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历了近五十年的规划、创建、发展、困难和危机，改革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国有企业怎么改革，或云结构问题，全国27万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平均不足1000万元，“小舢板”难于在入世后的世贸海洋上与国外的“巨无霸”争高低。或提体制问题，只要有公有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企分开，因而就难于建立并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永远比不上个私股份制企业或民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被吞噬或淘汰出局。

那么，国有的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呢？新兴的个私股分制企业、民营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呢？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一种“练鱼效应”的管理经验，即在日本远洋渔轮的活鱼网箱中，必须有一种非常活跃的练鱼不断搔动，才能确保到港后所有网箱鱼货存活，没有损失部分鱼货，就没有全船鲜活的鱼货。就企业管理而言，没有破产和下岗，就没有新兴的产业和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管理，说根本就是人的管理。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进行参照，不免有野蛮和残酷的一面。而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体现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内涵，应辅之一种全新的管理概念，即培育现代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以此来改革国有企业，并指导个私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尽快与国际企业管理的先进轨道衔接，实现新一轮创业新、快、实的规模与效益。

 “企业文化”叉称“企业精神”，源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生产及其管理。“企业文化”的进步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企业价值观的转变。企业管理理论从泰罗制到行为科学，发展到今天的企业文化，可以看作是管理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泰罗制把效率作为最高价值观，它要求工人按照经过严格计算的理性，如同机械一样准确的行动，形成一种唯理性的机械的生活方式，如目前一些乡镇企业的计时、计件工资制管舆。梅奥的行为科学扬弃了泰罗制“冷冰冰”的效率逻辑，代之以情感逻辑，协调成为企业的最高价值：如日本企业的“终生聘用制”、国有企业的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不再钦佩日本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动物”的物质生活方式，开始重视社会生活，在企业文化的管理模式中，对人创造力和人的需要的开发成为最高价值目标。在企业内部，培养和造就开拓进取的创造性丰富的人。在企业外部，发现、创造、开发人的无限发展的需要(即产品、市场等的开发)，成为企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战略。深圳的三九集团和青岛的海尔集团的成功崛起，正是基于此因。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在于：它往往导致一种管理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技术手段复杂的趋势，但效果又常常事与愿违。牵扯制肘的复杂关系扼杀了创造性，复杂压制性的戒律限制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国有企业一些管理者的官僚渎职、贪污腐败的行为更使领导和员工难以形成共同的情感，造成企业管理能力呈现衰退的趋势。家族式的个私企业、民营企业碍于情面，难于实现理性的科学管理、难于明晰产权、责职及利益分配关系，难于弥合与员工的情感鸿沟，建立融洽的社会环境氛围。这种状况表明，人类至今发现的能使企业运转的方法是很有限的。现代管理者们在对付集体人群的无知、偷懒、投机等策略，似乎有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企业成功的秘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利润指标，更不是依赖于计算机数学模式或其他任何一种管理工具，也不完全依靠科学技术，而在于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即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生活信息。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导向功能(即把员工引导到即定的目标上来，如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制定本企业的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职工的福利目标等)；凝聚功能(实行民主决策与个人决策相结合，职工由于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约束功能（培养各个时期的典型人物，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来形成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辐射功能（一个成功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亦成为同行或同一区域企业学习借鉴的文化，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容）。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其前景非常美好。企业文化的理论虽然产生于美国，但同时又是借鉴到日本经验的产物，即东西文化教育传统交融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西方有识人士看到了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价值功能，提出了“为了人而管理”或“以人的最终目的而管理”，但囿于私有制的局限，即资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大环境，才是“为了人而管理”这一最高价值实现的现实基础。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和体制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对人们创造力的开发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即现代企业的灵魂之精。

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人类不断实践与创造的结果。西方学术界提出一种新的财富观念，它认为人类智力创造的随机认识，是理解财富增长包括创新机制的关键。人的智力，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的偶然性、差别性、意外性、无序性和丰富性，才是生产力增长和财富永不枯竭的源泉。这样，我们在财富的丰腴闪烁的表层下发现了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与传统的财富观念相反，一个能够施展人们才能的经济体制，是比地下石油、黄金或银行存款更为宝贵的资源，这与企业文化的最高价值观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在实践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活动中，应将其内涵拓开，包括引进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这些人才施展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管理机制，包括外部环境，保护人才的心智自由，保护人才的知识产权。日本文化的信任、婉转、含蓄和亲爱这个本质特征，使职工养成了对企业的忠诚和责任感，激发职工的创造力和献身精神，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最初因素。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是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作为“伟大的旗帜”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是属于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哲学。“管理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而哲学则是科学之科学”。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等哲理，进一步明确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标准，而这一标准正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坚持这一标准，才能使我们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创建企业文化)有一条崭新的思路和正确的方向。

第二是中国“企业文化”作为现代管理与中国文化交融、积淀、演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核又与现代管理的精神相抵触，很难交融。其一如“中庸”思想过重，必然缺乏冒险精神和首创精神，不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头。如“大同”理想，这是平均主义的文化根源。古人说“不患贫，患不均”，而平等与效率是管理一个难解的矛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克米特·戈登认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应成为经济分析的原则我们难以在享受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兼得平等。”平均的外延比平等更为狭窄，有时平均是不平等的。其二是“重义轻利”观念，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孟子以谈“利”为耻，注重“仁义道德”。然而“谋利”是现代管理的目的和动因，不以谋利为目的的仁义，最终只能导向“假仁假义”，这只是与社会主义的目的相违背，而问题在于为谁“谋利”。因此，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使之现代管理实现完美的融合。

第三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必须同时大胆地试验、运用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包括法治精神、效率意识，可持续战略、科技创新观念，终身教育思想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全面准确地吸取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是创建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另一方面，这些年在政企分开方面，我们已经做得不错。再如，克服集体领导的弊端，集体领导导致集体推诿风险，集体逃脱领导责任。集体领导，即集体管理，表面上看，可以使决策更民主、更有“公心”。但实际上从管理心理学看，集体决策管理效率较低又容易扼杀首创精神，违背了创建企业文化的宗旨(其灵魂为创造力)。我们要创建现代“企业文化”，必须有一个学习外地区、外国的先进经验的风气、有一种吸引人类共同智慧的机制。

第四是要继续发扬国有企业原有管理上的一些优良传统。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确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制转机，但不等于国有企业的传统管理方式一无是处。据报载，深圳三九集团公司的成功因素之一，亦是始终依靠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些外资企业主动要求设立工会以协调劳资关系。民营企业紫山集团在这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其企业党建工作成为福建省的典型经验，其工会等组织活动也风风火火，富有成效。这些事实都说明，继续发扬国有企业管理上的一些优良传统，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基础工作在于培养多维的创造力，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使企业焕发勃然生机。改革虽说亦是一场革命，不是固守传统不变，但亦不是全盘否定，必须立足于对传统合理的扬弃，并赋予新的内容和机制。对不同成份的“企业文化”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

作者简介

郑亚水，笔名梧闽，福建省漳州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

文学荣誉

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中国文化出版社）副主编。《<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2015年春，经中瑞两国相关部门批准，被授予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荣誉博士”称号；2021年8月，作品《说好的父亲》荣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2月，作品《说好的父亲》入编《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并被评为“特等奖”；2022年4月，《过故人庄还有多少龙江颂》荣获第九届相约北京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7月，《紫云岩 无住与不迁》荣获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奖“二等奖”；《林前也有苦山桃》入围世界笔会杯中国文学大奖展播；《一字圣手江山常在掌中看》入选《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读讲解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