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第六十章 袁家沟 

袁家沟很不起眼的地方，它应潤着历史足迹，丰厚的历史底蕴，把我们带入历史长河之中。有人说袁家沟好地方，“袁家沟要出三斗三升菜籽官”！还有一则传说，明朝初年，一名宰相看到袁家沟的风水富有灵气，断言要出九个皇帝，便向皇帝进言，在距袁家沟20公里的高家洼修建了一座玉皇大帝庙，破了袁家沟的风水。这袁家沟神奇吗？

沟群山环抱、沟壑纵横，一道南北走向的山梁横卧住户人家，住户分成南北走向的两条沟。在两沟离沟口不远的相对应位置，各流出一股清泉，有人说这是龙的两个眼睛。全村人都饮用这两股泉水，两条小溪一年四季从不枯竭，村民叫它“常流水”。村民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袁家沟，沟对沟，两条小溪当沟流，四百人住村两头”。白家祖辈居住的袁家沟分前沟和后沟，在后沟的地方分岔，形成东西两个沟，两条小溪沿着东沟、西沟顺流而下，汇入无定河。

早期革命地

从1924年开始，清涧籍学生白明善（高杰村镇人）、白雪山（老舍古乡人）、白自强（高杰村镇人）、白如冰（高杰村镇人）、唐洪澄（二郎山乡人）等人相继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绥德师范）、省立第六中学（榆林中学）、省立第四中学（延安中学）。他们在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后来清涧县创建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

1925年—1927年初，这些青年回到清涧，从改革教育入手，以教育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1926年春，清涧县共青团特别支部在清涧县第二高级小学（在高杰村）建立，隶属共青团绥德地委领导。清涧县共青团组织的创建早于共产党组织（1927年3月在县城第一高级小学建立第一个党支部），第二高小特别支部是清涧县最早建立的团组织。1927年11月，中共清涧区委成立，下辖清涧县城关第一高小、高杰村第二高小、店则沟第三高小、老君殿（今属子洲县）第四高小和袁家沟、解家沟等十几个党支部和党小组。1928年4月，中共清涧区委扩建为清涧县委，下设中共东区、城区、店则沟区和老君殿区四个区委。中共高杰村支部委员会和中共袁家沟支部委员会属中共东区区委管辖。高杰村镇高杰村人白自强、高杰村镇袁家沟村人白如冰分别担任过中共高杰村支部委员会书记和中共袁家沟支部委员会书记。

高杰村镇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先后培养出清涧新教育思想的先行者白雍熙，革命先烈白明善，“白氏三兄弟”—白自强、白自立、白自成，八一勋章、独立解放勋章获得者、少将白寿康，陕北著名的“六马”之一—马义（原名白炳炘），地质学家白家驹以及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等杰出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至今还传颂着“英雄十姊妹”的动人故事。

1927年—1928年，高杰村镇相继办起了男子、女子学校各1所，在校就读学生有20多人，其中有 “十姊妹”中的白茜、白烈飞、白云帆、白国英、白怀英5人。“十姊妹”中最大年龄的24岁，最小的11岁。她们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懂得了妇女闹革命的道理。1934年，“十姊妹”同时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们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帮助妇女剪发、放脚，教唱革命歌曲，发动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成为陕北革命史上最早参加红军队伍的巾帼英雄。在她们的影响下， 30多名妇女参加了革命，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

沁园春·雪之词

中央西北办事处，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等，于1936年的2月5日，也即是农历的正月十三，他们翻山越岭，从川口过无定河经后坪里，行程30多公里，于下午到达高杰村镇的袁家沟村。随后东征红军总部100多人也抵达袁家沟。毛泽东在袁家沟住在白育才家的窑洞里，中央领导和毛泽东领导在袁家沟筹划着要指挥部队东征，他们冒着下大雪，到处都是雪皑皑，银色世界，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为了查看东渡黄河的地形，毛泽东亲自走到距离袁家沟15公里、毗邻黄河的高家坬，看着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一望无际，雄壮起伏，便有感而发。当晚回到袁家沟居住的窑洞，点着蜡烛挥毫写下了《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中写景写物，写历史人物，此情此景感慨万千，冬季大自然的魅力，雪皑皑，大河冰封，失去了流态，长城内外莽莽茫然，好像银蛇挥舞，就像蜡像雕塑，与天空比高下，如果是晴天，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而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都被夭折了。如像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统一了华夏，但缺少文化，唐朝李世民、宋朝赵匡胤算是一代枭雄，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在中国算得上代天骄人物，扫变了欧亚，但缺乏文化，只会弯弓射箭，杀敌振威，没有文化，看如今，一代英雄人物辈出，远远超过所有历史人物。词之气魄，豪放，显示了一代伟人的雄心壮志，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雄伟壮志。

东征

在袁家沟，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了著名的《东征宣言》：“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并且说：“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宣言》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

1936年2月20日，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高杰村镇辛关村的房儿沟东渡黄河东征。

东征并不是想象那样容易，而是面临一条大河，黄河汹涌澎拜，还有对岸的阎锡山国民党军队布防在近千里黄河沿岸，阎锡山修筑高碉、暗堡1000余座，每碉驻兵一班或两班，重要渡口驻兵一排以上，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河防一线总兵力达4个独立旅之多。阎锡山的所谓“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如何打破正考验红军官兵和勇敢智慧。

东征红军将领合影。左起（东征前的红军将领）：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

东征，在1936年1月27日，中央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就决定东征进军路线，部署了东征兵力，正式组成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

2月2日，红军东征总司令彭德怀率领总部人员，从延长出发，向清涧县黄河方向前进。经过3昼夜的紧急行军，于5日渡过无定河到阳村。随即，彭德怀同毛泽东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住营，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长的沿岸观察，检查渡河船只，选定和侦察渡河点。他花费了整整7个晚上，认真侦察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尽可能多地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对岸敌人碉堡周边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的位置，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方案，以求确保东渡取得胜利，同时还准备了万一形势变化危急，能够安全撤出对策。

彭德怀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侦察调研。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以及预备队位置摸得清清楚楚，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渡河可能性和可靠性。

临近东征，彭德怀来到准备渡河点视察发现，仅造出了15艘船。满打满算每只船只乘坐30人，一次只有450人，来往一次运载到岸大概需要1小时20分钟。全军1·4万人，加上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区区15艘船是无法保证东征渡过的要求。万一出现紧急有变化，回师的安全没有保证。这时，彭德怀急中生智，想到组织地方党、政、全民动员，星夜赶造船只上百艘。并配备每只船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组织专门训练。这才有东渡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西渡返回的安全。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点不到一个营，往前进军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离河岸30至40里远。待敌部队到达河岸三至四小时，红军部队即可全部渡完上岸。

一切准备安排妥当后，彭德怀回到大相，向毛泽东汇报了各项准备情况，特别是渡河地点、时间，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东征红军骑兵部队准备渡河

1936年2月12日，毛泽东、彭德怀向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下达命令：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两日传达完毕。15日红一军团出发，16日红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进发，各以4天行程到达渡河点，待命渡河。

2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渡河准备已完成，红一军团全部拟于19日乘夜进入峁上、沟口一线，20日黄昏开始运动，21日14时前渡河准备完毕；红十军团于20日开始渡河，红八十一师开至袁家沟待命。毛泽东同意渡河布署，当日电令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遵照执行。

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命令，规定红军东征部队第一步的任务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命令要求21日20时为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同时渡河的时间，不得有误。

由于渡河准备进展顺利，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将部队渡河时间提前至20日20时。2月1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我军准备渡河已引起敌人注意，现敌正在三交镇上下加筑工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和巩固渡河的胜利，对红军各部队提出如下注意事项：一、两军团要有独立作战的准备；二、左纵队八十一师尾随红一军团渡河；三、山西游击队应在老娃关、马灰坪佯渡，袭取一两个碉堡，剪断电线，以掩护主力渡河；四、红一军团渡河时，主要向柳林方面派出有力侦察，渡河后进占石楼以北之西山里、小蒜镇、南岭地区；红十五军团渡河后经义牒镇乘机取石楼；山西游击队及西岸群众务需在红军渡河后，拆毁沿岸碉堡，收集船只，巩固三交镇、转角镇、辛关镇3个渡点。

2月20日，彭德怀同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按计划分兵分批即分别从绥德县沟口和清涧县河口强渡黄河。渡河十分顺利，部队从两处渡点胜利登岸，几乎没有伤亡。毛泽东随红十五军团到达黄河对岸山西石楼县东辛关登岸。彭德怀则于2月21日从绥德县沟口渡过黄河，随红一军团到达山西境内留誉镇。

至23日，红军两个军团胜利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的所有渡口，占领了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役的第一步任务。

东渡黄河后，红军首先击破了敌东岸的堡垒封锁线，尔后迅速向纵深进展，占领吕梁山之隰县、石楼、吉县，击退了敌军进占绥德县、米脂县两个师。这对于陕北根据地可以减少威胁，有利于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元修建的沿黄河堡垒群，一点也没有起到阻拦红军东渡的作用。

陈诚坐镇太原，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阎锡山为阻止红军的进攻，进而驱逐红军至黄河以西，急调部队防堵和反击。两个军团在接连取得关上、蓬门大捷后，于3月上旬会师于孝义县兑九峪以西的大麦郊地区。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也随同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3月10日清晨，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兑九峪的晋军发起攻击，晋军各部仓促应战，负隅顽抗，十余架轰炸机也飞临兑九峪上空，狂轰滥炸，轮番助战。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几十里长的山沟里，到处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战况十分激烈。由于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于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红军撤出战斗。

兑九峪之战后，阎锡山深深感到红军作战的力量强大，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3月中旬，蒋派15万大军陆续由同蒲路向北，正太路向西，分两路入晋，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由总指挥陈诚坐镇太原，协同阎锡山指挥。同时蒋介石还强令驻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袭击红军战略后方。

为此，红一、十五军团根据东征总指挥部的命令，又兵分三路，实行新的战略展开，宣传发动群众，大力筹款扩军。17日，红军乘国民党军南北后方空虚之机，左、右两路部队迅速北上和南下，少量兵力为中路军，巩固渡口，维护后方交通。26日，军团长林彪率右路部队红1军团南下已攻占临汾、洪洞、曲沃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创立了2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

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保安县，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1928年，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暴动。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等撤退到陕甘边界地带，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创建了红军26军，建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左路部队红15军团在徐海东带领下北上逼近太原晋祠，占领了岚县、兴县，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粮仓，分官盐，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一向号称“白地”的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3月31日夜，由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兴县罗峪口渡口登岸进入山西，参加了东征。

3月底，国民党军占领原由红军控制的全部晋西黄河各渡口。蒋介石又调兵遣将，企图封锁黄河，进击陕北根据地，围歼进至黄河以东之红军。鉴于这一情况，东征军决定左、右路军向中路军靠拢，避免被分别围歼。4月4日，右路军红一军团开始北移，15日攻克吉县，全歼守军，俘敌三百余人，接着占领平渡关至清水关各渡口，主力进至大宁、蒲县间，阻止国民党军北进。

左路军红十五军团同渡河的红二十八军在白文镇附近会合后，共同行动，挥师北上。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在进攻战略要地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冒着枪林弹雨，进至距国民党军阵地不足300米处直接指挥，不幸被枪弹击中，壮烈牺牲。4月下旬，东征军胜利实现了集中的计划，打破了国民党军分别围歼东征左右两路军于南北两线的企图。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东征红军集中后，国民党军队从北起三交，东经孝义、灵石、临汾、南迄新绛、河津之线，分三面包围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东岸的狭窄地区。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遵照赵家沟会议的决议，红军主力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

1936年4月下旬，赖际发接到上级命令，由他带领原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师的一个排，守卫黄河渡口，准备迎接一位中央首长过黄河，返回陕甘革命根据地。

赖际发知道，在渡口附近有阎锡山的重兵把守，随时可能向渡口进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赖际发在这个渡口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二天，眼见太阳西下，又等到黄昏时分，仍不见中央首长的身影，赖际发心急火燎。

午夜时分，赖际发听到一个哨兵跑来报告，说岸边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向这边走来，不知是敌是友，请示要不要开枪？赖际发急忙随哨兵出去察看：只见一支小队伍正向这里靠近。

赖际发视力好，一眼就认出来队伍中那位身材魁梧的人正是毛泽东。他顿时兴奋起来，赶忙跑上前去敬礼，然后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一直在等中央首长的到来，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晚啊！咱们快走吧，附近都是阎锡山的军队，敌情很紧。”毛泽东笑着对赖际发说：“你这个福建佬，招待客人太怠慢了吧，我们走了那么多路，肚子咕噜噜地直打转，你总得管我们一顿饭吧！”

过了不长时间，饭菜做好好了。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同志们做好的饭菜，特别是他喜欢吃的红辣椒。有辣椒调味，毛泽东吃得很香。他一边吃一边对赖际发说道：“不要急嘛，长征时敌人追得凶不凶？咱们在黄河边上跟阎老西转几转嘛！月亮有圆有缺，海水有涨有落，我估计敌人不能总是追赶我们，他们自然会退去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一个哨兵急匆匆地跑过来报告说，国民党军正一股股地往后退。赖际发听后不得其解，毛泽东对敌人的行动作了解释：“我们的十五军团正向太原逼近，阎老西怕后院起火，得先去救火呀！”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赖际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松了一口长气（注1）。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决定红军在延川县清水关和延长县铁罗关西渡黄河回师陕北，驻扎在延川和延长一带休整。1936年5月2日，红军东征部队在延川县清水关和延长县铁罗关西渡黄河回师陕北，驻扎在延川和延长一带休整。5月3日至4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高级将领先后抵达杨家圪台村和交口镇。杨家圪台村和延长的交口小镇只隔一条小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住在杨家圪台村，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住在交口镇。

5月4日，毛主席来到了杨家圪台村，第二天（5月5日）晚，毛主席在这里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陆海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注2）。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由反蒋抗日政策向逼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

5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周恩来应张学良的邀请，再次在肤施城内的基督教堂里举行会谈，中心内容是如何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逼蒋抗日，促进抗日联盟的形成。

红军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入晋到同年5月回师陕北，历时75天，先后转战50余县，横扫了大半个山西。虽然由于国民党20多万重兵的前堵后截，东征红军暂时未能实现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但其所取得的战果及由此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

毛泽东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东征期间，英勇的红军将士歼敌13000多人，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30余万元，使红军在兵员、物资及战斗力方面均得到提高补充。

经过两个多月的东征，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重新燃起了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希望之火，而且巩固和保卫了陕甘苏区，壮大了红军队伍，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其础。特别是红军东征为在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并参与了中央政治局交口会议和太相寺会议后，于1936年5月21日返回瓦窑堡，住在瓦窑堡城内下河滩二道街。

1936年5月28日，东征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救国。至此，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红军已与相距最近的西北军、东北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并为进一步联合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与警卫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自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向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来了。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伤口。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注3）

注1：《东征战役 毛泽东“在黄河边上跟阎老西转几转”》孟菲，2016年05月12日11：14   来源：人民政协报。

注2：《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百度百科。

注3：《同说百年｜党史故事我来讲・毛泽东与警卫长胡昌保》天府教育发布 2021-07-26 17：00 发表于四川。

定县抗大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会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创建红军学校问题。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安塞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汇聚在这里，举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1期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我党创办红大，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接着，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他本人兼任政委。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学员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莫文骅、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

既是管理者(教育长)，又是教育者(教员)，还是学习者(第一科学员)，罗瑞卿一身兼三任。

1936年7月3日，国民党军第86师高双成部袭击瓦窑堡，红大被迫移驻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今保安县县)。罗瑞卿带着好几百号人来到这里，正发愁没有地方落脚，忽然发现城外的山坡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黝黝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一直就没人居住过。于是，这些石洞成了红大新的校舍。罗瑞卿亲自挑选其中最大的一个石洞作教室，和学员们一起把里面的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后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就这样，这里成了红大新的课堂。平日石洞里很暗，罗瑞卿便带领学员们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一起漫谈、讨论。毛泽东有一天来到学员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他还把手放在罗瑞卿的肩膀上说：“你这个‘监工’不错。教育长嘛，自然是长于教育”，选自人民政协报《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张伟。

批判张国焘率先在抗大展开

历来说，“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林彪、罗瑞卿奉命把抗大迁到延安创办第二期。因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第二期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不过，更多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一时间，学员由第一期的300多名一下增至1000多名。为了克服教材、课堂和校舍的困难，教育长罗瑞卿协助林彪做了艰苦的努力。缺乏教材，他就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教员自己编写；没有课堂，他就把学员们带到山峪、场院等“自然课堂”；学生没有坐凳，他就让人拣起破砖砌小台子当坐凳；没有桌台，他率先垂范，坐下来把两个膝盖一拢，成为听课记笔记的“最好桌台”。

身为教育长，罗瑞卿不是埋头只抓教学。他说过，古人讲，大丈夫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看共产党人应该“眼观七路，耳听九方”！为什么会多出一“路”、增加一“方”呢？这就是要把握政治路线、明确政治方向。

1937年10月上旬，抗大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团结一、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曾在抗大工作过的李志民上将回忆说：“在抗大工作时，罗瑞卿是我们的教育长，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的抗大首先展开的。罗瑞卿同志积极指导运动，多次组织全校红军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带头发言，对张国焘及其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罗瑞卿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曾亲临大会，听取罗瑞卿同志的发言”。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担任第115师、第129师师长，率部北上抗日，抗大工作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事实上成了抗大一号人物”。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华北抗日烽火的熊熊燃烧，使得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8月1日，建军10周年之际，抗大第三期开学了，学员激增到2000多人。衣食住行，罗瑞卿都得操心。1937年10月22日至11月上旬，他率领抗大教职员工和学员600多人上凤凰山挖窑洞。历时半月，共完成175个新式窑洞，并修筑了盘山“抗大公路”，解决了抗大的校舍难题。为此，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赠予抗大，以资鼓励。当时，有人曾指点给毛泽东看，说这个是“少爷窑洞”，那个是“小姐窑洞”。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与工农隔阂的一堵墙啊”！

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要求，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从第三期开始，抗大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为往后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罗瑞卿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指示抗大学员时刻准备“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教学中，他要求学员从基本军事知识，到战略战术思想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许多知识青年入学前从未摸过刀枪，通过军事训练和毕业后的实战锻炼提高，逐渐成长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军政干部。

1938年4月，经过8个多月严格训练的2000多名干部奔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则在1月2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抗大副校长。

抗大教育方针的形成

1938年2月，根据周恩来指示，罗瑞卿前往国民党设在武昌的黄埔学生联络处做统战工作。回来后，他建议党中央成立抗大同学会，并请毛泽东为同学会题词。3月5日，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幅题词。1939年5月26日，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篇文章中，又把抗大的三条教育方针重新在文字上修订了一番，最终确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在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罗瑞卿则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对于王明的错误观点，罗瑞卿明确表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如此，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他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他还亲自领导抗大干部、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并多次到抗大讲演，揭露、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罗瑞卿的教育下，抗大广大干部、学员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力抵制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大的干扰破坏，落实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抗大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5月下旬，罗瑞卿又主持抗大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校以来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了此后党的任务，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就在当年5月，毛泽东腾出自己在凤凰山下住处的一孔窑洞，让罗瑞卿在他身边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全国抗日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借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罗瑞卿便完成了这部篇幅很大的著作，使之成为军队建设上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此书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出版，对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军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开学。这一期，抗大迅猛扩大，学员达5600余人，校址相应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伸至甘肃的庆阳。特别是代表新中国妇女先锋的女生队伍，也不断地壮大。曾单独成立了一个“抗大第八大队”，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这是抗大的“黄金时期”。当年6月初，抗大成立两周年，罗瑞卿在纪念大会上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就在6月，他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迈进了一步。1938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学习，部分学员提前毕业，有1400多名学员去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血战。

抗大文武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开展工作大检查之际，罗瑞卿主持了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这时，全校学员总数达到1·3万余人，是抗大历届中最多的一期。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形势陷入紧张。怎么办？罗瑞卿大手一挥：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他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率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上山开荒，广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掀起生产突击高潮，决心以开垦和种植2万亩土地，生产3300担粮食的成绩，献给陕甘宁边区。4月24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赞扬抗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好：“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1939年6月1日，是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这“很大的功劳”，自然有罗瑞卿的一份。

1939年上半年，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胡宗南的军队三面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关卡林立，所以投奔延安的青年相应减少了。而在黄河对岸，日本侵略者不停地炮轰边区吴堡县的宋家川。严峻的形势，又一次考验着抗大。党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组织大批青年学生跨过黄河，到晋察冀等敌后去。历史的使命，又一次落在罗瑞卿肩上。1939年6月21日，他主持召开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党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并指出，抗大上前线，给日本法西斯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延河两岸。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师生8000人，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后称青年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分成三个梯队，开始了向敌人后方的进军。回顾此次经历，罗瑞卿戏称：“大长征不难，小长征太烦”。挺进敌后的第三梯队通过封锁线时，天已寒冷，没有棉衣，又遭到日寇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被捕。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同志们表现得无比坚贞，有的用砖头砸死敌人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敌人解押途中，冒着九死一生跳离火车脱险；有的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有的女同志被割去乳房也决不失节向敌人屈膝，最后英勇就义。诸如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正如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过的：“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这是对抗大政治工作成就的赞扬，也是对罗瑞卿这块磨刀石”的充分肯定。

1940年1月1日，罗瑞卿主持抗大第五期毕业典礼，13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工作，极大地充实了聂荣臻和贺龙部队的干部结构。2月10日，根据党中央指示，罗瑞卿又率领抗大总校从陈庄出发，徒步涉水滹沱河，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南障、和顺、辽县，20日抵达武乡蟠龙一带，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这次挺进，他曾戏称之为“小小长征”。对于“小长征”、“小小长征”，部分学员不理解，有人直接问他：“既然是抗日，在河北和在山西抗日还不是一样？干吗劳师远征呢”？1940年3月25日，罗瑞卿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它之转移敌后，大大增强了敌后抗战力量，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需要。同时，再一次证明，抗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最后一次主持开学典礼

1940年4月15日，是抗大第六期开学典礼的庄严日子，这也是罗瑞卿主持的最后一届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之与整个党军的建设适应起来”。在罗瑞卿离职后，继任校领导滕代远贯彻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罗规滕随”。5月10日，在风闻自己即将到野战部队任职后，罗瑞卿仍然坚守岗位，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份抗大工作报告，就抗大成立4年来的发展概况、成绩和缺点及当前的现状与任务等，作了忠实而详尽的汇报。毛泽东阅后欣然说：“罗长子一贯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干得多说得少。这次多说了点，可见他对抗大感情之深啊”！

1940年6月1日，时值抗大成立4周年，罗瑞卿出席纪念大会，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抗大今非昔比，真正是“越抗越大”，心情无比激动。会上，彭德怀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罗瑞卿调任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从此，罗瑞卿离开了抗大领导岗位，他对抗大的参与缔造之功和主持领导前6期教学管理工作的丰功伟绩，永远留存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

编著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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