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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焰薰天带血腥，流传海内成鸩毒
——《鸦片与近代中国社会》序言
张康德
（一）
诗云：
花红叶绿迷人眼，
粉白香纯毒客心。
子散妻离家没落，
令行禁止到如今。
——摘自《中华当代诗歌精品大辞典·罂粟花》
罂粟(Papaversomniferum)是“被子植物”，是植物界进化程度最高、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类群之一；罂粟是罂粟科罂粟属(Papaver)中最为著名的一个种。据苏智良《中国毒品史》记载：罂粟科共有50属，700余种；中国有30属，260余种。其中大部分生长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亚洲、欧洲、非洲的东部与北部分布广泛，澳大利亚与南美洲也有种植，且许多种类容易被培植。罂粟原产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公元6世纪之后由西向东逐渐传入阿拉伯、印度、中国、日本。到了19世纪，亚洲成为罂粟的主要产地，主要分布于印度、孟加拉、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日本、缅甸等国。欧洲部分地区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亦有大量种植。罂粟约在唐代开始传入我国，宋元时期已有罂粟栽培，主要用来观赏和治病消灾。鸦片类罂粟“通身布有白粉，茎肥壮，叶基宽且抱茎，叶片少有分裂，花及果实较大”。
鸦片是草本植物，用专业刀割罂粟未成熟的果实后流出汁液，经风干后浓缩加工处理而成的褐色膏状物，就是生鸦片。生鸦片经加热煎制便成熟鸦片，是一种棕色的粘稠液体，俗称烟膏。以鸦片为原料，可以进一步加工成高级的毒品，主要是吗啡和海洛因。
吸食鸦片不仅破坏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和新陈代谢，而且会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如果吸食过量还会猝死。吸食鸦片、服用毒品实际等于慢性自杀。
（二）
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推广远东贸易，各港口将鸦片当做药品输入。万历十七年(1589)把鸦片列入关税品内，视同一般进口货物。据张燮《东西洋考》及有关资料记载:明万历十七年(1589)“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改定为“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崇祯年间，国人已意识到滥用鸦片的危害。朝廷也恐鸦片相习成风，流毒无穷，有意查禁。但此时大明朝内忧外患，号令不通，且鸦片从各个渠道输入，无从截堵，首次禁烟不了了之。
进入清代，鸦片仍列入海关税则。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开放后，鸦片即列入药材项下,“每斤征税银三分”。可见,鸦片贸易在明末清初是合法的。但此间鸦片仅仅作为药材而输入,且每年输入量仅为数百箱。
随着清代烟毒蔓延，售货者及吸食者与日俱增，到19世纪30年代，烟毒泛滥成灾，中国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坠入烟毒的深渊。
1729年雍正帝颁布了禁止兴贩鸦片烟的谕旨，但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推行对华倾销鸦片的政策，鸦片输入有增无减。1782年，东印度公司的恩沙资号（Nonsuch）海船一次运到中国的鸦片就高达1601箱。1786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航务长曾记录当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2000箱。鸦片的大量输入，一方面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嘉庆元年(1796)，清政府正式下令禁止从海外进口鸦片，这是清政府禁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此开始合法的鸦片贸易已经停止，鸦片输入中国完全依靠非法走私了。据统计，道光十五年(1835)至道光十八年(1838)，英国(包括英属印度)每年平均向中国走私鸦片达3.5万箱。到19世纪30年代后，上自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乃至乞丐流浪汉，吸食鸦片者随处可见。据较保守的估计，1835年时，全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在200万人以上。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
（三）
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上，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鸦片烟毒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到官僚、士兵、商贾、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吸食鸦片不仅摧残人的生命，败坏道德，致使大清帝国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源枯竭，仅1830—1839年，白银输出总数大约在3000万两以上，逐步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更加重了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民不聊生，极大地冲击着清政府的统治。时国人以“伤身”、“亡国”、“败家”、“灭种”来形容鸦片为祸之烈。
长期以来，禁烟一直是近代中国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从1729年清政府颁布中国最早的禁烟法令开始，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对禁烟一事都十分重视，围绕鸦片的种、贩、售、吸等各个环节，颁布了许多的禁烟法令，作出了种种努力。例如，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颁行了《禁毒实施办法》与《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10月制订《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6年6月正式公布，规定：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意图营利为人施打吗啡、或以馆舍供人吸用毒品者均处死刑。然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个别时期内的禁烟，如清末的禁烟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六年禁烟禁毒运动，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多数时期的禁烟几乎毫无成效。而且从长时段来看，近代中国所有的禁烟努力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消除鸦片流毒，结果是禁烟法令虽一个接一个，但鸦片流毒也一日胜过一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中国的鸦片流毒就是在形形色色的禁烟运动中愈演愈烈泛滥成灾的。
烟毒弥漫，危害中华，国人无不痛心疾首，许多名人积极投身到“禁烟”的浪潮之中。这一时期的“禁烟”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郭嵩焘、张之洞、左宗棠、徐钰、孙中山、袁世凯、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邵力子等。
面对毒品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严正的禁毒立场，坚决打击毒品犯罪，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四）
近代中国的烟毒问题，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的课题，由于鸦片资料零散，收集困难，前人研究探讨尚欠深入、系统和全面。可喜的是鸦片战争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馆员张巨保博士，长期从事毒品史、鸦片战争史以及作物种植史研究，已出版专著《19——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史研究》，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今又著成《鸦片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本书从鸦片与近代中国社会作为切入点，分起源篇、走私篇、吸食篇、征税篇、种植篇、禁烟篇、轶闻篇、战争篇和影响篇九个篇章进行阐述，力图勾勒出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中国罂粟种植的发展轨迹，探索鸦片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广泛联系，以此探讨近代中国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得失，为现实提供借鉴。它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烟毒泛滥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而且在于烟毒泛滥本身即凝结着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特色矛盾。罂粟种植之所以能同近代中国社会形成高度的契合，成为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时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尤对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大中学生将有所裨益和收获。
2022年4月26日于西安
作者简介
张康德，1963年生，陕西郿县人。大学文化。研究员，编审。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西北大学陕西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文联荣誉主席，香港孔子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艺出版社、文艺之窗网、《中国文艺》总编辑。陕西省太白诗社名誉社长。CCTV全球爱华诗歌春晚导演兼陕西会场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