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1935年1月5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第二天凌晨时分天刚亮的时候，在距离遵义约45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一个叫杨德甫的医生家里，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一个红军战士叫醒了正在熟睡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他递交了一份中革军委的紧急电报：“迅速占领遵义。”
在团溪的部队只有红1军团2师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这也是离遵义城最近的一支红军部队，于是刘伯承带着2师6团快速向遵义前进，此时红军对遵义城的敌军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但是时间不等人，必须快速向遵义出发。
刘伯承派出体力好的侦察员到前方侦察，他一边行军一边考虑对策，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果断地下达了攻击的命令：6团分两路发动攻击，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个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此时正是初春，雨越下越大，雷声滚滚，掩护了红军的攻击行动。驻守在这个村庄的是黔军易少荃的一个营，黔军本来战斗意志很差，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更加放松的警惕，而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而2师6团更是精锐中部队，运动速度非常快，很快便将黔军的这个营包围，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当了俘虏，没有一个敌军逃脱。
抓到俘虏就好办了，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刘伯承下令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遵义县城的情况，在询问开始前，给他们每人3块大洋。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红军长官对他们说话极其和气，特别是在他们手里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于是他们把遵义城内的情况都十分详细地说了出来。
从俘虏口中得知，遵义县城的守军并不多，但是易守难攻，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
最后刘伯承和6团团长朱水秋以及政委王集成商议后，想出了一个办法：乘夜色化装诈城，乘机夺取。6团挑选了精干的红军官兵穿上已被歼灭的这个黔军营的衣服，这其中包括30多个司号员，另外还带了几名可靠的俘虏。
晚上9点，这支“黔军”出发了，由1营营长曾保堂带队，由于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都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不去更像是撤退下来的队伍。2个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墙根，城墙上就有人喊话：“什么人？”
俘虏兵用方言回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
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就听见了墙上紧急的商量声，这时候雨已经停了，星星也冒了出来，夜色也开始明亮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开始往下照，但不是很亮，曾保堂示意俘虏用方言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如果再不开门就要开枪，就这样，守城的黔军糊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曾保堂见状一打手势，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地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集中30多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猛然响起的冲锋号声令黔军大惊失色，他们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除了一部分被打死和投除降的除外，剩余的从北门仓皇逃走了。
占领遵义城的官兵打开城门，刘伯承骑着一门高头大马，后边跟着6团大队官兵，他们就像检阅部队一样进了遵义城。
攻占遵义，红军几乎没有伤亡，最主要的是因为刘伯承筹划得好，刘伯承被称为军神，从小熟读各类兵书，尤其是《孙子兵法》，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把战争实践和《孙子兵法》相结合，在攻占遵义这一战斗中，充分诠释了《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真正含义，并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神速”等《孙子兵法》的理念落到了实处，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沉着应对、冷静思考，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精心谋划，根据地形运用适当的战法来获得胜利（注1）。
注1：《中革军委命急令占领遵义，红军却不知敌情，刘伯承用3块大洋解决！》《天择杂谈》由原国防大学教员、军史专家天择创办。
1935年1月7日，圆满完成强渡乌江任务的红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兴高采烈地开进遵义，在城北驻扎下来，准备休整。下午，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来到团部，刘伯承郑重地对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说，现在还不是休整的时候，你们四团立即出发，追歼北逃之敌。耿飚和杨成武当即接受任务，向遵义城北的娄山关和桐梓方向进发。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置了军事防御。
中革军委为了确保中共中央在黔北遵义建立新战略根据地，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追击敌军，夺取娄山关。
红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侦察娄山关地形后认为，要确保娄山关战斗胜利并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必须既从正面进攻，又从侧面抄袭才行。侧面抄袭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从险要的高山上找到一条小路，迂回到敌方侧面突袭。
娄山关关口西面是悬崖峭壁，东面是崇山峻岭，红军要想从敌方侧面包抄，必须走隐蔽小道。侦察兵探路发现，可以借道深山里的一条崎岖小路，从板桥黄家凼绕到娄山关北。
1935年1月9日，红军娄山关村民周俊华小孩10岁主动引路，红军侦察队长潘峰率领侦察队和工兵连顺利实现了对敌人的侧面包抄，接着，正面部队攻上了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并在点灯山急调部队从东侧迂回，歼灭敌军4个团。随后又乘胜追击，击败敌军2个师，攻占娄山关一战，黔军被歼灭600余人，红军伤亡1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尾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回师黔北，二渡赤水、重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乘胜向桐梓进攻。红军到来之前，桐梓的富豪显贵们早已收拾细软、金银财宝，逃亡成都、重庆，留下一栋栋洋气的小洋楼。红四团攻占县城，决定战士们在富豪显贵们的洋楼里宿营，每排分住一栋小洋楼。红军战士们高高兴兴地进入洋楼，意外发现桐梓县城竟然还有电灯。红军中的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村，没有见过电灯，战士们非常高兴，他们好奇地打开开关，拉拉灯绳，可是电灯没有发光。原来，黔军在逃走之前抢走了电厂运煤的汽车，电厂没有了汽车，拉不来煤，发不了电。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耿飚派人设法找到了躲起来的电厂老板，向他讲了红军的政策。电厂老板见红军说话和气，为了满足红军战士的愿望，也为了方便当地老百姓，表示愿意发电，但是需要人把煤炭运来。耿飚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担架连和团直属机关的人去运煤。想到可以见到电灯发光，战士们虽然十分疲倦，但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他们忍着疲劳，经过两三个小时就把煤拉来了，保证了发电的需要。过了不久，电灯果然亮了起来，战士几天的疲劳瞬间不见了，他们高兴地度过了一个明亮的夜晚。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天下午，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来了，又给红四团下达了新的攻击任务，“占领牛栏关，向松坎前进，占领松坎”，战士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红四团向松坎进军的同时，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十五师也都从遵义附近转进到了桐梓、新站、松坎等地，筑起一道北面的坚固防线，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注1）。
注1：《文史天地》第254期【往事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几个”第一”，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六团智取了遵义城，红军进入城区后，严格遵守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与王家烈的溃兵抢劫民财形成巨大的反差，受到群众的尊重和欢迎。1月9日黎明，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地下党员周司和带领“红军之友协会”部分会员前往联系，拜见了政治局保卫局局长邓发，周司和详细汇报了遵义的情况，决定组织群众欢迎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大部队进城，并将“红军之友协会”改名为“红军之友社”。
当天中午，欢迎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的接官亭一带，摆设香案，准备着鞭炮和锣鼓等，肃立迎候中央红军。欢迎的人群中了除“红军之友社”成员外，还有印刷工人代表季松柏、泥木工人代表邓云山、小贩张兴发、老中医张鑫华、张树堂、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太平洋药房老板谌明道等工商界、社会知名人士。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黄糘祥等中央首长，率红军部队进入南门关，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趋马至桥头下鞍，与前往代表一一亲切握手，然后在群众簇拥下缓缓入城，向沿街夹道欢迎的群众频频挥手致意，经丁字口过万寿桥，入老城小十字到府衙门前。由于人多场地小，不少群众为了能亲眼看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风采，还爬上附近的墙上观看。毛泽东站在一张大桌子上第一个讲话，他首先表示感谢遵义人民的热情欢迎，接着讲了红军的宗旨，表示一定要解除黔北人民的痛苦，号召干人们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接着朱总司令讲了话。欢迎的人群迟迟不愿离去，毛泽东告诉大家，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主要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他们看见周恩来疲惫的脸，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周恩来最后说：“那就这样，开会确定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去筹备。也去休息，休息。”
1935年1月10日早晨，周恩来副主席对曾美下了一道命令：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会人员较多，内容十分机密，让他去找一所安全且大一点的宅院。
曾美接受任务后，挎上枪，寻找了起来。当他来到红旗路80号时，见该幢楼房为两层，系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
经打听，曾美得知这是贵州军阀、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房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只有一个看门人。
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见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个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太合适了。”曾美说。
当曾美将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显得很满意，随即下令总司令部作战科搬进这所公馆。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即在这里工作。随后，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进驻。
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各军团负责人陆续来到遵义，1935年1月15日，遵义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柏辉章的私人官邸的房间里进行。出席遵义会议的总共不过20人，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主席、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洋顾问李德疟疾没有参加，翻译依旧是伍修权，以及邓小平。主持会议博古。
遵义会议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
会议在讨论各位发言报告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持，有赞成博古的意见，也有批评博古的，但多数赞成毛泽东所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毛主席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凯丰同志，《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看都没有看过。我问你《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无言以对。
毛主席发言时，朱德不断地点头，深表赞成。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在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做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
王稼祥也表示坚决支持毛主席。凯丰发言时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朱德听不下去了，一拳砸在桌子上，气愤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执行的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并说他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请大家就此发表各自的意见。彭德怀等热烈鼓掌，深表赞同。
凯丰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
朱德冷笑道：“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那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朱德此时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其发言的分量非常之重，可想而知。
说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军事资源是硬实力，在红军中拥有极高威望的朱德，其态度是什么，任何人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以及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都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林彪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史无记载，应该也是支持毛主席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注1）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注2）。
《决议》主要内容：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注3）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决定解读：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的分工；四、取消在战略转移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五、决定到成都的西北或西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目标。
于1935年2月16日将这个决议，中央油印印发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红军部队。
遵义会期间，有的红军在遵义休整的12天，干部利用休养连李坚贞、王泉媛、阚士英、李伯钊和“红军之友社”排节目，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形成了军民融合欢洽的友好氛围。在一次演出结束后，当即发动5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在遵义期间由于恢复了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军在遵义地区扩红5000余人（注4）。
长征出发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财政部一起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大队长袁福清、政委毛泽民率领，成了“扁担银行”、“马背上的银行”，第十五大队除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的几十担银元、几十担国币、几担金子和一些首饰、珍宝外，还有几十担印制国币的原材料。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为黔北的经济文化中心，各种土特产集散地，市场十分繁华。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阀的欺骗宣传，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一片萧条景象。红军大部队进城时，群众已发动起来，各种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百货日用品、食品到处都是，街上繁华热闹，有赶街市的，有看热闹的，有做宣传的，还有高声叫卖的。遵义作为一个行署，管辖十多个县。贵州军阀王家烈在这里称霸一方，他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他一手操纵市场，以高价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却要四角钱一斤，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粗脖子病。
为了贯彻落实黎平会议的决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支部书记曹菊如向党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群众，清查和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中央和各军团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苏维埃国家银行首先决定对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的米行、盐行、布庄等，进行查抄和没收，没收王家烈一家经营的盐行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五万多元的哈德门、白金龙香烟和大量烟土等。红二师五团包围距桐梓县城5公里的蟠龙洞，缴获军阀侯之担等藏匿在洞中的大量金银、烟土、枪弹及1000多担粮食和大量的皮货；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攻破离县城一公里的仙女洞，缴获杨树坪、杨冠群枪弹1300多发、烟土9箱、大批粮食以及银元等财物。仅桐梓一县，红军缴获银元30万元以上。
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除了将一些财物作为国家银行必需的储备以外，还将不义之财分给贫苦群众。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组织、发动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募捐军饷、资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办公地址设在老城杨柳街。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开业，国家银行以打土豪征收来的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正式发行了苏维埃币，也称“红军票”，面值壹元银币（1934年版）、伍角银元辅币券（1933年版）、贰角银币券（1934年版）、壹角银币券（1932年版）、伍分银币券（1932年版），以上五种银币券均有毛泽民亲笔签名，用于防伪。苏维埃银元设立了多个兑换点，群众用银元或其他物品兑换成苏维埃币后，然后，能够用苏维埃币去购买到廉价的食盐、布匹等，深受群众的喜爱。
长征中第一次发行了苏维埃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撤出遵义，苏维埃国家银行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人士持苏维埃币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18日，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地，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维护了苏维埃币的信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信誉，避免了群众受损失（注5）。
注1：《遵义会议唇枪舌剑，很少发火的朱德大发雷霆，字字千钧力挺毛主席》11-28 11：48：24 来源：读历史。
注2：《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曾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2016年01月15日08：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注3：华夫为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共产国际派过来的代表。
注4：《文史天地》第254期【往事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几个”第一”，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注5：《文史天地》第254期【往事回顾】红军长征在遵义的几个”第一”，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编著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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