日军。日本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就在康泽与周恩来会谈的第二天，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黄浦江的日舰为基地，炮击闸北一带，开始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地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战火逐步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蒋介石措手不及，心中的那点侥幸，彻底破灭，下决心与日本决战。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对日作战，
15日左右没有开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有了新情况，二是等待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返回参加会议。
周恩来紧紧把握时机，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将要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应努力达到：(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条件，国共谈判中久拖不决的问题，终于得到落实。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文告。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任命问题，总算得以解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谈判，强调八路军可以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八路军的战略任务确定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即致电毛泽东等，部队仍以迅速开拔为有利，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毛泽东当日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同意恩来提议”。红一军团为先遣部队，即日出动。自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主力的改编刚一落实，周恩来便考虑与蒋介石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中共合法机构的问题。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同周恩来具体商谈，他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通过这次与蒋介石等的谈判，国民党允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
谈判中，周恩来强烈要求国民党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8月18日，他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反复交涉，当天，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都获释。
还是在庐山谈判时，周恩来便提出中共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当再次磋商此事时，很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批文。周恩来十分高兴，立即和朱德前往拜望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于右任欣然应允。
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一些根本问题都得到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8月21日，周恩来要参加将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开南京前往西安，谈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叶剑英等继续谈判和交涉（注1）。第五国共谈判，在日本炮火下，终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形成全国性民族力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目的。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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