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繁疆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国，十年内乱拉开了序幕。那时，绝大部分学校都已经“停课闹革命”，不少学生走出校门，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开始全国大串联。刚步入初中的我，由于年龄不足14岁，个子又矮又小，父母担心我挤不了车，受不了这份罪，不让我外出。我却跃跃欲试，很想去外面闯一闯，见识见识。机会终于来了，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原萍矿二中）决定由老师带领学生步行去革命摇篮——井冈山。说服父母之后，我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简单准备之后，由校长何耀炎带队，我们一行40多人从学校所在地——高坑周家坊出发，开始我们的长途跋涉，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离别父母的远行。

        初冬时节，晴多雨极少。一路上，或许是那时政治气氛的原因，或许是第一次远行的兴奋和激动，同学们和我一样，高喊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口号，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阔步前行。毕竟才十三、十四岁的年龄，从来没有连续走过这么远的路程，走着走着，队伍松松散散起来，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那股激情，有的同学脚起了水泡，或崴了脚，走路一拐一瘸的。没起水泡的同学也显得十分疲倦，行进速度明显减缓下来。到达宿营地之后，队伍决定减负，由出发时每人背一床被子，减为两个同学共用一床被，这样，路途上可以两人轮流只背一床被，把减下来的被子、多带的毛毯和一些炊具等寄存到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同时，对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师、身体较弱的同学指定专人陪同前行，身体强壮的同学和老师抢着扛旗，抢着扛文艺宣传队的一些乐器和背包，大家相互搀扶着、鼓励着继续前行。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步行串联者，最远有来自哈尔滨的，他们大多是高等院校的学生，年龄一般比我们大，行进速度比我们快。有的院校着装还非常整齐，或黄军装，或灰制服，穿解放鞋，戴八角帽，打着绑带，挎着水壶，背着军用被，像是一支远征的正规部队。和人家相比，我们只能是杂牌军、游击队。不论是与他们同步或是相遇，他们都会朝我们喊：“小弟弟、小妹妹加油！”有时会给我们一些类似现在名片大小的语录纸片，五颜六色的纸片上除印有“最高指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兵团、纵队、战斗队的署名，个别院校还会有精制的“语录书签”分发给我们，有时也会收到一些传单、战报之类的宣传品。

        串联途中，除了行军赶路之外，我们还要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或进行一些文艺宣传。沿途我们瞻仰了莲花宾兴馆（后改为一枝枪纪念馆）、永新农会、三湾改编地、古城会址、宁冈龙江书院、茅坪八角楼、步云山练兵场、黄洋界哨口等一大批革命旧址。每到一地，或认真听人讲解，或虔诚抄录这些旧址的文字说明。在莲花坊楼，我们还受到老红军甘祖昌将军的接见，那时甘将军身体尚可，他给我们讲了半个多小时莲花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史、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学校出发前，我们赶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无非是一些赞学毛选、宣传“文革十六条”的表演唱、对口词和乐器演奏等。在当年传媒闭塞、生活单调的山村，我们这些节目能吸引不少人，往往路过人口密集的村镇时，我们停下脚步，带着倦容为乡下人演上一场。有时在宿营地，借学校的操场或公社的礼堂，与其它院校串联的师生一起举行联欢晚会。当地不少农民穿着破烂的衣裳在寒风中观看我们演出，往往剧完曲终了他们还不愿离去。

       当时，沿途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负责串联师生的食宿。所谓吃，就是每人每餐交二两粮票、两毛钱之后，发一张餐票，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每人端一份菜，可享用一份或多份饭（每份饭约二两）。就是说，菜限量，大部分地方饭却不限量，随你吃多少。有一次，我在莲花中学，一餐吃了六、七钵饭之后，还想吃。那是一种二季稻“矮子米”蒸的瓦钵饭，特好吃。吃的菜，除萝卜白菜外，就是南瓜冬瓜，几乎见不到荤。在茅坪，我吃着南瓜萝卜度过了14岁的生日。过黄洋界时，因为那里没有设接待站，无法供给食物，我们是啃着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红薯当中餐。住宿更简单，一般在公社礼堂或学校教室的地上铺一些稻草，十几人或几十人睡一块，印象中没睡过床铺。持续地远途跋涉，确实使人疲惫不堪，根本无心顾及条件的优劣，往往是铺开被子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打起背包又出发。经过九天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在茨坪及周边大小井等处参观学习几天之后，又往回赶，因为当时打算回校休整一段时期后，继续步行去瑞金或韶山，回到学校才得知，中央已下发了停止红卫兵串联、回原地闹革命的通知，这次徒步串联就成了我们人生的唯一。

        56年过去，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走过许多地方，不论是交通和信息方面，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远胜当年，但那一次远行却永远成为我值得品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