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1921年6月初，毛泽东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共产国际人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长沙，黑云压城，一场大雨将至。毛泽东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谢觉哉辞行，他们马上要到上海去，至于去做什么，两人只字未提。毛何两人谢绝了谢觉哉送他们上船的好意，匆匆起程。后来谢觉哉才知道，他们是要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去上海了。一年之前，他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路过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正当毛泽东风阀正茂，热血青年，1918年夏天，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日子里，毛泽东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虽然他曾抱怨：“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也坦言那一时期他的思想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当时，毛泽东正处于朦胧向往阶段。毛泽东曾给好友写信说，那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年轻的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与陈独秀的会面，令“睡在鼓里”的毛泽东茅塞顿开。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只有6人，后来也不过10人。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除毛泽东参加了，还有与他一同赴沪参加“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过秀才。可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深感“子曰诗云”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想救中国，还得学习新文化、新思想。
当何叔衡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成为同学，他已经将近40岁的中年人了。由于他留着一撮八字胡，同学们都戏剧性称他为“何胡子”。“何胡子”虽然比同学大了十几岁，但是追求新思想、探寻救国路的热情，丝毫不输于年轻人。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何叔衡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的日常事务都是他负责。毛泽东对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别亲厚，他曾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几个月前，他曾收到同学蔡和森从法国巴黎的来信。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写道：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看罢信后，毛泽东非常兴奋。
蔡和森是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大概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所没有想到的。仅仅几个月后，他对好友发出的预言，竟然成为了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就要召开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位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据称这13人代表了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
（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林伯渠、袁振英、李启汉、李中、李季等15人。现有资料表明董亦湘是和沈泽民于1921年四、五月间一起入党的。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着又与张申府等人于1920年10月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李骏、朱务善等12人。有资料佐证吴雨铭应该也是小组成员。
（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由来自上海小组的刘伯垂召集，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括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6人。
（四）旅日小组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这两人其实在国内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因此董必武说的六个小组，其实没有包括旅日小组，所以他俩也可以算成上海小组的成员。
（五）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于1920年秋冬之际由新民学会演变发展而成，初创时成员是6人，可以确信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3人，还有三位很可能是萧铮、贺民范、姜济寰。
长沙小组虽然初创时期人员不多，可是由蔡和森、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却是中共早期党员的摇篮，建党时，新民学会的很多积极分子已经赴法勤工俭学或前往北京、上海。长沙小组在建党后，又迅速发展了夏曦、郭亮、易礼容、李六如等人。
（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秘密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不过对于王翔千的入党时间，也有1922年入党之说。
另外有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也是山东小组的说法，但他们更可能是建党后才参加党组织的。
（七）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春，陈独秀和沈玄庐在广州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
广州小组此后还发展了杨匏安、刘尔崧、冯菊坡、阮啸仙、谭天度（最后逝世的中共早期党员）、张善铭等中共早期党员。
（八）欧洲小组
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包括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和刘清扬、周恩来5人。前三人其实早在国内就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更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单的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
与此同时的三月，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亢慕义斋”。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其实它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有李大钊外，另外还有两个人是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
张国焘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风云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慷慨陈词。5月4日当天，他又是游行队伍中最活跃人之一。由于擅长交际，张国焘很快就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当陈独秀常住上海后，张国焘则成为为“南陈北李”传递消息的“特殊学生”。
那一时期，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他心目中，陈独秀精力过人，非常健谈。每当午饭后，陈独秀话匣子打开，便跟侃侃而谈好几个钟头。“谈得起劲时，他（陈独秀）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悄悄来到渔阳里2号。第二天，陈独秀兴奋地对张国焘说，此二人正是共产国际派到远东的使者维经斯基和他的翻译杨明斋。在维经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决定加快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回到北京告诉李大钊，陈独秀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李大钊说：“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遗憾的是，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打算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却在几个月前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广州的陈独秀正在为修建校舍争取一笔款子。他对好友包惠僧说，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让包惠僧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会办报纸的陈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无独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
于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
其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还有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好几个资深党员，但是大家当时都很忙。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并没有想到，这些活动都比去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重要。许多党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19岁的刘仁静被推到历史的前台，选他当代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英文好，可以给马林当翻译。这位思想激进的懵懂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肤浅。
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暂时由李汉俊、李达负责。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抵达上海后，很快便与李汉俊、李达接上了头。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他是由列宁亲自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1921年4月马林动身来华，直到6月份才抵达上海。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后先去意大利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又绕道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最后才到上海。因为他的行程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便定格在了7月。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陈独秀到上海后，最先结识的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李书城成天在家读书，与外界很少往来，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却是一个对新事物、新思想极为敏感的人。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他起初喜欢数学，后来拜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门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既通日文，又懂得德文，可以同时阅读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原版著作。因此，他被誉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
李汉俊态度雍容，很有涵养，表面看是一派学者风度，实际上他脾气很犟，绝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
李达与李汉俊很像，也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他翻译的。
李达的脾气比李汉俊还火爆。张国焘说：“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马林同样是个性格鲜明、说一不二的人物。用张国焘话说马林：“他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性格耿直的“二李”和脾气火爆的马林，刚一接触，便如火山碰火山，闹得很不愉快。
1921年6月的一个傍晚，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在天韵楼与“二李”见了面。一碰面，马林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二李”向他汇报工作。李汉俊表示，组织尚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让“二李”提交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予经济支持。
“二李”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建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没有决定，即使将来加入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还有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什么的。李汉俊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此时，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帮助“二李”做大会筹备工作的张国焘，敏锐地察觉到马林与“二李”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与耿直的李达、李汉俊相比，长袖善舞的张国焘要圆滑得多，他与马林相谈甚欢。一时间，成为马林和“二李”之间的润滑剂。
起初，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并给各共产主义小组发邀请信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可到了“一大”正式召开的时候，作为东道主的“二李”退居二线，张国焘反而成了代替未到场的“南陈北李”成为大会主持人，毛泽东担任大会记录员。
“二李”对这一安排想，是否心存芥蒂很难说，在中国共产党开会时就表现出来了，不承担组织会议场面。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
董必武参加“一大”35岁，“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时年45岁，35岁的董必武已是年龄第二长者，13位代表中，30岁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28岁，刚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读书时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机缘巧合，他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
董必武回到武汉立即着手筹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小10岁，生于湖北黄冈书香之家，学业优秀，“五四”运动中，在武汉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是武汉学生的领军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
到达上海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李达夫妇的安排下，住进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
当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里没什么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请求借住。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7月，“九个临时寓客”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了博文女校。
从广东来的包惠僧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住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还有张国焘的床位，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上海另有住处，就没有来此地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陈独秀。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很大原因是倾慕于陈独秀的个人魅力。“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走不开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会。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临时去广州找陈独秀，却变成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显得很“孤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都是两人，唯有旅日党小组，只派了周佛海一个代表参加“一大”。旅日小组是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中最小的一个，成员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统两人。即便只有两人，周佛海也在会议中争个上下高低。
周佛海在旅日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动机并不像其他“一大”代表们那样怀着救国之志。他自己在中学时就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从小的志向是“将来一定要入阁”。
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住在一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由于他耳朵特别大，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与他同来的邓恩铭只有20岁，许多代表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是个贵州人。
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隔壁是毛泽东，由于他个子高，睡觉又爱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毛泽东的房间很暗，屋里没有床，他只好将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当做床。
开幕，党的“一大”的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李汉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上是他的卧室，楼下是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客厅。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附近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会前，组织者们本来打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不同地点开会，可是难于寻找合适场，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来到上海各位代表，坐在李汉俊家一楼餐厅长桌子旁的代表们就正式开会了。
“一大”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时，两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士，李汉俊和刘仁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而刘仁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参加“一大”，但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却了如指掌。陈独秀人为“一大”上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倾向极左，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俩也不看看当时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至少要几十年。
会上，另一个引起空前激烈大辩论的话题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较沉默的陈公博发言了，他主张“可以”。因为他当时正在南方政府中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不过，大多数代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怎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呢？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调和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陈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陈致美曾担任过广西提督。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肤浅，对自己要信仰什么主义也没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间的正常讨论发言，正代表了他的心里话，也是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也表现出一个人政治派别。
1927年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会议召开。那天，周佛海因为上吐下泻没有来。
晚上8点多，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望志路106号。他鬼头鬼脑地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便借口说找错门匆匆离开。富有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断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会议马上终止，大家迅速撤离。
暗探盯上望志路106号，绝非偶然。马林早已是在西方各国警方挂了号的人物。他动身来华那一刻，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各国暗探的监视之中。1921年7月下旬，他到李汉俊家参加会议，自然逃不过暗探的眼睛。
果然，代表们撤离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警探就突袭了李汉俊家。警探在李汉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法国警探突袭李汉俊家时，代表们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李达家。
李达认为，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应该换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大家深以为然，但要到哪里去开会呢？有人提出，去杭州西湖开会。可西湖是风景名胜，人多眼杂，不太合适。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搭话说，不如去浙江嘉兴南湖。浙江嘉兴距离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租一条船在湖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一听，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8月3日清晨7点35分，一列开往嘉兴的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坐在火车上的“一大”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由于前一天法国警探突袭了李汉俊的家，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决定让汉俊留在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路上太显眼，所以他俩也没有去南湖。
陈公博从李汉俊家回到大东旅社后，正好赶上隔壁发生谋杀案。一天经受两次惊吓，陈公博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没去南湖开会。与毛泽东同来的何叔衡去没去南湖。
到南湖后，王会悟已经雇好一只中号船。船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几个人坐下一点不挤。11点，代表们上了船。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看着烟雨蒙蒙的南湖，心潮澎湃。她身后的船舱中，正在上演改变中国历史一幕大剧。
在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下午6点，南湖渐渐热闹起来，湖面上飘荡着京剧声。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只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几个人轻声呼着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一个划破历史长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发生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诞生了，开起了新的航程，奔向胜利的彼岸。
（图：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周佛海、邓恩铭、李汉俊、王尽美、刘仁静、李达、包惠僧、陈潭秋、陈公博、张国焘）
注1：本章资料来源于黄加佳写的《风雨南湖，那一船人》2018年07月09日08:2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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