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文访谈录
时间:2022年10月7日上午
地点:西安市朱雀路明德门遗址公园
记录:
刘超,左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现在拉萨工作)
导师:
周燕芬,左三,西北大学教授,博导
刘超:还是从您的处女作说起吧。我查资料时发现,您的处女作应为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文论小议》,当时您读大学二年级。这篇文章是写您对文学见解的,您能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方英文:其实也谈不上处女作,就一个文学小杂感,意义只在第一次变铅字。《文论小议》发表在1981年《上海文学》第10期。那时正值文学热,同学们几乎都在写作,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热衷写作。发表作品、把文字变成铅字是那时候所有写作者的梦想。
我刚开始其实只写小说散文,投稿后却一直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在图书馆阅读文艺理论书报刊,看了半天,发现都是言必称马恩列斯,相当概念化,很空洞。《文论小议》正是针对这个现象发点小嘲讽,可能只有千把字,甚至不到一千字,写成后随手投给《上海文学》。三个月后发表了,收到样刊打开一看,被排版在最后一页。同期头条小说是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过了段时间,杂志社寄来10元稿费。那时上大学每月生活补助费是17.5元,毕业后的工资是57元。不同地区有差别,有58元59元的,总归很少超过60元的。当时是计划经济,几十年工资不动。我大学一毕业就拿57元,跟工作了一二十年的老牌大学生工资一样。所以10元稿费也算是“巨款”了,我请了好几个同学去边家村吃羊肉泡馍、喝散碗啤酒。吃喝完了又去俱乐部看了一场电影。就这也没花完,就买了几根油条。
方英文:除了思想上为之一新外,考上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生存状况。我是农村户口,上大学等于跳了龙门,端上了公家饭碗。我退休的时候,工作期间得到的一些所谓荣誉证获奖证之类的玩意儿都撕了扔掉,唯独珍藏了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就这个给我带来了实惠。当时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感受,不止我一个。至于说思想和精神世界,今天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当时,其实是思想上一点点变化,有个适应的过程。其中也有剧烈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是每一个国人都有过的。
方英文:哈哈,写文章难免吹牛夸张嘛,谁能读完名著呢!只是说我大学期间读了不少的外国经典,确实眼前一亮,那些作品与我过去读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天壤之别。可能是之前的那类小说读腻了,于是说不读中国书了。35岁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老舍等五四作家作品又被市场重新炒热。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觉得这些作家的语言、学养、调调更合我的口味。所以就说35岁后不读外国书了,当然也不绝对。你像现在,要是有好的翻译,外国作品我还是会看的。
方英文:市场经济下,只要你有钱,不踩政治红线作品就能发表出版。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先生。领袖就不用说谁了,一个先生就是鲁迅先生。我家虽然在深山乡下,也勉强算是书香门第,家里有《诗经》《易经》等各类古书,只是读不大懂。所以,当时能读到的书自然也就很有限了。文革开始后,十七年出版的文学书一概成了“毒草”,不是烧便是禁。郭沫若就带头烧自己的书。但是这些“毒草”流落到偏远的乡下不少。当时只要听说那位同学家里有什么书,就跑去借,拿个小礼物换。借来就连夜读完。尽管是“毒草”,其实内容还是挺“革命”的。文革后期,能够读到的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至于说影响,多少有一点吧,但是肯定不如外国文学和五四作家对我影响大。
方英文:哈哈,这倒没有。作品好坏任由读者臧否。当下文学边缘化成这个样子,仍然有不少读者买我的书,比较欣慰。要知道现在是互联网语境,咱们今天谈文学简直是说笑话!我曾发微信说:“文学阅读早被刷屏阅读替代,刷屏阅读又迅速被催命般滚动的小视频取代,刷、刷、刷,亲爱的你究竟想看什么?”
说把读书写字当宗教信仰,只能是种文学说法。其实读书人大概都这个自恋感觉,只是我说出来了而已。信仰本身其实是不能讨论的,因为信仰本是一个无前提设置的无条件地信奉某种东西或者理念。不过当时说这话时比较真诚的,强调一种喜爱程度罢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忌讳的方面,就像如今,有一个词叫“人设”,我就不大接受凡事都要先来个“设”。事物原来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人们赋予的。所以,更进一步说来,要说信仰,我更看重生命本身,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善和美。文学其实是把生命的苦难化作艺术的一门学问,我觉得写作就如考古员,努力把掩藏在生活里的善与美发掘出来。
方英文:《落红》是世纪之交创作的,那段时间大环境发生了巨变。一切都向钱看,整个社会好像也因此迷失在物质等低级欲望中。取名《冬离骚》,当然借用了屈原的《离骚》。不过后来出版社觉得这个书名太雅了,像个学术书,影响销售,所以就更名为《落红》。后来海峡那边出版依然采用原名《冬离骚》……与“离骚高官”屈原不同的是,《落红》中的唐子羽是个市级某局副局长,顶多算是屈原的“劣质子孙”。
方英文:喜欢五四新文学,是喜欢五四那批作家学人的精神气质。每个人都很有特点,很有个性。比如鲁迅,看他的文章多了,再看一眼就能认出是鲁迅写的。内在的原因还是鲁迅这个人有很强的个性。这一点你模仿不来,只能欣赏,欣赏他身上的某个与自己合拍的点,比如幽默。但鲁迅那种幽默又只属于那个特定时代,要结合其具体语境看。仔细说来,我最喜欢的作家还有两个,一个是林语堂,一个是老舍。老舍非常温情有趣,他写广东人爱吃狗,有一天广东一个朋友来了,他赶紧把小狗藏到阳台上,担心广东朋友进门见狗就吃了!你瞧这想象力,这夸张,充满了幽默感,实则大慈怀也!
再一个是钱锺书。有一段时间,没事时就翻开《围城》,随便读一两页皆有启发。好书就是这样,语言过硬,未必非得从头开始读。一般小说只是个讲故事,不通读便不明就里,通读又浪费时间没啥收获。钱锺书是空前绝后的大才子,学问咱没法跟人家比,学不来也罢。咱有咱的优长,写作时回避开就好。
作品首先要简单,五年级小学生都能读懂,博士也能看,教授也能看。《西游记》就是如此,老少皆宜。抛开里面的神魔荒诞之外,实则很世俗,接地气。你比如说,孙悟空打上门来,猪八戒说“你破人亲事如杀父”,完全是老百姓的话。猪八戒把老婆叫“拙荆”,孙悟空就取笑他耍斯文,要他用“浑家”合适,“浑家”是明代南方泥腿子称呼妻子的。而牛魔王将妻子(铁扇公主)称为“山妻”,这是有身份的人故意自谦玩高雅呢。钱锺书夫人杨绛,一代名媛,文章高手大翻译家吧,却自称“煮饭婆”,也是这一路的幽默……《西游记》里有一回讲几个树精把唐僧抓去“开笔会”,赏月喝酒——我琢磨就是吴承恩自己想过一回作诗的瘾。
方英文:你这感觉……可能有点吧,我自己是说不好的,自己说自己难度太大。一个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联想到另外的作家,未必真受了“影响”,也许他压根不曾读过他们呢,可能因为作家的气质类似吧,值得研究。
至于风格,笼统讲,风格即人格。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是很难的,需要长期的自我认知,就是说你得花些时间自我考察你身上都有哪些东西与其他作家不一样?把不一样的强调出来,一样的舍弃掉,风格就出来了。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个回避的艺术,无非选什么、怎么写六个字。一个作家之所以要读别的作家,学习只是个浅层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回避这个作家!比如说,周老师出了一本《燕语集》,我出书时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她笔下已写过的榆林与西安的某些内容,我就不好再写了。同样的,前人书中的情节及语言,你也要避开,否则就是模仿与抄袭,不能叫创作了。
前面说我的作品要辗转多家刊物才能发表,每一次退稿回来,我都要把稿子重新抄写一遍,顺便也就把语言再锤炼一次。总归作品写成后,要修改几遍,最后还要自己朗读一遍,调整长短句,增删标点符号,目的是让语言具有音乐感。假使写完自己都读不下去,就不要指望吸引读者了。
方英文:这么说……似乎也可以,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前人作家的奶汁喂养大的,奶娘不同则气韵相异。契诃夫、莫泊桑、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外国作家。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当时西大图书馆里有十几卷,我从头看到尾。中国文学中,庄子和苏轼最合我的口味。如果中国古代经典中只准选一篇,我就选庄子的《齐物论》,齐生死、同万物、等贵贱……一句话,庄子认为荣辱成败都一样,斤斤计较堪可笑。庄子是哲学家,表达思想却是非凡的文学手段,原创的词语特别多,比如小说、宇宙、朝三暮四等等。
鲁迅我当然也喜欢,但我更看重他身上顽皮的一面。你看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千字内的短文章,他实际上只是为了说那么一两句话,前面都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甚或索性就是闲扯淡;忽然,不经意的,很唐突的样子,冒出他想说的那句话,有意思吧?鲁迅说话也很值得玩味,比如他遗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当然知道这说法,但他偏不“善”,这也可以说是“回避的艺术”。鲁迅深谙修辞艺术,他如此这般,没准就是逗你玩儿呢——客观上广为传播了。
方英文:这可能与我是男性有关,哈哈。我们讲,某户人家的男性去世了就会说天塌了。天的特点是云卷云舒,随风流动,极不稳定。但是土地不一样,土地属于母性,承载万物,是相对安静的。母亲生育孩子后绝对要把孩子抚养成人,男的就比较随意,有的不负责任。这么说有点绝对,可大多数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个人对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善良隐忍、勤俭智慧等美德,始终赞赏有加。
2022年10月8日
西安朱雀路明德门遗址公园
访谈作为附录收入微型小说集《赢家》
下图为《赢家》内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