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从国际来看，在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3年10月19日以前，希特勒上任当总理后，一个月后，国会大厦发生了一场神秘大火，据说纵火犯是一个半疯的荷兰人。希特勒趁机指控左翼政党是大火的幕后策划者，并说服总统兴登堡对他们进行政治限制。但是，即使有总统的命令铺路，纳粹党仍然没有在1933年的大选中获得绝大多数席位。
不过，希特勒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国会大火为由逮捕了左翼政党代表。随后，其他政党也被逐一禁止活动。1934年8月，冯·兴登堡辞世，这意味着对纳粹党的最后束缚被彻底解除。利用职权排挤异己，屠杀异党，特别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制造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越发标志着：对于希特勒而言，《凡尔赛和约》已经失效了，而国际联盟作为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已经名存实亡，不受约束。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阿瑟·尼维尔·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慕尼黑开会，签订协议，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情况下，强行把苏台德等地区割让给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上把这次会议称为“慕尼黑阴谋”。至此，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德意志第三帝国更加肆无忌惮，第二年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境，德意志第三帝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增，加速了侵略扩展的步伐。苏联对英、法两国更加不信任，出于自己国家的安全考虑，1939年，苏联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此，在与苏联商讨了瓜分波兰和东欧势力范围，得到苏联的中立保证之后，希特勒决定放手一搏。这一条约进一步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高福源随六十七军进驻鄜县“剿共”第一线。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2日夜，红十五军团向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驻地榆林桥发起进攻。高的卫兵被击毙，高也受伤被俘。天亮后，战斗结束，高同两名被俘的营长一起被押解至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红军军官学习班”。党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转变，高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发给他一套。红军医务人员又给他治好了枪伤。在被俘的二三个月里，他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勃勃生机；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学习班讲课，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也使他深受教育。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看见东北军伤亡俘虏如此惨重，高福源忍不住了，突然提出想见红军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李克农来到他跟前，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高福源很激动，握着李克农的手，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十分钦佩。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十分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随后，高福源只身赴甘泉，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及抗日主张，使城内的东北军官兵正确认识共产党和红军。面见张学良，高福源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张学良，力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和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说到动情处，他不由不有自主的声泪俱下：“如果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中，副司令何以对东北父老，何以面对先大元帅的亡灵！”他的一席话，令张学良大为感动，于是派他再返苏区，联系与中共代表商谈事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张学良也看见了，反应强烈，相应联合抗日。
1936年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并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
1月21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并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王以哲转告张学良，张学良经仔细考量，深思熟虑，慎重做出决定，他提出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周恩来便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于1936年3月3日在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张学良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还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中共中央随即派曾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于是，张学良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的第一层最好、也最安静的一个大套间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会面，随时将张学良的态度电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便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1936年4月7日，陕北，雨雪交加，寒气袭人，在瓦窑堡通往肤施（延安）的泥泞小道上，“嘁嚓，嘁嚓”行进着一队人马。走在前面的一位，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约莫三十七八岁。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恩来。紧随其后的一位，身穿中山装，英武睿智，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首、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刚刚出席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此行是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等赶赴延安同张学良举行联合抗日救国密谈的。密谈起因谈，
3月16日，李克农带着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和要求，赶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党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随行赴肤施会晤张学良。行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联合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知周恩来等人的行期、联络地点及此次会商的几个问题。电文告诉赴肤施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七日从瓦窑堡出发，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川口，张学良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保证人员安全。谈判内容，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战救国；全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等诸多问题。最后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周恩来、李克农于1936年4月8日，一行带着电台于约定时间到达川口，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天气恶劣，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来人接引。张学良虽已飞抵洛川，也因联络中断，停在洛川等待消息。直至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学良才冒着风雪亲架飞机，带着心腹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由洛川飞抵肤施。
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对方代表接引下进入肤施城。肤施清凉山下的桥儿沟有座天主教堂，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就在这里举行。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周恩来颇感惊讶说：“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会谈转入正题。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及中山先生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
张学良非常坦城，他毫不掩饰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
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与其团结。但更要斗争，不斗争，就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联合也不可能。”
稍顿，周恩来接着说：“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我个人不能决定，我愿意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后再作答复。”
窗外寒风嗖嗖，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代表求同存异，既真诚坦率，最后达成了八项共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唯一出路，对《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张学良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红军的集中。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通商，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双方互派代表常驻；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这次会谈相当成功。周恩来出发时，中共中央早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并签订上述诸条，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4月10日，周恩来一行离开肤施返回川口，12日返回瓦窑堡。
1936年8月25日(农历1936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
中共中央表示，欢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表现的进步，同时指出蒋“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消极态度，并明确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从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发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给宋庆龄、蔡廷锴、于学忠、傅作义、许德珩、陈公培、冯玉祥、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等写信，请他们阅读这封信，并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注1）。
注1：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成立了抗日框架，稻城默切。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底，红军打通与苏联运输联系宁夏战役失败，西征军陷入崩溃绝境，与此同时国共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红军到了最为困难的时期，甚至已经做好了第二次长征的准备。蒋介石决心剿灭红军，完成“剿共最后两分钟的战斗”。为了督促西北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此前，戴笠和孔祥熙等人认为张杨有通共嫌疑，纷纷建议蒋介石不应该冒险去西安，然而蒋介石依然对私交深厚的张学良抱有希望。出于安全考虑，蒋介石没有住在杨虎城控制的西安城内，而是住在了离西安二十里外由东北军驻扎的的临潼华清池。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而蒋介石常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惯用的政治手段。而蒋介石此行带着新任命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继承等一批中央要员，给西北换血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分驻汉中、华阴、潼关一线，另有二十多万大军在铁路沿线待命。西安城外危机四伏。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妥协已无济于事。
最初，当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张学良依然对劝说蒋介石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张学良再三苦谏无效，最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杨虎城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巨大的压力使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付诸实现，兵谏的计划开始紧张的筹划。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并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学生的游行队伍在集结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阻挠，警察开枪打伤一名学生，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临时决定到临潼蒋介石驻地示威。蒋介石得知学生要来华清池示威，命宪兵二团在十里铺架设机枪阻拦，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言立即驾车追到十里铺，劝说学生停止前进。随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吵。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使张学良最终下定了兵谏的决心，成了西安事变爆发最后的导火索。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赴华清池蒋介石晚宴。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似乎已经察觉到他神色的异常。于此同时，杨虎城正在西安城内宴请中央大员。杨虎城始终神色泰然，并未露出一丝痕迹，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此刻，前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和其他中央大员一样正饮斟酣畅，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几个小时后，自己的生命便走向了终点。
1936年12月11日晚宴会之后，张杨分别对所部下达了捉蒋的命令。在与两军高级将领开会商量的时候，有人问道，捉了蒋介石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道，这就像是下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根本没有主张，怎么处置的详细计划，鲁莽行动。按照预定计划，张学良安排东北军的105师师长刘多荃、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团的王玉瓒、孙铭九营长，负责执行捉蒋任务。
11日当天，张学良曾派出心腹黎天才拜访蒋介石，进行试探。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当黎天才再次向蒋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时，遭到了蒋的痛斥。当晚，当张学良在宴会上神色恍惚，蒋介石似乎已经察觉某种异常，然而却没引起重视。
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回忆到当时的场面，“张之行色匆忙，精神恍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昨十时前临睡时，余心更觉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可虑，本欲招钱慕尹叮嘱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以寝时已到，亦不再招，以余过十时以后临寝，即欲失眠，故亦不加防范也”。
当然，西安事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在蒋介石入驻华清池的时候，外围的安保任务就是由张学良的卫队第一营承担的，营长正是王玉瓒。
在12月11日下午四点的时候，张学良便对正在执勤的王玉瓒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
王玉瓒没有多问，当即回复道：“是！”
然后便骑着三轮摩托车跟上张学良的汽车往城里开去，等到了张学良公馆后，被张学良叫到屋里去，然后关上了门，封闭的空间里，只有张学良和王玉瓒两个人，他猜测，张学良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交代给他。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对王玉瓒说：“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王玉瓒还没反应过来，前面咱们不是刚从华清池回来，为什么又要去请呢？
还没等王玉瓒发问，张学良又补充道：“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王玉瓒这才搞明白，所谓的“请”不过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张学良的真正意图是要活捉蒋介石，为抗战而进行兵谏，这一刻，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自古兵谏者难以善终，蒋介石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不论此次成功与否，自己作为亲自执行者，都难逃凄惨的下场。
但是他没有犹豫地回复道：“我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个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肯定能够活捉！”
对于王玉瓒自信的回答，张学良十分满意，思考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把这件事办好……”
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军高级将领51军军长于学忠进入客厅，直接对张学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张学良没有回答他，而是继续对王玉瓒交代说：“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
王玉瓒从张学良那里出来，张学良的副官谭海给王玉瓒拿来衣服，并且告诉他具体的行动时间就在明天拂晓。
因为当时还没有下达最终行动的时间，在11月11日晚的宴会中，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在观望，如果事情有挽回的余地，便会下令停止行动。
王玉瓒担心自己回家过夜走漏了风声或者行动有变，因此一直待在谭海的办公室里，一直熬到凌晨，张学良没有下令终止任务，王玉瓒打起了精神，在寒冷的夜色中，骑着三轮摩托车出城。
他直接到达自己部队驻扎的地方，让部队进行集合，骑兵连集合完毕后，王玉瓒下令由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并逮捕一切外逃人员。
然后，他又命令手枪排的战士跟在自己的身边，并让步兵一连准备进入华清池捉蒋，当时一连的士兵和蒋介石带来的宪兵队是交叉巡逻的，为方便巡逻，他们就住在一处民房，王玉瓒下令，直接收缴了宪兵的枪支。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王玉瓒便带领部下进入华清池，担心暴露，王玉瓒让士兵先别上子弹，等他枪响后，再上。
到凌晨四点的时候，王玉瓒等人已经摸到蒋介石住所外，外面只有蒋介石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
按照约定时间，王玉瓒掏出手枪，对着哨兵连开三枪，在哨兵应声倒地的同时，部队立刻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式拉开序幕。
王玉瓒一边指挥部下进攻，一边派人通知从城内赶来支援的孙铭九，枪声响起后，蒋介石的侍卫凭借窗户拼命抵抗，王玉瓒担心伤到蒋介石，没有下令死攻。（《1979年，老农看报后震怒，致信叶剑英：是我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楚都文苑 ，2022-08-04 07：21 发表于湖北）。
12日凌晨五点半，蒋介石刚刚睡醒。按照习惯，蒋介石正在床上做一些伸展运动，活动筋骨。当他床上运动完毕，正准备披上衣服的时候，大门外一声枪响传来了。就在此时，卫队营长王玉瓒正率领数百名士兵和孙铭久冲入华清池大门。王玉瓒率领的一营士兵偷偷摸进大门，而孙铭久的二营士兵则从大门硬闯进去，两人配合分两路突进。当王玉瓒等人摸进二道门的时候，一个贴身侍卫发现了，立即鸣枪示警，随即被击倒，刚刚的枪声正是王玉瓒打响第一枪。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一听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枪支走火，一惊之下赶忙从床上坐起。值班侍卫官冲进房间说，不好了，有叛军冲进华清池。蒋介石赶忙问，是什么军队。侍卫官说，带皮帽子的，都是东北军。蒋介石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
惊慌的蒋介石赶紧披上一件丝绸睡袍，只穿上一只拖鞋，便急忙从后门逃命。由于后门紧锁，一时找不到钥匙，蒋介石就从后门翻墙出去。内墙的高度有两三米，外面为警卫方便挖有深沟。蒋介石就跌到沟里，摔伤了脊椎骨，留下了一生的后遗症，脚上仅剩的那只拖鞋也挂在墙上。受伤的蒋介石在侍卫的搀扶下爬上骊山。
经过激烈交战之后，蒋介石的卫士几乎全部丧命。王玉瓒等人冲进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后，发现屋中空无一人，刘桂五发现衣帽架上挂着蒋介石的衣服和帽子，桌上放着蒋介石的公文包和假牙，王玉瓒等人立刻冲到蒋介石的卧室，却发现床上没有人，被子还有些温乎，王玉瓒检查了床下，也没有发现蒋介石。
王玉瓒很快发现，蒋介石的衣帽和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桌上的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可以判断，蒋介石仓皇出逃了。
王玉瓒下令部下在搜索华清池的时候，接到张学良从城内打来的电话，得知这个情况后，张学良严厉地说：“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王玉瓒十分焦急，如果完不成任务，掉脑袋是小事，耽误的可是国家大事啊！
这时，一个士兵回来报告说，在院墙下发现一只鞋，王玉瓒见过蒋介石的鞋，判断蒋介石一定是翻墙向后山逃跑了。
王玉瓒当即和孙铭九一块进行搜山，一营从左侧上山搜索，二营则又右侧上山搜索，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人，在距离华清池外500米的半山腰上的一块大石头后发现了蒋介石。
蒋介石因为仓皇逃窜，没来得及穿外套，当时正值冬季，北方已经开始变冷了，尤其是凌晨时，是一天最冷的时候，蒋介石被冻得瑟瑟发抖，又担心被人发现，藏在石头后面不时探出头来观察。
刘允政等人发现后，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委员长在这哪！”
王玉瓒闻声，立刻赶到，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没有以前的威风，看到王玉瓒，紧忙问道：“张副司令在哪里？张汉卿在哪里？”
王玉瓒并没有回答他，而是让部下将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张学良交待给他的任务，顺利完成。
12月12日，上午八点，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副官和孙铭九等人将其押回西安城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军的联合指挥部。
因为在这次任务当中，王玉瓒和一营功劳最大，事后张学良论功行赏，还奖励了王玉瓒5000银元，并晋升其为15旅43团团长。
在西安，十七路军同时也开展了抓捕行动。中央大员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杨虎城派宋文梅负责带人抓捕国民党大员。凌晨时分，大部分中央大员都在酣睡中，西京招待所门口仅有的几名侍卫也很快被击毙。
十七路军在西京招待所先后逮捕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中央大员及其家属。前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在翻墙逃跑途中身中数枪丧命。在搜寻的过程中，矮小军政部次长陈诚一度藏身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啤酒箱里，最终仍被抓获。
接着，十七路军的西安警备旅开始向西安城中的中央武装力量展开进攻。到上午8点，整个西安城里的中央势力都被缴械和消灭。
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袍，光着一只脚，在这块石头后面藏了起来。搜山的士兵连续几次从他身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半个小时以后，负责搜山的卫队团营长孙铭九等人，才在两块巨石的夹缝后面发现了受伤的蒋介石。
狼狈的蒋介石被背上了回西安的汽车。蒋介石本以为是东北军临潼一部叛乱，当他听孙铭久说是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抓他时，他终于明白了这不小部队的叛乱，而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联合行动。
当捉到蒋介石时的消息传到西安城时，张学良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可是，兴奋的军官们很快又陷入深思之中，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大，西北的局势仍旧不安，下一步又将何去何从呢？
当一向过着安定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
此时，得知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共同参与兵变的蒋介石已经被关押在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大楼新城黄楼的东厢房。为了防止他自杀，房间里所有的电线插座及坚硬物件全部被拆除。不久前，在从临潼回西安的公路上，背部受伤的蒋介石被迫挤着直坐在只能乘五人的汽车里，苦不堪言。疼痛得蒋介石不住的小声说“太挤，太挤”，见没人搭理他才停下来。进入房间以后，紧张的蒋介石连喝了几杯开水才放松下来。
上午九点，张学良独自一人来见蒋介石，态度仍然是必恭必敬。恼怒的蒋介石态度强横，对张学良严加斥责。
12月7日，张学良再约杨虎城商量停止内战办法，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
然而，围绕联共抗日问题，蒋介石与张学良吵得不可开交：“我是主张抗日的，这几年来奔走各省，还不是暗中进行抗日的准备？再说美国、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利害冲突，愈来愈深，我们能拖就是有利的。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敌，所以一定要做到有我无他！”
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大怒：“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据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当时愤怒的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我就担心，这样逼下去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
张、杨不肯就范，蒋介石手谕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把“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消息透露给非官方的《大公报》。目的显然是想非正式的警告张、杨，如果不愿意全力“剿共”，那就请你们走开。
12月8日，“内幕”还没来得及见诸报端，张、杨已经初步确定兵谏方案：东北军负责执行华清池扣蒋和西安到临潼沿线的警戒任务；十七路军负责执行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解除军、警、宪、特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
12月9日，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向省政府和住在临潼的蒋介石请愿抗日。张学良担心军警弹压引发流血事件，急赴西安至临潼半道拦截劝阻，并对学生承诺说：“我保证一星期内可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事后，蒋介石指责张学良放任、纵容民众运动，造成西北社会浮动，情绪激动时竟然说出“对学生就应该用机关枪”的气话。张学良听了火大，暗暗下定决心：“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至此，酝酿多时的兵谏计划终于箭在弦上。12月10日上午，张、杨最后敲定11日夜半采取行动。东北军方面，以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第105师第1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外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突围逃跑；第2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2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1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担任扣蒋任务。此外，枪法精准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和第18团团长刘桂五协助现场指挥。
张学良特别嘱咐白、刘、孙三人：“这次派你们去临潼，是请委员长到西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因为抗日不是中国某一个单独力量所能完成的，必须国共合作，也必须有蒋委员长领导，你们一定要保护委员长的人身安全，像过去一样恭恭敬敬，谁伤害谁偿命。”
陕西临潼华清池南依骊山，传说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喜欢在此沐浴。蒋介石住的地方名曰“五间厅”：一号房为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兼钱大钧的办公室；二号房、三号房互相打通，为蒋介石的办公室和卧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为秘书室。紧靠五间厅的一排房子名曰“三间厅”，分配给了第三组组长蒋孝先和卫士们轮流休息。五间厅西端尚有几间小厅，为钱大钧与侍从医生、膳食人员的住宿房间。
入陕之前，蒋介石有所察觉东北军“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但自信张学良不至于做出“越轨”举动，因此轻车简从，只带贴身侍卫二十人，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的警卫人员都没有跟随。在蒋介石看来，华清池外围的张学良卫队营是值得信赖的，即便白天争得面红耳赤，蒋对张始终怀有善意，他在日记中自我反省曰：“对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但于心不安，此人小事精明，心志不定。”
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召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会餐，杨未至，原来西安城内尚有饭局，张、杨联名宴请莅临陕西的中央军政要员，二人分工，杨留西安。行动即将开始，张压力颇大，形色明显匆忙局促，蒋介石以为乃连日受斥之故，没有往其他地方想，“临睡思之，终不明白其故”。
夜深人静的时候，时钟的走动声往往格外清晰。张学良带领十几名高级将领和幕僚来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一起见证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12月12日2时整，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登车出发，沿着西安至临潼的道路急驰而去。3时许，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简易工事，悄悄包围华清池。4时许，卫队第1营第1连迅速解除了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5时许，白凤翔等人率领卫队第2营先头一部冲入华清池二道门，枪声响起，蒋介石的侍卫各就位置拼死抵抗。
孙铭九说：“我想直夺小桥，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6时许，东北军基本控制局面，蒋的卧室却空无一人，衣帽、假牙、斗篷一应俱全，甚至被褥还是热的。“委员长哪里去了？”白凤翔询问负伤倒地的钱大钧。钱大钧照实回答：“我真不知道。”刘多荃闻讯赶来安慰：“这是请委员长停止内战，领导抗日，钱主任受伤真是对不起，请安心疗养吧！”
蒋介石习惯早起，枪响之时已在穿衣，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手忙脚乱护着他翻墙逃生，未料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跌得够呛，只好强忍疼痛向东行进。孙铭九找不到人，内心万分焦急，忽然有一士兵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
天色微明，卫队营后续部队纷纷到达，张学良电话指示，赶紧搜山，如果找不到蒋介石，一律按叛逆论罪。据王玉瓒的说法，卫队第1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率先在距离五间厅五百多米的骊山半山腰大石头后面发现了蒋介石。孙铭九先一步赶到，只见蒋上穿一件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冻得全身发抖。“你们打死我吧……”蒋介石脸色苍白。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此时天已大亮，卫队营急忙挟蒋下山，连推带拉送上汽车。“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孙铭九坐在蒋的左边，再度打破沉寂。“我也没有不抗日呀，剿共是国策，你不懂！”9时许，蒋介石安全抵达新城大楼。半小时后，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而入，“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冷冷说道：“你既然还称我委员长，应该即刻送我回洛阳，如果你把我当俘虏，你可以立即枪毙我。”张学良坦言：“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倘若国民赞同我等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果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
你一言我一语，蒋介石没有力气理论，提出要见邵力子。“送回洛阳暂无可能，枪杀也量他们不敢。”邵力子谨慎建议：“委员长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下野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复出？”蒋介石明确表示：“我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
后来的事情许多人知道，经过各方奔走努力，西安事变最终以理性的方式走向和解。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宋美龄飞离西安，临上飞机前，蒋对张说：“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统帅，再说这时候去南京你也诸多不便。”张学良坚持“好汉做事好汉当”，从此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光阴如梭，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八十多个年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西安兵谏之所以说不尽，一是题旨重大，用外国史学家的话讲，“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属于中国命运接续存亡的一个转捩点；二是涵盖复杂，涉及中华民族诸多阶层何去何从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毛泽东1937年所说的那样，没有西安兵谏及其和平解决，中国大地上“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西安兵谏第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是抓蒋，抓住蒋介石，也就抓住了牛鼻子。而抓蒋念头的产生与形成，不可能凭空而降，而是有一个逐渐演进发展的过程。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形成。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以死抗争的共产党人面对强大凶恶的对手，只能采取反蒋的斗争方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里秘密会谈之后，共产党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这实质上是将逼蒋的重担移到了张学良的肩头。红军作为蒋介石“剿灭”的对象，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在实际上是困难的。
自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说到做到，从南京到洛阳、自洛阳到西安，对蒋介石哭谏、苦谏，的确是做了一系列逼蒋的文章。怎奈蒋氏顽固不化，亲自赶赴西安，调兵遣将，进一步加紧了“剿共”的步伐，加紧了、强化了“剿共”机器的运转。蒋介石转身杀出的回马枪，反而将张学良逼到了无可转圜的田地。这个时候，张学良深感无奈而痛苦，但在心底尚未萌生兵谏的意念。
在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无路可走之时，杨虎城向他郑重地提出了兵谏的建议。也就是说，是杨虎城破题之后，张学良才产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念头。
蒋介石与张学良，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二人称兄道弟，也正因为二人是这样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张学良才敢于把“逼蒋抗日”的担子一肩挑起。假如张学良在延安没有逼蒋的承诺，则不会有嗣后逼蒋而碰壁的极度苦恼，杨虎城之点火也就没有机缘。
从这个角度溯源推理，延安天主教堂“四九会谈”时化“反”为“逼”，也可以视作周恩来在张的心底于无形中埋下了抓蒋的第一粒火种。杨虎城是继周恩来之后的破题人、引爆者、火枪手。那时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近20万，最具实力，他们离乡背井，无家可归，是一堆积聚已久的干柴。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自然是兵谏能否付诸实施的最关键的人物。
西安兵谏如果缺少周恩来，则没有火种；缺少杨虎城，则无从起火、引爆；缺了张学良，则没有实力，无从实施，无法成势。这样看来，兵谏之形成，张、杨、周三人缺一不可。
另外，为最后消灭红军，蒋介石赶赴西安，也是兵谏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就心计手腕、政治权术而言，蒋介石在当时是个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杨虎城对蒋之评价)。那时，西安特务多如牛毛，张、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蒋介石对整个西北的局势了然于胸，对西安火药桶似的形势也反复地揣度过、掂量过。他敢来西安督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来到西安后他不住城里，而住在城东35公里的骊山华清池，且又严加护卫，并将自己的专列置于眼皮之下，随时准备着逃出潼关。这一切都意味着蒋介石对西安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是有着充足而缜密的思想准备的。该做的文章，他自认为都做得天衣无缝。
即使如此，蒋介石仍然被抓、被扣，这愈益证明张、杨二位将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斗争艺术的高超与绝妙。二位将领抓住了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蒋介石，紧紧地牵住了牛鼻子，这是西安兵谏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事变、政变、兵谏，其性质大抵是相近的，因为是历史纠葛的总爆发，是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斗，不可避免要流血，要死人伤人的。通常情况下，抓住了对手之后又决定放掉，几近于天方夜谭。西安兵谏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扣留十多天之后，又放其返回南京，这在古今中外的兵变中是一个特例。
西安兵谏能否和平解决（即是否要放蒋），要由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及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来共同决定。从三位一体方面忖度，放蒋的第一棵幼芽是从张学良心底里冒出来的。对蒋既然下硬手抓之，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走，从抓到放，在张学良心里有一条萌生与发展的脉络。
12月12日之前，张学良认为，兵谏一旦发动，最起码在国际上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信任和帮助。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兵谏一发动，蒋介石被抓住，苏联在广播上说张学良的行动是受日本人的指使，从12日开始责骂。这种责骂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他询问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代表刘鼎：这是怎么回事？刘鼎开始时说“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可到了16日，苏联依然在骂，而且责骂步步升级，张学良极度愤懑。他在五年前背上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黑锅，这时候，苏联又骂他受到日本人的指使，这使得张学良感到自己背上了比“九一八”更为沉重、也更为龌龊的一口黑锅。因为当时的中共基本上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事态急转直下，一下落到这步田地，导致张学良甚至对陕北的中共也起了疑心，打起了问号。
14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乘飞机进入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开始接触，而且向蒋传递了宋美龄开导性、安慰性的信件。15日，端纳飞抵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了事态真相，说是张、杨二位将军愿就蒋的问题与南京方面进行磋商。
蒋介石的态度能否转变，是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的首要关节。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极顽固的。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在日记里记述，蒋对张学良说道：“使共党方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可在12月12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突然变成阶下囚，一下被置于生死的门槛上，如不改变国策，就没有生还南京的希望。
端纳与宋氏兄妹冒着生命危险相继来到西安，对蒋介石婉言规劝，进行开导，而且带来了此时南京城中“戏中有戏”的消息——亲日派准备拥戴汪精卫上台取代蒋介石，这一消息无异于亲日派准备从背后抛向蒋政权的一颗原子弹。一旦汪精卫登台，蒋介石莫说失掉了皇冠，返南京不得，即使被羁留于西安，与一块破抹布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与权力，顽固的蒋介石只好在宋氏兄妹及端纳的轮番规劝下，开始考虑如何应允张学良所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场兵谏能否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也至关紧要。起初，中共提出的一直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方针。毛泽东初接斯大林要求和平解决的电报，曾想不通，在保安的窑洞里踱来踱去。17日，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各方面之后，又发来一电，透露出最新消息：一是蒋的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倒蒋，促使汪精卫当政。汪精卫一旦当政，亲日派当家，整个兵谏的抗日愿望会即刻化为泡影。
斯大林不容回旋的电报，张闻天在保安与周恩来从西安的内外劝说，宋氏兄妹的主动和谈，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汪精卫的准备回国当政，这一切终于促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这体现了大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不感情用事的伟大。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是很尊重，很敬佩的。如果毛泽东不改变态度，坚持要审蒋、罢蒋，可以预料，在西安的周恩来有足够的能力说服张学良，最终置蒋介石于死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很清楚的，兵谏之后，他对周恩来另眼相待，足以显示出其间的意味。
杨虎城也同意这场兵谏和平解决，但他坚持要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签字画押，事后好有个依据。不过在张学良的固执坚持之下，在周恩来的开导劝说之下，他终于同意释放蒋介石。第一个提出抓蒋的杨虎城，在放蒋的问题上思前虑后，觉得抓而又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心底总有些疙瘩。
有人会提出，毛泽东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还讲道：“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难道毛泽东也说得不对吗？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良已被囚禁于溪口的雪窦山上，而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这种形势下，从保安进入延安的毛泽东能挑破张学良的送蒋之举是“心血来潮”“忠君义气”吗？毛泽东这样讲，分明是为了进一步加重国共之间磋商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砝码。张学良是个年轻有为的军事家，而毛泽东不单是军事家，更是个目光深远、历练成熟的政治家。为了对付老辣奸诈的蒋介石，毛泽东对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只能是这样评价。
张学良读鲁迅的作品时感到“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笔者觉得只有从这里可以破解一个民族英雄深感“惭愧”的谜底。
张学良所读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者是何凝，何凝是瞿秋白的笔名，而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声称他对鲁迅是“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称赞另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的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毛泽东一生最推崇的文学家是鲁迅，对鲁迅评价最高，最为确切也最为中肯。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史实正如张学良在日记里所表示的那样，一切“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的革命者，不管天南地北，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转而言之，任何麻木的奴才、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无行的文人，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发抖”的。
前边说过，1936年11月1日，西安文教界在易俗社召开鲁迅追悼会，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送了挽联。西安的剧社非止一家，为什么要在易俗社这么个不甚排场的剧社里召开追悼会呢？因为鲁迅1924年来西北大学讲学时，曾经六次前往易俗社欣赏过秦腔，并题写“古调独弹”的匾额相赠。西安兵谏行将发生的夜里，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在这个剧场里用演出“招待”过蒋介石带过来的14名军政大员。
626年，在西安发生过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开启了贞观盛世。1300多年后，西安兵谏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大幕，自然也为中华民族争取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奠基礼（注2）。
说到兵谏，我们不妨自东而西，先说兵谏亭。兵谏亭在华清池东侧半山腰，是胡宗南1946年修筑的，开始叫蒙难亭，以后与时俱变，相继更名为复兴亭、捉蒋亭，而今称作兵谏亭（老百姓一会儿称卧龙亭，一会儿称捉鳖亭）。古往今来，中国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亭子数不胜数，而兵谏亭可谓是最有含义的一座亭子，去临潼旅游的人除了看兵马俑之外，几乎都要登览此亭，重温当年的西安兵谏。
兵谏亭下方不远处就是华清池，华清池侧畔就是蒋介石当年下榻的五间厅。
骊山与西安之间，有一座驰名的灞桥。宽石条铺接成的灞桥为敬德监修的。敬德就是尉迟恭，是1200多年前玄武门之变血腥残杀场面，玄武门之变地方，胜过了王玉赞和孙铭九在西安兵谏中的作用，为唐代凌烟阁里排在前几位的功臣。灞桥之盛名，不限于折柳送别，项羽设鸿门宴，刘邦就驻军霸上（不知那时有无灞桥，因为《史记》只记载：“沛公军霸上。”）。王玉赞和孙铭九出动兵力赴华清池抓蒋之时，就是从灞桥西桥头出发的。此前数日，张、杨二位将军往返于西安与临潼之间，也多次从这座桥上经过。灞桥向东、向西所延伸，一条神秘长达35公里“导火线”，决定着西安兵谏的顺利实施，圆满成功。天下桥梁多矣，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有哪座桥可以和灞桥相提并论呢？
注2：《说不尽的西安兵谏：“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杨闻宇，2019年12月10日14：3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著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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