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三湾整改编，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何处去，这成为革命首要问题。退路必须要有落脚点，加以修整，扩充壮大革命部队，这是首要任务。
早在1927年2月，毛泽东到安源煤矿听矿工们说，井冈山是个好地方，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是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就此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秋收起义部队三团长王兴亚向毛泽东介绍井冈山，还说如果打仗输了，可退到井冈山，那里有袁文才和王佐两个“山大王”可以作依靠。这样更坚定了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决心。很快毛泽东便向部队宣布向罗霄山脉进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和梦想。
1927年9月25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进入莲花县境。就在工农革命军正遭敌军伏击、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宋任穷在莲花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秋收起义部队，并向毛泽东呈上了江西省委给毛泽东的信。
据宋任穷1974年10月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时的回忆：“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点，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问他的名字。他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了什么内容。他只是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江西省委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和决策性的作用。
首先，这封信中提到了宁冈。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讲过，已有初步的了解。如今，江西省委进一步明确，“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和工农革命军后来在宁冈茅坪安家、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其次，毛泽东在高滩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的汇报时，根据江西省委的信函内容，又一次对宁冈、永新一带的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对于部队的行动方向心中有底了。
再次，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根据江西省委信中的嘱咐，毛泽东再一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并与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随即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可见，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时，毛泽东对湘赣边井冈山地势和袁、王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而此时的中共江西省委来信，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向莲花县城起进攻。由于城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李成荫的保安队，因此不到半个小时便攻克莲花县城。（《如果没有开国上将宋任穷的这封密信，也许工农红军不会引兵井冈山》原创， 六艺之学， 漫谈丛笔 2021-10-25 22：26）。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三湾改编”，又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一带建立根据地，请袁文才、王佐二人大力协助的愿望。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毛泽东说：“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为了在井冈山落脚，毛泽东委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接头联系，决定与袁文才见面，毛泽东仅带何长工和龙超清三四人，赤手空拳前去见面。袁对毛泽东存有疑虑，怀着戒心，事先在会见地点埋伏20多士兵，人人还持枪。毛泽东十分坦然，面对和达开朗的毛泽东，一下子让袁看出毛泽东的诚意。毛泽东开诚布公对袁说。“我们来到井冈山，不是与你抢占山头，而是一起发展我们的力量，巩固好根据地，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这一番话，真正打动了袁文才，袁心悦诚服地说“既然你们来了，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毛泽乐马上表态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急着回赠1000块大洋，袁同意毛泽东的部队驻防茅坪。时隔不久，毛泽东也与王佐会面，二人谈话无拘无束，十分融洽。毛泽东在谈话中，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为了加强革命巩固，送他70支枪，王佐赠500担稻谷一些银元。就此，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农民自卫军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毛泽东、何长工到了井冈山，走进了向袁文才生活圈，积极开展有效教育工作，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的部队，毛泽东派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到袁文才部队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深入他们的士兵中，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讲解革命道理，介绍马克思主义，谈论天下大事，这就使袁、王茅心迷开窍，从思想感情上接受了毛泽东及其工农革命军。
1928年2月中旬，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宽大的草坪上，庄严肃穆，军歌嘹亮，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对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这支原在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从绿林军走上了革命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新城战斗歼灭战，并取得大捷，振奋了革命士气。
为加强革命合作，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派曾经法国留学的何长工到王佐队伍中担任党代表。在何长工的协助下，王佐部队一举消灭了同他抢地盘的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在加强革命建设中，在以袁王友好合作中，争得袁王同意，毛泽东在派20余人到袁、王部队，去当连长、党代表。经过一番努力工作，把这支农民武装紧紧地团结在工农红军周围。将袁、王部队改编，把这两支队伍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任命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由于革命地盘扩大，袁文才还当选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王佐任红三十二团团长。袁、王二人就成为革命军的人物了。
何长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和疑心重的特点，既灵活又坦率地与王佐接触，又帮助他除掉了多年的宿敌，毛泽东也亲自多次跟王佐促膝长谈，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转化工作，使王佐大受启发，对毛泽东折服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此彻底抛弃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重重疑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作者：余伯流写的《占茶陵——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2018-08-16：55发表的。
茶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陲，因境内多山，居“茶山之阴”而得名。自古以来，由于地处“吴头楚尾”，扼湘赣交通要冲，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一次国内战争期间，茶陵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7月，北伐军第二军六师、四师经桂东进入茶陵，茶陵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在共产党员杨孔万、谭民觉等领导下，建立了茶陵县农协、工会、学联、妇女联合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但是这一切，最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摧残殆尽。“马日事变”后，中共茶陵特支的共产党人，在血的洗礼中觉醒，收集了几十个同志和十几条枪，以潭湾山区为屏障，与敌人开展了殊死的斗争。
为了开辟茶陵的工作，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至湖南酃县水口时，曾派出宛希先率一营两个连前往安仁、茶陵等地，牵制进击酃县的敌人，攻其后方，迫敌回援。
1927年10月21日，宛希先率一营三、四连占领了茶陵城。茶陵的衙门长官、豪绅地主闻风而逃。工农革命军抄了县署，砸开了警察局和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农运干部和群众。
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斗争，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的茶陵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为了防止敌人反扑，两天后，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茶陵，回师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团部和一营会合。随后一同回到茅坪。
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后，经过周密的思考，决定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湖南敌人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际，再次攻打茶陵。
为了战而必胜，毛泽东决定团部、一营及特务连统由团长陈皓及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全力出击。11月16日清晨，参加攻打茶陵的部队在宁冈大陇整装出发。
毛泽东从茅坪赶至大陇，检阅了出征部队。他的脚伤一直未好，不能随军出征。望着精神抖擞的全体将士，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休养生息，今天就要上前线打仗了！现在茶陵县城空虚，我们就要乘虚而入，来个开门红！本来，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可是，我要革命，这只脚却不让我革命，我只有在这里预祝你们旗开得胜，凯旋归来！”
“坚决拿下茶陵！”工农革命军将士发出豪迈的誓言。
部队踏着初冬的薄霜，经宁冈睦村、酃县瑞口，于11月17日击溃罗克绍挨户团的骚扰，连夜潜入了与茶陵县一水之隔的中瑶。
18日凌晨，一路路革命军战士化装成卖柴、卖菜的老百姓，混进了茶陵城。进城后，化装的战士解决了守护城门的敌兵，工农革命军旋即冲进城内。守城的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做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和伪县长刘拔克闻风而逃。
茶陵，又一次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手中。
茶陵打下了，但政权依旧。打下后的茶陵，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派曾做过安徽旌德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一切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团长陈皓等部队首长则图享乐，吃包餐。丢下土豪不打，专找商会派军饷，也不开展群众工作，作御敌的准备。
茶陵群众经过县衙门，探探头，咋咋舌，失望而去。这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府。
有一天，中瑶乡农会送来捕获的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处理，恰被醉醺醺的陈皓撞见。陈皓要他们升堂击鼓。农民们击鼓后，陈皓将惊堂木一拍，完全一副“县太爷”的架势。当问得陈老三拥有土地190亩时，陈皓反倒训斥农会干部不应触犯陈老三，因他不上200亩地，不算大地主，乐得陈老三叩天谢地。农会干部和农民们气极，抓起陈老三就走。路上碰到宛希先，知道这个“老宛”向着穷人，把这一五一十告诉了宛希先。宛希先听后，对他们说：“边界大地主少，打倒中小地主，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是毛委员的一贯主张。你们要好好看管陈老三，开展揭发斗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农民满意地走了。但宛希先却因此遭到了陈皓等人的忌恨。
随后，宛希先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封汇报信，派人急送茅坪。毛泽东接信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访问谭震林同志记录”。内部采访资料。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了毛泽东来信，重新讨论茶陵的问题。经过协商，鉴于来不及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方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会议并一致推选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成立那天，江两岸红旗招展，成千上万的群众，欢天喜地，庆祝这一新政权的诞生。“县长公署”的漆匾砸掉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牌子挂起来了，两旁是一副通红的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杨绍震、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等分别担任了县政府民政、财经、内务、青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人民政府为人民。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茶陵各地扬起了红色的狂飙。
袁文才和王佐，1898年10月和5月分别出生于井冈山下的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两个贫苦农民家庭。袁文才因家境贫困，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由于受不了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就带领群众与劣绅谢冠南作斗争，被官府通缉，家中房屋被烧，母亲被杀，新婚妻子被霸占。在走投无路的他，于1923年参加了绿林首领胡亚春的“马刀队”。袁文才聪明能干，他很快就当上了“马刀队”的首领。1924年，袁文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付放火烧了。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的当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王佐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家中仅有的一块山林也被土豪劣绅强占，童年时的王佐靠给地主放牛和伐木烧炭维持生活。15岁学裁缝，学艺过程中，又投靠了有名的拳师王冬文，练就一身武艺。1923年，王佐加入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聋子的队伍，打仗勇敢，深得朱聋子的喜爱。1924年，王佐脱离了朱聋子队伍，开始发展自己队伍，筹款买枪、招兵买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民”为口号。队伍分别在井冈山的南岭嶂和金狮面几座大山中安营扎寨，永新、遂川边陲一带的大小山村均在王佐的控制之下。王佐便成了井冈山上名副其实的山大王。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没有把王佐剿灭。1925年，王佐队伍发生内讧，遂投奔袁文才。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同年生人，两人慕名已久，志同道合，又都是客籍人，遂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出生的结拜兄弟)。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袁文才在山下的茅坪，王佐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成为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地方“山大王”。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上山动员袁文才下山。1925年9月，袁文才率部下山，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长，成为一支受我党影响和控制的武装。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部对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在龙超清的教育和影响下，袁文才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决定率部投身革命。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于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然而袁文才、王佐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凭借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发动永新暴动，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永新暴动胜利，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返攻永新，袁文才、王佐与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一同到了井冈山，在山上一直坚持斗争。随后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起义来到井冈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组织指挥起义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任务，主要任务用宴会请客喝酒、打牌和闲谈，拖住滇军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实施。据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大家纷纷脱队，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部队就更难控制了。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就在这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他用坚定的信念，凝聚了队伍。将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共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1928年4月，朱德就带着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将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袁文才继续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袁、王领导的32团，是红四军的4个团之一。井冈山会师，袁文才、王佐情绪高昂，工作积极，屡立战功。1928年4月下旬，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毛泽东、朱德等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免了后顾之忧。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取得战斗胜利。继黄洋界保卫战之，1928年10月1日的坳头垄伏击战和1928年11月9 至10日的宁冈城和龙源口战斗中，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都建立了卓著的战功。袁文才、王佐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的大量工作，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两人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毛泽东不主张杀，他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坚守井冈山。转战赣南的袁文才由于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5月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加速解决土匪首领，刻不容缓的工作。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1930年2月，中央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到永新县集中。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后，带领部分部队到了永新。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包括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不服，在会上争吵起来。24日，红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的紧急要求下，轻信袁文才、王佐“反水”，派第四纵队300余人从吉安县永阳镇开赴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井冈山本来经济基础差，加上敌人封锁，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时任28团团长的粟裕回忆说，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胀肚子。经常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毛泽东说：当时在井冈山“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官兵平等，建立军民关系。井冈山建立起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期是“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先有“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有“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井冈山的百姓感慨红军真不一样，农民用网蒲鱼慰问老红军。建立起了军民鱼水关系。
艰苦的斗争环境，各种任务都在登场展现头角，有的人风风光光出场，浓眉大眼亮相，演了出场活半场就戏了，甚至沦为历史丑角；有的人在历史拉开帷幕，出厂跑龙袍，并不显眼，无人关注，随着历史磨炼，走进舞台中央，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
余洒度，黄埔军校第二期生，口才、文才著称，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响当当的英雄人物，上井冈山，对革命失去信心，悲观失望，选择逃脱部队，辗转来到上海，又选择了脱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又选择了投敌，被委任为少将处长，为了满足奢侈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毒品，事情败露，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枪决。
苏先骏，黄埔三期生，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上井冈山，也因悲观失望，与余洒度一起脱逃部队，后来在岳阳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骏被处决。
余洒度、苏先骏在脱逃途中，被哨兵挡住，毛泽东知道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井冈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一直考验着每一个人革命者。不少人以各种借口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大多是不辞而别，有的人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革命回了家，还有的投敌人当了叛徒。还有人坚定信念，坚持走下来。真是“大浪淘沙”。
第一次反围剿，起始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国民党当局感觉异常恐惧。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急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取得胜利后，即迅速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行动，妄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知心妄想，重点置于中央苏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陆续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约10万余兵力，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0月20日前后，从湖南省和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方面抽调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陆续进入江西省境内，在武汉的第19路军也准备进入江西参战。11月2日，鲁涤平将其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并限于5日前，第1纵队第18师集结于樟树，第24师集结于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13师集结于临川；第2纵队第50师集结于西山万寿宫，独立第14旅集结于靖安；第3纵队第77师集结于上高，新编第5师集结于高安；总预备队第8师集结于南昌。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流域的清江(今临江)至分宜地区。此外，湖南军阀何键令其第19师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所部行动。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两岸地区。
面对这种敌对形势，在赣西北袁水流域的我红1方面军，共约有4万人。面对敌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围剿”，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问题。经过研究，会议最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随后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红1方面军主力从袁水流域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赣江以东地区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实行战略迟却，开展群众工作，整训部队，筹措给养，准备打大战。利用根据地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主力由12月27日反“围剿”战争开始。红军以1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千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战斗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毛泽东由此写下了，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作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接着组织第二次“围剿”。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中央红军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则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第一个胜利，中村反“围剿”。在总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敌人以为我军进攻郝梦麟师，正在调兵援救，我们必须利用敌人这一判断错误，按原计划由西向东横扫，在敌人运动时，出其不意地把它消灭”。朱毛在藤田老圩研究定稿并签署的作战命令，当时敌27师驻南团，朱德途经石马时，得悉红军前哨已出现敌我遭遇，便于5月21日下午7时50分，在姚坊村发布《攻击南团高树勋部命令》，该村距高虎脑还有约10里。红三军团21日中午敌先头部队到达永丰县中村山里高虎脑山下与红6师前哨就打起来了。高虎脑，海拔720米，也成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之一。南至约7里中村街，为敌27师的驻地(师长高树勋)，东至20里夫坑，海拔630米，为敌败后被红军追赶之地。反“围剿”战斗主要在中村与石马两乡交界的高虎脑山上，打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给中村里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打夫坑和中村街则为追歼敌人，时间不长，所以山里的群众普遍称之为“高虎脑战斗”，尤其是建国后高虎脑划归石马镇管辖，民间更不会称“中村战斗”。敌团长王广田被红军重机枪连的战士击中而亡。
中村战役，完全是一场敌人阴差阳错的偶遇战，他们本想奉命援救友军，并不想自己先被红军吃掉，夹道相逢，没有任何准备，连作战命令都无法草拟。可因情况不明，我军也不知敌调27师提前援救，还以为高树勋在南团“顿军久驻，图保实力”(陈诚语)，因此下令在南团及其周边作战，5月22日，在永丰县中村歼灭敌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师1个旅，俘敌旅长1名及官兵3000多人，缴枪2000余支，无线电台1部。实际上从此时起，一直在高虎脑、夫坑、中村街连续作战到22日傍晚，共计打了两天一夜约30个小时，才胜利结束了战斗。在中村战斗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31年5月27日，敌便发出权威的统计《何应钦转报第27师师长高树勋来电》称：“高师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数近5000人。”
这次高树勋向上汇报的损失兵员是比较客观的。激战了30个小时，81旅基本被歼3500人，79旅和80旅被歼500人，师部直属队被歼800人，战场打死200人，共计5000人。这就充分表明，中村之敌所坦言的数据，正是红军鏖胜的最好注脚。
中村一场较大的激战、苦战、硬战、鏖战，刘亚楼将军称之为“恶仗”。因为国民党第26路军来自西北原冯玉祥部，训练有素，属于较强之敌，最大特点是，善打阵地战，修筑工事既快又好，加上武器精良，红军容易受到伤亡。红军苦战了30个小时，消耗很大，牺牲491人，伤217人，比敌人伤亡还多。
第二次反“围剿”共打了五仗，其它四仗损失多少呢?据《红一方面军战史》说：富田战斗歼敌4100人，牺牲268人，伤876人。白沙战斗歼敌1790人，牺牲22人，伤94人。广昌战斗歼敌一部，牺牲69人，伤202人。建宁战斗歼敌3000人，牺牲97人，伤292人。③若将这四次战斗牺牲人数相加，则是456人，而中村战斗牺牲了491人，比四仗之和还要多35人，可见彭德怀军团长指挥这次战斗是非常艰苦的。
国民党第27师下辖三个旅，即79旅、80旅、81旅。有人认为部队行军是按番号次序排列行走的，走在最前面的自然是79旅。如《中国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果统计表》，说明词就写道：“前锋的第79旅，行至中村，被红军歼灭。”《宁都起义》大事记也说是79旅，注释《宁暴经过的报告》更明确强调是79旅。
敌第27师行进中村的队列是：81旅王恩布走在前面，80旅施积枢走在中间，79旅池峰城走在后面，师部及直属队走在最后。如《台北国史馆藏》资料说：“先头81旅即遭伏击”。《“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一书的《中路军在中村附近地区的惨败》一文里说得更清楚：“21日，师部前进到坳子岭，得知前面81旅在通过中村时遭受红军袭击，战斗激烈，该旅所属的团长王广田已阵亡，先头团伤亡颇重。”④由此可见，“被歼1旅”的历史，实指为王恩布的81旅。
高树勋师的参谋长赵大璞后来的著文说：“我们逃脱红军追击后，连夜东撤，第二天才到东陂总部。高树勋因中村失败，王旅下落不明，感到惭愧，不愿去见孙连仲，派我去报告失败经过，这时我才得知王旅余部业已回来了，大喜。”
大喜，就是王恩布旅长带回了几个残兵。往后王恩布怕当俘虏，怕战死，就借口去招募新兵了。据《宁都起义》一书第134页说：“81旅王恩布旅长，也先后借故离开了部队。”
中村战斗可以视为基本打破二次“围剿”，敌人败后现象：(1)军政部长何应钦在白沙大败后，溜到武汉去了。(2)孙连仲第26路军不愿卖力，打了一天未能获胜，就向宜黄撤兵。(3)中村战败后，吓得朱绍良部向南丰撤退。(4)蔡廷锴部也撤回赣州。(5)其他各师就地驻防，围剿半途夭折。(6)毛泽东说：“5月22日，红军在中村歼灭高树勋1个旅，随后敌军全线后撤。”永丰中村大胜，意味着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基本打破，往后进攻广昌、建宁两座县城，那是属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彻底打破围剿了。
这次中村苦战，战士们就看到毛泽东在前沿战壕里，对肖克师长说：“我送你48个字：兵贵神速，迂回包抄，兵不厌诈，造敌错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声东击西，随机应变，蘑菇战术，截敌数段，快刀斩麻，不给喘息。你能灵活应用这些兵法常识，快速包抄过去，一定能消灭敌人。”
不多久，毛泽东在三军团阵地上，远远看见有个战士负了重伤，便冒着战火危险，跑过去抱住战士，扯下自己的衣襟，给这位战士包扎伤口，接着背着这个姓赵的战士翻过一座小山，来到红军卫生队。战斗结束后，又在中村找了8个俘虏兵代表开座谈会，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参加红军。
毛泽东和朱德不是坐地指挥，而是经常会深入第一线，在战地、战场、战壕里，研究战术，做政治思想工作，乃至抬担架、救护伤员、看望前线英雄等，不一定要“开过枪、负过伤”才算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这三个小故事，在战场方圆100平方公里的山乡里迅速传开后，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历史美谈。
第二次反“围剿”中，值得一提的赵博生(1897-1933)，河北人，国民党26路军总参谋长，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策动宁都起义，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1933年1月在黄狮渡战斗中牺牲，中央为纪念他，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瑞金建造“博生堡”。
中村战斗伊始，27师就出现不小伤亡，赵对孙连仲总指挥说：“我军入赣以来，侦察手段失灵，对朱毛兵力配备不明，只悉共军战法巧妙，今日与共军在中村初遇，方觉毛泽东的才气和霸气。有人提议，命驻洛口的第25师赶来增援。我则认为千万不可，须知朱毛擅长围点打援。识时务者为俊杰，为预防铸成大错，不致两败俱伤，我呈献一计，还是退为上策。孙连仲四忖良久，点头道：“我军都是北方人，远道来江西，水土不服，疟疾、痢疾比比皆是，中村战端一开，生灵涂炭，必将毁灭于战火中，27师不利再战，还是向东北撤退吧！”赵立即连夜通令撤兵。
然而，高树勋师长说：“既来之，则战之，这一仗若不打，深为窝囊，我不服气！”于是双方炮火连天，红军歼敌5000，高无奈，只好化装逃往乐安。
赵博生最大功绩和献计的重大意义为：首先是规劝孙连仲下令东撤。其次是力阻26路军的另一支兄弟部队25师前来参战，为中村战斗的胜利立了大功。正如朱德所说：“赵博生是插在敌人心脏中的一把利刀。”最后彻底打破了敌人“围剿”。正式宣布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前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作战方针采取长驱直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共产党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团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路进击军（第6师）、第2路进击军（第18军第11、第14师）、第3军团（第6路军第5、第8、第24师）、第4军团（第9师），从南城地区向中央苏区实施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军团（第19路军第60、第61师和第52师）、第2军团（第26路军第25、第27师）、第3路进击军（第5路军第47、第54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向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分驻南昌、吉安、樟树等机场之空军第1、第3、第4、第5、第7队，支援左、右集团军作战。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军，位于临川地区；以第77、第28师和第12师第34旅，位于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红军西渡赣江；以第23、第79师和骑兵第1师位于南城、临川、樟树镇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以第49、第56师和新编第4旅位于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此外，还将第53师从河南省调往江西吉安待机。6月下旬，蒋介石将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活动的红军第3军第9师和第4军第12师误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遂下令进攻，并令第10师归左翼集团军指挥。7月1日起，左翼集团军主力由南城地区出动，到6日，进占黎川、樟村、康都等地，继续向苏区推进。与此同时，右翼集团军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区出动，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招携、宁都方向前进。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和赣南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围剿”准备。6月底，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最后判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深入苏区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以打破“围剿”。以独立第4、第5师和红3军第9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红4军第12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军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红3军团、第4军主力、第12军在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于7月10日前后由闽西、闽西北、闽赣边和赣南等地迅速收拢，向苏区中心区集中。红军冒着盛夏酷暑，紧急行军，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行程千里，完成回师集中的任务，于22日前到达雩都（今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红3军主力、红35军和由赣江以西来到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并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军第7军、第20军军部及第175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国民党军屡寻红军决战未逞，红军相机反攻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20余日，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至7月底，蒋介石才得悉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遂以其主力分路向兴国地区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此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高兴圩地区进行了反攻作战的准备。7月31日，方面军总部得悉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向行动，其右侧后富田、头陂、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也较薄弱。毛泽东、朱德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以红军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移，首先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置深入赣南苏区之敌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发觉回头北向时，再乘其疲惫寻机打其可打者。当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时，发现第2路进击军两个师已进到富田。毛泽东、朱德决定改变计划，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8月4日折返高兴圩地区，另寻战机。
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西有赣江，南、北、东三面有国民党军9个师逼近。但其中进到白石、崇贤地区的第1军团，进到兴国地区的第1路进击军和第4军团，以及在富田地区的第2路进击军，战斗力较弱。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35军、红12军第35师和独立第4、第5师，协同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积极行动，将敌第2、第1路进击军、第4军团向万安、良口方向牵引，将第1军团牵制在白石、崇贤地区；集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向东突进，实行中间突破，求歼向莲塘前进的第3路进击军，尔后由高兴圩地区向东突进，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人，择其好打者打之，于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为隐蔽这一意图，造成围剿军错觉，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围剿军主力7个师吸引到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主力则于5日晚从兴国、崇贤两地国民党军防线之间20公里的间隙中隐蔽向东急进。6日午前进到莲塘、官田地区隐蔽待机。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这一行动没有察觉，其第1、第2路进击军在红35军、红12军第35师的牵引下，正扑向赣江边；而第3路进击军则由良村分两路向莲塘、城冈前进。6日午后，第3路进击军第47师先头第2旅进到莲塘附近时，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旅，尔后向北进击，求歼第3路进击军主力。当日晚，红3军团、红4、红7军秘密接敌，于7日拂晓突然发起攻击，战至9时，全歼第47师第2旅又1个多营。莲塘战斗后，红军主力乘胜向良村急进，途中与由良村出援的第54师第160旅遭遇，歼其1个团，该旅余部逃向良村。红军衔尾猛追，于13时许攻入良村，又歼刚由城冈撤回良村的第54师师部和2个旅的大部。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以红3军佯攻龙冈，率主力东进，围歼刚从君埠、南陵等地缩回黄陂的第3军团之第8师。11日晨，红军进到黄陂附近，中午向黄陂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村内，歼第8师2个团。15时，第8师余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在追击中又歼其2个团。随后，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休整。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使红军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
莲塘、良村战斗后，蒋介石和前线总司令何应钦始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并估计可能北出临川。遂于8月9日起，令其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1军团掉头向东，企图协同由广昌西进的第10师，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于12日至15日，以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围剿军8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毛泽东、朱德决定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返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16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利用夜暗，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间隙地区秘密疾进，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次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会合。红12军主力则扬旗鸣号，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动，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乐安县城。蒋介石误认红12军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遂急调其第10师返回临川，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追击红12军。红12军主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一部拖了近半个月，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8月底，待国民党军发觉红军主力再回头西进寻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时，红军已休整近半个月。蒋介石随即以其第1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国民党军，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
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其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与国民党军情况相反，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国民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为明显。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红军乘胜追击。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视机扩张战果。遂令红3军、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之敌；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其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3军一部切断了该旅与第4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随后，红3军、独立第5师向独立旅发起迅猛攻击，战至14时许，将其全歼。7日，红7军向兴国进逼，牵制第52师；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向高兴圩地区之国民党军第60、第6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8日，毙伤敌2000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为保持主动，即撤出战斗。13日，国民党军第4军团主力和第52师分别由长迳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追击。15日拂晓，在第4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战至9时，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追击炮55门，电台6部。在反“围剿”作战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4军师长曾士莪、红3军团师长邹平牺牲。此役，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东北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还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开始，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毛泽东也填了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1933年夏，毛泽东写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4年夏季，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时，毛泽东写的《清平乐·会昌 》：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两首词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好自多逍遥。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却在下面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集中火力反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黄克诚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黄克诚对打“AB团”由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黄克诚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黄克诚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黄克诚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黄克诚获益匪浅。
王尔琢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袁崇全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黄克诚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黄克诚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黄克诚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1）。
注1：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周恩来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后来，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其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集中火力反右”，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我对打“AB团”由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注：袁崇全）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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