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端棻（仁智）
忆往昔，百年前的10月22日：贵州贵阳的
女婿梁启超复出办报……
梁启超生于1873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
梁启超年少时，非常的爱好学习，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中了举人。
而梁启超的老师李端棻是贵州省贵阳人，另一位老师是是康有为。
梁启超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康有为为之灌输的。
在李端棻的引导和幕后操作下，与光绪皇帝、梁启超、康有为等一起发动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维新变法》，为了清朝的重新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最终因为保守党派的破坏而失败。
不过维新变法却唤醒了很多国民的思想，被民众称为“李梁康”（李端棻的故事在此省略一万字）。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均逃到海外。
在海外，康有为与梁启超仍旧宣扬维新变法的精神，在海外推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救亡图存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不复存在。
梁启超曾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希望可以一展宏图大志。
可是袁世凯却施行复辟帝制，自己称帝。
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行为口诛笔伐，大肆批判袁世凯。
之后，梁启超又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推动了政治界与文学界的进步。
梁启超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曾经还倡导了文体改良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诗界革命”两大革命，为文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在其56年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
他曾喜形于色地回忆说：
“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言论骄子梁启超，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和李端棻家族等“公车上书”受挫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开设报馆，以传播变法思想。是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刊，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任主编。
这是份双月刊，版式与官办《京报》相似，并随《京报》发行。
它以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为主要内容，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
最初只发行1000份，后来竟增至3000份。
《万国公报》在国人中享有声誉，12月16日，《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主要编译西方各国的电讯和报道，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等。
清廷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杨崇伊等向朝廷奏报，说《中外纪闻》借办报为名，而“植党营私”。
次年1月20日，仅发行十八期的《中外纪闻》，便被慈禧太后封禁了。
此时，汪康年正在上海筹创报馆，并与黄遵宪来函邀请梁启超来沪办报。！他接信后便来到上海。
是年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于上海四马路，每旬出一期，每期20多页，约3万字，辟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梁启超为主编，他在《三十自述》中说：
“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
他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一时间成为学人传涌的变法时文。
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心气舒豁，顿为之喜。”他也由此被称为“旷世奇才”、言论骄子。
他后来曾回忆说：
“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可是，由于他与汪康年的意见分歧，汪主张少发议论，“以广译西报为主”；
他则认为只有抒发言论，报纸才能“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
”同时，汪康年又私自篡改梁启超的文章，规定不许在文章中称引“康学”，还在很多场合诽谤康有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1898年3月3日，他辞去《时务报》职务。
主编《时务报》期间，他参与筹划和支持澳门《知新报》、长沙《湘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等，为之或撰写序言、稿件，或拟订办报方针等，俨然以报界领袖的风姿，而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无怪乎严复说，梁启超“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维新喉舌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冯镜如等的合作资助下，于日本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他为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汤觉顿等。《清议报》设有：
论说、名家著述、新书译丛、外论会译、群报撷华、支那近事、外国近事及小说、诗文等。
后又设立国闻短评专栏，其“时评”之风实为各报之先河。他说，创办《清议报》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清议报》创刊后，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
他在《清议报》提出的“少年中国”说，更是沁人心脾、举世传诵。他说：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他的文章富于感召性和战斗力，无情地鞭笞清廷顽固派，其激烈程度已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差无几。
所以，《清议报》一直被视为异端予以挤压。
然而，《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横滨流入国内，在国内读者中传阅，“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
正是此时，他与孙中山相识相交，也“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梁启超还应孙中山之约，共同创办《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教训，揭露列强侵略的罪行。
而康有为不容许自己的高足弟子与自己分道扬镳。
于是，屡屡催促梁启超离开日本，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1899年11月，梁启超不得不远涉重洋，作美洲之行，而《清议报》也因火灾而停刊。
1901年10月，梁启超急如星火般地赶到横滨后，便开始重振《清议报》的工作。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读者通过新辟的“万国近事”、“外论汇释”、“时论译录”、“地球大事记”等栏目，更为拓展视野，从而以新的思想武器，认识西太后等顽固派“病国殃民”的罪恶本质。
12月21日，《清议报》出版100期，梁启超在报馆召开纪念会，提出要把《清议报》办成面向国民的“国报”、走向世界的“世界报”。
不料，第二天报馆被人纵火焚毁。
在新民时代的1902年2月8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
他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倡导“文界革命”，初创新文化运动。他那“饱带情感之笔，”“流利畅达之文，”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新民时代” 。
梁启超的“新民文体”，别有魔力，整整影响于一代人，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以及毛泽东等，都曾受过新民文体的洗礼，并由此各自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1903年10月，梁启超又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他说：
“欲新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 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新小说》上推出一些历史、政治、科学和传奇小说，如，吴沃尧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案》，以及苏曼殊等人的翻译作品。
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和《十五小豪杰》，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
这些作品多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境况，且又多是白话文，可谓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
1906年1月，《新小说》停刊，二年多的时间里，《新小说》共出版发行两卷24期。
《新民丛报》从几千年的封闭、自大的保守心态中挣脱出来，大胆而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据统计，《新民丛报》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竟多达百人以上。达尔文、马尔萨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还有哥白尼、富兰克林、瓦特等。
1905年起，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孙中山等革命派进行论战，反对革命，反对走共和立宪制的道路，鼓吹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的思想。
然而，他又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笔墨官司，有意从唇枪舌剑的争论中脱身出来，便委托徐佛苏拜访宋教仁，表示“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1907年8月，又是一场大火，《新民丛报》上海支店烧成灰烬，《新民丛报》被迫停刊。
梁启超昌言立宪受争议 1907年10月，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发起成立立宪派的政治团体-政闻社。
与此同时，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在上海创刊。
次年2月，政闻社迁往上海，他又往武汉拓展政闻社的活动空间，积极支持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
他为请愿速开国会大造舆论，以反对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可是，清廷既不宽宥立宪派的“秩序的行动”，更不会放任已在全国兴起的请愿签名运动。
8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说，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操纵政闻社，“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害治安”，着即查封。政闻社不存在了，《政论》和《江汉公报》自然也连带被封闭。
1910年3月，他在上海四马路创办《国风报》。
这是份旬刊，最高发行量每期3000份，主要编辑为梁启超和汤觉顿等，栏目设置有：论说、时评、著译、记事等，是当时立宪派的主要阵地。
他一厢请愿地希望君主立宪，可是，清廷并不领他的情，仍将他作为戊戌变法的通缉要犯。
他开始觉悟，便又频频撰文，为请愿速开国会推波助澜。 如今，上海《国风报》，速开国会的言论，已在南方各省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同年8月，梁启超又参与创刊北京《国民公报》。
如此南北呼应，形成热烈的局面。
他的许多言论和撰述，最先在《国民公报》和《国风报》发表，俨然成为请愿速开国会的论战旗手和宪政灵魂。
1912年10月，他由日本神户回到北京，时隔不久，便由北京来到天津。
12月1日，他又创办《庸言报》半月刊。
《庸言报》首刊便发行1万份，共发行30期，1914年6月中旬停刊。
次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他应聘担任总编。
1916年8月，他和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
1920年9月，他将《改造与解放》更名为《改造》，就是“想从学术上思想上谋根本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之基础。” ……
梁启超在其56年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喜形于色地回忆说：
“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1895年3月，李端棻家族、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受挫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开设报馆，以传播变法思想。
是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刊，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任主编。这是份双月刊，版式与官办《京报》相似，并随《京报》发行。
它以介绍西方各国商务、矿务、铁路、农学、兵学为主要内容，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
最初只发行1000份，后来竟增至3000份。
《万国公报》在国人中享有声誉，12月16日，《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主要编译西方各国的电讯和报道，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等。
清廷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杨崇伊等向朝廷奏报，说《中外纪闻》借办报为名，而“植党营私”。
次年1月20日，仅发行十八期的《中外纪闻》，便被慈禧太后封禁了。
此时，汪康年正在上海筹创报馆，并与黄遵宪来函邀请梁启超来沪办报。
他接信后便来到上海，是年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于上海四马路，每旬出一期，每期20多页，约3万字，辟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梁启超为主编，他在《三十自述》中说：
“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一时间成为学人传涌的变法时文。
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心气舒豁，顿为之喜。
”他也由此被称为“旷世奇才”、言论骄子。他后来曾回忆说：
“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可是，由于他与汪康年的意见分歧，汪主张少发议论，“以广译西报为主”；
他则认为只有抒发言论，报纸才能“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
”同时，汪康年又私自篡改梁启超的文章，规定不许在文章中称引“康学”，还在很多场合诽谤康有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辞去《时务报》职务。
主编《时务报》期间，他参与筹划和支持澳门《知新报》、长沙《湘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等，为之或撰写序言、稿件，或拟订办报方针等，俨然以报界领袖的风姿，而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无怪乎严复说，梁启超“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改革和维新学者，他为了进行思想改革和文化改革做了很多的努力，创办报刊就是他为了进行思想改革了而做的举措之一。
在《戊戌变法》之前我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报刊，梁启超是第一者创办报刊的人。
梁启超的办道生涯是从1895年开始的，他在1895年的时候创办了我国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从1895年开始到1922年结束，整整27年，他在1895年的时候通过戊戌变法创办了《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这两份报纸在当时晚清时期具有极其大的舆论影响力，但好景不长，在1896年的时候由于戊戌变法运动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这两份报纸也被暂停了。
梁启超在逃到日本之后并没有放弃创办报刊他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等。
梁启超在檀香山还创办了《新报》。
后来梁启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回到了，为辛亥革命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梁启超创办的报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将做报纸作为自己的事业一直很努力将他创办的报刊传播到的各个地方。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他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他将他的毕生所学都运用在创办报刊中，他希望可以用他创办的报纸来改变人的思想，所以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家。
从1895年到1992年他有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来从事报刊事业，所以梁启超在我国报刊且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1898年六月11号到九月21号这三个月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也被称为《戊戌变法》，它是由李端棻、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主的一些维新派学者和光绪皇帝一起引起的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农商业的政治改良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因为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抵制而失败。李端棻、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我国历史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戊戌变法才推动了我国的政治改革，促进了我国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解放……
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他为变法提供了思想指导。
由于李端棻、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对变法具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提起戊戌变法我们一般都能想到李端棻、梁启超。
李端棻、梁启超和康有为组织戊戌变法是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一些维新派的心，他们认为在这国家危疾难存亡的时刻只有改革和变法才能改变国家的面貌，使国家变得更富强，只有国家富强之后才能抵抗侵略者的侵略。
梁启超在其老师兼郎舅李端棻的极力推荐下，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后大力进行变法活动，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在为变法制造舆论的同时培养了大批的维新人才。
在李端棻、梁启超带领的戊戌变法运动最终由于伤害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些清政府封建大臣的利益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大力抵制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大权回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中后，梁启超逃往了日本。李端棻被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发配新疆，两年后又被慈禧太后特赦回乡（贵州贵阳）……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曾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倡者。
1833年，李端棻出生于贵阳勇烈街李宅。父亲李朝显不幸早逝，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学习上得到舅父何亮清教诲；初学有成后，16岁时即北上直隶（今河北省）随叔父顺天府尹李朝仪继续学习，叔父督促甚严，李端棻勤奋好学，学业精进，于1862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联捷成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
1872年，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时值云南政局不稳，文教事业凋敝，其跋山涉水，足迹遍滇，认真考核各地生员，经多方促进，云南文教事业大有振兴。
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梁启超以“熔经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李端棻颇为欣赏，将其录取。后与梁氏见面，认为其谦恭有礼、忧国忧民，有经世济民之志，萌生联姻之意，将堂妹李蕙仙许配梁为妻，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力挺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省府州县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外国历史等课程；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等。
李端棻这一奏请被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付诸实施，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称他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父不为过。
甲午战后，为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李端棻积极支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李端棻是变法的重要策划者、组织者、推动者，大力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参与变法。变法失败，李端棻被以“滥保匪人”的罪名“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
充军途中李端棻遇赦，于1901年回到贵阳。
1902年，李端棻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邀，开始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原贵阳学古书院，今贵州大学前身），并与贵州名流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外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原贵阳师范学校前身，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
1905年，李端棻会同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提请将设于贵阳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往次南门外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后又更名为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其后该校于南明河对岸河神庙地另辟新址，新建校舍，面向全省招生，成为当时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师资最为雄厚的一所中学。
1906年10月，李端棻与唐尔镛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1902年到1910年，贵州全省共创设各类学堂683所；
其中小学堂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性质学堂6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等。
1907年11月，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继子李葆忠将其葬于贵阳大关口（今南明区永乐乡）。而梁启超的岳父李朝仪（原北京市长、李蕙仙之父）的墓地也在此……
李端棻著作主要有《苾园诗存》等传世。其诗兼备众体，最擅七律，如《寓甘州示诸弟》：“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近玉门关。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寄言群季休惆怅，得酒依然便解颜。”
1987年，李端棻墓被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李端棻墓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命名李端棻墓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诗为证：
江城子-《李端棻》
北大成立首倡者，李端棻，贵阳藉。
同治进士，礼部尚书职。
戊戌变法支持者，受牵连，被革职。
特赥回筑再办学，志不改，惠故里。
宓园诗存，遗著有一册。
刚正不阿荐人材，国栋梁，强为国。
北京大学：星星之火的点火者-李端棻是我们贵阳人……
百年前的10月22日：贵州贵阳的女婿梁启超复出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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