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清初在入关前就已形成的军政合一的制度。清太祖努尔哈赤根据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游牧民族特征，分别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旗帜的颜色来区分和编制满族各部落。一旗为一军，既是军队，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八旗是清王朝崛起的核心力量。后来，又扩编了“蒙古八旗”及“汉八旗”。到1644年入关时，八旗的总兵力为20多万。

为了“分列八旗，拱卫皇城”，清王朝把八旗中的一半兵力分为“禁卫八旗”驻守北京内外，另一半分驻各主要城市，称为“驻防八旗”。

由于八旗是清廷的根本，所以，从官兵到家属全部发放俸禄，包养终生。所谓俸者，即银子；所谓禄者，即米。分别按月和按季分发。八旗的最高首领都统月俸银为180两白银，禄米每年为90石，以下按级递减，直到最低一级的步军、抒军、前锋、亲军的俸禄为4两、禄米为4.8石。同时，清廷还在京郊圈占大批良田，称为“旗地”，分给八旗自养。

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哪些从马背上下来的八旗子弟们，逐渐蜕化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他们“不仕、不农、不工、不商”，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提笼架鸟，不仅先辈挥戈跃马、南征北战的勇武精神荡然无存，而且完全丧失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全靠广大汉人的血汗所供养。这就是典型的民族压迫和剥削。

据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民政部统计，在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专食俸禄的八旗人口近24万，约占三分之一。支付旗人的俸禄历来是一大笔开支，随着旗人生齿日繁，旗人的俸禄竟占了清财政支出的一半还多。加之，晚清的内外危机日蹙，清廷也不得不削减旗人的俸禄。被汉人血汗包养了近三百年的旗人终于风光难再，开始体味贫困的滋味了。有一首流传在北京西郊的歌谣，反映的正是八旗兵丁的穷困状况。“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由此可见，其破落到何种程度了。

寄生，是所有旗人三百年自始至终的生存方式。

不过，在享有特权的旗人中，也有旗人吃旗人的现象存在，吃与被吃，皆趋利而动，并不局限于民族歧视的层面。

对于靠民族的特权包养的旗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按时领取俸禄更重要的事了。也就是在发放俸禄时，他们也会被与自己血统一样的旗人所吃！

领催，本来只是八旗中级别最低的官吏，月饷仅五两银子，但由于他掌握着俸禄的发放权，所以，也能够不择手段，中饱私囊，暗吃旗人的口中粮而自肥。

打包少两，是领催暗吃旗人的惯用招术。领催声称，为了方便分领，事先将所应分领的银两打包，在包上写明“三两”、“五两”、“十两”字样，分发时，不再秤量，直接让领取人拿包就行。这样，领催就在包中少放了一些应领的银两。应领三两的只放了二两，应领五两的只放了三两，应领十两的只放了七两，克扣下来的，全都装入了领催的腰包。发放一次俸禄，领催仅此一招，就可敛银数百两之多。

同时，领催还大“吃空额”。八旗的俸禄发放，是按实有人数统计的。领催报生不报死，将死人的原有俸禄隐匿为己所有，也是其吃人，即吃死人的惯用伎俩。每一位领催，都“吃空额”达几十个之多，其贪婪可想而知了。有的旗人死了，其家属想“吃空额”，便与领催勾结，欺上瞒下，彼此分肥，领催所得的也不少。

不仅如此，领催还“卖额”谋利。他会将暗中所掌握的“空额”作价变卖多长时间，一次可得半年或一年的俸禄，或用“空额”放高利贷，刻意盘剥。

领催只是八旗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尚且能够如此贪婪地大吃旗人自肥，那些大权在握的角色贪吃的胃口有多大，就不难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