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感于事，发于情，成于义

——序《刘付云诗集》

上海/朱永嘉

　　2012年国庆日，在家读河南梁光选与一丁选编的《打工诗选》，其中选录了刘付云的两首诗，一首题为《在一座工厂应聘》，另一首题为《通宵》，我选了《通宵》那首诗，加了称赞的按语，今年四月间，刘付云先生寄来他的诗集，希望我为之作序。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采诗》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与情，然后兴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这里说明诗歌所以产生在“感于事”与“动与情”这二点，嗟叹、吟咏是对事和情在语言和声韵上的表达，诗则是通过文字的表达。刘付云先生是广东廉江人，农家出身，到广州工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广东珠江三角洲是全国农民工汇聚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打工生活，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诗歌便是反映了那个时期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以后方方面面的遭遇。从这本诗集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中许多题目都是因事而发。如《通宵》反映了打工夜班的生活。《在一座工厂应聘》、《富士康十三跳》、《刘汉黄》便都是有感于事而动于情。有事有情之外，还得有境，如《失业》一诗既反映了失业者的境况，也表现了他们的感情。《活在生死边缘的矿工》便是既反映矿工艰难地劳动和生活的境况，也含蓄地反映了矿工内在的心情。《洗油烟机的异乡人》则鲜活地表述了两个不同地位下，请人洗油烟机的与在洗油烟机者二种不同的心态，处在两个不同地位的人，会有不同的心态，那是各种场合都会出现的矛盾现象，不同的立场自然有不同的思想感情。 　　 

　　白居易一生写了那么多诗，他对自己所写的诗也有分类，比如他把自己写的一百五十首《新乐府》称之为讽喻诗；对于自己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一百首称之谓闲适诗；对于咏叹个人情感和哀伤的一百首称之谓感伤诗；对五言、七言的律句称为杂律诗，共有八百多首。在刘付云的一些诗歌中，也有一些属于讽喻现实生活的，如《女教授》、《落马的贪官污吏》等都是讽喻生活中阴暗面的。为什么白居易把自己的诗作这样分类呢？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他还说：“仆志在兼济，行者独善。”他把“讽喻诗”看作“兼济诗也”，至于“闲适诗”则是“独善之义也”。至于七言、五言之“杂律诗”则是“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的诗歌当时在民间流行的，后世为人称道的则是《长恨歌》与《琵琶行》。然而白居易自己却认为世间流传的则是“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而他自己看重的则是《新乐府》及《秦中吟》，那都是属于讽喻诗的范畴。他看重的是诗之言义，为什么？因为借诗能反映国之情状，所以他推崇《诗经·国风》。他在《策林、六十九采诗》中说：“闻北风之言，则知威逆及人也，闻硕鼠之利，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鬓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是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可见他看重自己的讽喻诗，也就是继承《诗经·国风》的传统，借诗以言诗人之志。刘付云诗集中大部诗作，其所感之事，所动之情大部分都能属于讽喻诗的范畴。一个时代必然有反映其时代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之诗作。这二十年来，三亿左右农民工的遭遇，便是农民工诗歌为之咏叹幽怨的无尽宝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状况。我深信它必然会培育出无数划时代的杰出诗人和作品。刘付云的诗集也许能是其中之一员。

      讲到诗歌，人们都喜欢讲格律和音韵，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的律诗和词。其实诗歌表达于文字，也不尽如此。白居易在《新乐府》的序言中便说到他的五十篇新乐府诗，便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繫于意，不繫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实，便採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格律和音韵毕竟是诗歌文字和声音表达的形式，当然“妙言”和“华声”对诗歌的传布有很大的作用，在诗歌的表现上确实要有美的感受。但关键还是它的内容和诗人所显示的意志。诗歌中若“感伤诗”、“杂律诗”在数量上总是占多数。从诗歌的历史地位上讲，好的讽喻诗毕竟应占主要的地位。诗歌毕竟不能只是文人墨客风花雪月的玩具。从诗之义讲，只能如此。至于诗在文字表达上，记得在一九五七年《诗刊》出版时，毛泽东曾经给臧克家同志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载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我想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还是对的。白居易《新乐府》的序言所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繫于意，不繫于文，”这个观念还是对的。刘付云诗的文字结构，大概也属于这个范畴吧。仅以此文就教于从事诗歌之方家，是否符合于序言的要求则请刘先生定夺。由于苦于文思枯竭，故而耽误了许多时间，忘先生谅解。 

    【作者简介】朱永嘉，中共上海市委前常委；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