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汉族，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巜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0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巜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西海固文学个案短评五题

牛学智

重返感觉常态的诗歌写法

——由虎西山诗歌说开去

    不同文体的文学，都差不多有不同读者群；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似乎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取向。至于知识层次、受教育状况和生活阅历对文学的理解更不用说，肯定迥然有别。如此，文学的公共关怀价值，文学的基层生活经验，文学的普遍人性启蒙意义和文学对一时代突出的流行价值趋向发自内部结构的反抗与批判，可能因被层层分解而几近丧失殆尽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类型化非常明显的当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批评界和媒体几乎用同一个标准在要求读者，进而至于把文学作品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实施粗暴的价值判断。首当其冲，诗歌成了这种判断的重灾区。

    虎西山的诗，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重新衡估，就多有误读之嫌。

    总体来说，他的诗是用来审美的，是用来体验和体味的，而不是用来分析和阐释，甚至用来按照流行价值观与文化趣味进行拆解、充当时髦论据的。因此读他的诗，重要的是对读者正常感觉系统的尊重与照应，从批判的反面来说，也是对肢解、戕害、歪曲、异化正常感觉智能的一切事物的修复和还原。这意思是说，只要感觉系统基本正常，直觉能力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读者，无论哪个类型的，也无论哪个层面的，读他的诗，应该都能找到一种诗学上的呼应和象征意义上的兑换。

    首先，读他的诗，体验到的是人世沧桑，感知到的是世事如烟，于是，在他诗歌句式的口语化中和选用词语的日常生活化中，等于心灵重新经历了一遍沧桑过后的释解和无奈之余的淡定。体验终结之处，多了一份心智的成熟，多了一种对纷乱历史的看透。

    这一倾向的诗篇几乎占虎西山整个诗作的很大比重，顺便举《门神》与《曹操》来说明这一点。《门神》中的“门神”，不是民俗学或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那一层意思，诗歌里的“门神”凝聚了门神自己和人们把门神作为某种牵挂的整个过程，“年”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象征仪式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作为一种意义生活，作为一种无法解释的精神寄托，历史传统中生活着的人们，最先选择铭记的历史，实际上并非通过所说的身份上具有高度对称的片段和情节，而是有着那种“退却不了的豪气”的故事，它们才有资格“感动着寻常百姓”。于是“有红的绿的”，年年“装扮一新”，“贴在出出进进/让人牵挂的地方”。至于实存的历史，比如“最初的时候”如何摔打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比如“狼烟散尽之时”怎么成了英雄、怎么威风凛凛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等，其实都“经不住”“几个黄昏的洗礼”，迟早会在人们心中褪色也就成了必然。这时候，在审美上，《门神》实际上悄然完成了它对人们所向往的意义生活或象征生活的重建，不是所有传统文化元素都能成为意义或象征生活，而是富有豪气的和最能抵制世俗的纯粹精神。

    《曹操》也是如此，诗人不太关心封建正统思想怎么评他，也不太关心文人学者怎么演绎他，诗人关注的是，作为某种文化符号的曹操，其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与人们日常生活很近的到在于，曹操“忽阴忽阳/风云变幻/变来变去变成一块白来”的脸，那块白具有着“冷血的白/白得恐怖/白得阴险”，但“又正好白得多姿多彩/让世人翻来覆去地把玩”。这首诗我印象中应该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现代性”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理性的问题，非理性的问题，一度都成了文学话语中的热词。虎西山写这首诗时，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到《三国演义》一类曹操叙事的影响，但最终，他的诗心落脚点落在了对理性和非理性的体验上，并凝聚了理性、非理性在个体与世界、个体与时代、个体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处理上，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了非此即彼、用一个形式打倒另一个形式的不可行性，承担二元对立、承担理性或非理性，于是成了人们现代生活，以及对现代性的无奈接受。审美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启蒙运动。

    其次，在沉重与承担之外，读他的诗让读者体味到过往情感的忧伤，体味到来日感情生活的淡而醇、静而谧。读《纳袜垫的女人》，与其说在体味农村女性的艰辛历史，毋宁说诗通过特有的诗语方式，在讲述一种神圣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来第二次的情感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均由某种严丝密合的结构组织起来了，女人最用心的地方，能通过鞋垫上那朵不经意的小花传达给对方，男人们也能通过小花领受到女人几乎全部的情感期许。中间一节是这样写的：“纳袜垫的女人/常说别人的袜垫纳的好/但纳袜垫的女人心里/最爱的还是自己绣在袜垫上的花/年轻的时候/女人们把袜垫纳給丈夫/如今老了/女人们的袜垫/多一半纳给儿子”。有些年轻人读这样的诗句，或许觉得诗中的感情没有表达透彻没有表达直接，于是读起来好像不彻底，爱也就似有若无。其实，这个地方正是诗的精华之所在，它向着含蓄、向着完整的情感世界，兑换了差不多全部的情感成分。于是诗留下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说爱与被爱双方完整的、纯粹的惦念和期盼，毫无杂质、毫无猜疑。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爱被贬值、情被商业化的语境来体味这首诗，之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被贬值被消费了，一个核心原因恐怕还在于自己。

    这个角度说，《纳袜垫的女人》应该是一首关于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情感世界的诗，只有给爱留有一点神秘感、留有一点神圣性，爱就不会被彻底贬值。

    类似这一方向的诗篇，当然很多，《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这样，《红辣椒挂在屋檐下》也是这样。恕不一一分析。

    总之，读虎西山的诗，不单是引领我们去体验体味我们已经丢失了的东西，更是引导我们怎样重新打量我们普遍感觉非常焦虑的、非常迷茫的和非常不确定的东西，从而自自我主体性开始，重新梳理自我世界，进而重新规划自己。

    他的诗集《远处的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所收百十来首诗作，差不多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交所作，距今已二十五、六年了。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岁月是把杀猪刀”，看来虎西山的诗歌经受住了时间的残酷检验。各领风骚几十年，是对经典杰作生命力的估计；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对亮点作品的要求。那么，各领风骚两三天、各领风骚两三时呢？在今天自媒体、刷频时代，我们所有的作品恐怕都无一例外要在后者这样一个基本阅读情境下来衡量了。就是说，从诞生到消亡，生命只有两三天或两三时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因为信息的覆盖所致，也不见得都是因为读者的别有用心所致。之所以如此，一定有个必然的、本体性的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看诗人对时代普遍性情感境遇、普遍性意义感的缺失问题，甚至现实疑难问题、尖锐精神问题的诗性转化得怎样了。

    二十多年后重读虎西山二十多年前的诗歌，正是为着避免诸多因素的干扰，我们尽可能把起于个人经验和趣味的评价标准，置于流行趣味、时髦价值和普遍性社会文化思潮来审视，其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诗歌再重新走一遍从体验到审美再到思想，或者反过来，从今天尖锐的思想诉求到文化认同，再从文化认同落实到具体体验体味的过程，看他诗歌所具有的诗性价值是否有走出文学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的能量？事实证明，虎西山的诗歌，不但经受住了这个挑剔，而且还更有力量地凝聚了今天人们所关心的最关键精神问题。至少在诗的逻辑中，提供了走出诸多危机，比如情感危机、人生危机、中年危机和价值危机的可能性。这便是他的诗流传至今、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个层面来说，彻底的口语化用词、彻底的日常化句式，包括彻底的日常生活形式框架——如虎西山诗所已经表现出的那样，都不是评价一首诗是不是坏诗的首要根据，标志一首诗之所以是坏诗、非诗，甚至流水账、废话的，是诗人是否胸怀天下，是否真的用真切的生命体验观照外部世界。这时候，任何理由的时髦价值、任何圆熟的前卫技术，都必然首先为诗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对无数个人的遭遇孤注一掷，去卖命、去咳血、去痛苦、去孤独、去寂寞。否则，读者便没有任何动力放下手机、放下鼠标，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文字游戏去无聊地消耗时间。因为，刷频、把玩鼠标点击的快感，还能博自己一笑，轻松轻松呢！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重返诗歌阅读的感觉常态的本意。

    毫不讳言，我们的感觉已经被严重扭曲、歪曲、变形，乃至被成批强塞给我们的所谓知识、意识、主义、说辞所粗暴破坏。这导致我们不能正常评价一个人，不能正常衡量一件事情的好与坏，不能正常估量自我的能力，不能正常判断一种价值，乃至于不确信任何一种感情，不确信任何一种正义良知，不确信任何一种意义生活，只相信钞票和权力、关系厚黑学。大的方面说，这也是今天时代，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反而格外倾心于鲁迅先生八十年前就批判过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奇门遁甲，格外倾心于古代文献中产生自宗法文化程式的等级制“感恩叙事”的真正原因。其所以如此，盖在这些东西依附权力，依附世俗功利目的，依附准人伦构造的社会关系学。

    人没有被解放，何谈人的正常感觉？人的正常感觉被蒙蔽，何谈准确体味诗意世界。注意，这个诗意世界，专指正常感觉系统所构建的对象世界和通过正常感觉对象世界所建构的人应该如此生活的人文世界。

                     2019.5.10银川

《杂写三种》其实是一种形式的文学批评

    火会亮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深受读者广泛喜爱，因此他也就一直以小说家名号而行走文坛；他也创作有不少散文，以朴素、简约、真诚而被人们吊在嘴上讨论，他的散文也便有声有色，庶几成为宁夏散文界的一个独特面孔。但他的文学批评居然也能引人入胜，这在他的《杂写三种》（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20）出版前，的确没怎么注意过。

    这部集子由三辑文章组成，第一辑所录12篇文章中，可能有三四篇属于通常界定的散文随笔外，其余基本是文学批评，第二辑、第三辑共17篇，《廉租房》《那些年的民间游走》而外，剩下的也都是地道的文学批评。所以，我认为《杂写三种》是文学批评集，而非散文随笔集。不过，惯性思维之故，多数读者一接触《杂写三种》，即被作者似乎讲故事的笔法所迷惑，习惯性认定他们是在读散文，至多也是读随笔，不太容易有读文学批评的反应。之所以如此，经常所读所谓批评文章面目狰狞，不似火会亮那样娓娓道来，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把批评作者限定得太死有关，总觉得批评家张口闭口概念术语才是，哪怕是蹩脚的理论和概念，哪能是《杂写三种》这种样子呢？

    读火会亮的批评，感觉他就是为着打断“进化论”思维而来，为着留下文学最起码的经验事实。他评述过的小说家、诗人、画家、书家有李继林、火会亮、沈克斌、白远志、王佐红、尹文博、季栋梁、谢斌、冯剑华、火仲舫、高丽君、王漫西、李成福、郭文斌、李方、李敏、刘向忠、邹慧萍、李进祥等。根据他“知人论世”的行文底色，他的批评特点实际就是“真实性”。可细想，他的“真实性”却不尽是我们通常几乎用滥了的那个“真实性”。

    其一，通过论评对象的“底细”，他描述的是理论批评话语无法完全纳入进去的一种文学状态，而不是彰显一种价值结论。《白远志的乡土》像写小说一样，先讲了白远志家的周围及家里的鸡、羊、玉米棒子、糖萝卜、门前的小河，后转入白远志小说创作谈“不谈理论与感受，甚至连写作经验也只字未提，而是一口气罗列了几十种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细节”，“现象罗列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由此自然联想到白远志的小说，比如《寺台子》《村街上》等对熟悉生活和熟悉人物的拿捏，充分展露的是作者“独特的文字直觉与文学禀赋”。

    其二，善于勾勒一种文学细节的组织机制，而不是教唆一种自我感觉经验。《闲话季栋梁》基本上没有対季栋梁具体小说做任何论评，他只着意于描写季栋梁辗转甘肃张家川、宁夏同心县、宁夏灵武市，并怎样灵活机智到一个地方说一个地方方言的事，也十分上心地实录季栋梁在不同饭局如何由“边缘”而“中心”、由被“冷落”而成为“话语源”的细节，最后四两拨千斤，以季栋梁的“讲段子”提纲挈领指出，老季讲段子，并不在于段子本身，而在于他的讲。这一点实际正是季栋梁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正是季栋梁小说细节的组织机制。相比那些把自我意识潜意识无限放大，以至于作为小说叙事主体经验的作家来说，产生自社会现实的实存细节及其支撑起合理运转的组织机制，显然更容易被社会化，也就更加具有普遍价值。

    其三，他的批评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合成土壤，而不是表明一种既定伦理道德姿态。《在笔与手术刀之间》《李继林小说的节奏》两文，都是论评小说家李继林，但他没有过于泛滥的细节阐释，也没有太多关于小说叙事的微言大义。可是，这样的一种着墨，竟然挖出了李继林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名家且丝毫不逊于其他小说名家的“节奏”，李继林小说《周吴小学的春天》就是如此。哪怕学校只剩下六个学生，吴校长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上课学生该喊“老师好”还照样喊，老师该说“同学们好”继续一板一眼说，不仅如此，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样也不含糊。这样的叙事，说温情款款也温情款款，说激越峻切也激越峻切，就看读者是什么体验了。关键是，这样的叙事不能用“坚守”既有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能用简单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因而上升到欲望批判的高度来论定。它就是一种地域文化长期以来对个体及其群体的化育结果，悲哀在其中，希望也在其中。火会亮的批评行文热切关注了这一点，李继林小说的这种“节奏”也就不单是叙事之节奏了，而成了高于修辞的文化，文学的合成土壤被突出了。

    当然，火会亮的批评所指，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辩析了。需要格外强调的是，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很容易以知人论世的“真实性”笼统带过，那就忽略了他批评的真正价值。他批评的真正价值简而言之，是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强化的是来自基层现实的经验、来自特定阶层的遭遇和来自地域文化滋养的结果。相对应的，是他对通常我们用得非常省事的自我经验之“真实”、自我感觉之“真实”和自我确认之“真实”的颠覆。

    行文至此，汪兆骞《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现代出版社，2020）一书一直在我脑中绕来绕去，好像冥冥之中与火会亮《杂写三种》有什么必然联系似的。仔细对照，两书确有一些勾连。都是编辑眼里的作家，都是通过恢复文学交往和文学记忆对作品成色的别样解读，都是不拘一格只说文学思维组织中的个体人。汪兆骞的书所涉及作家几十号，包括古华、莫应丰、李国文、张炜、张贤亮、陆文夫、陈忠实、路遥、冯骥才、蒋子龙、柯云路、阿来、王蒙、莫言、王朔、邓贤、王跃文、张抗抗、梁晓声、铁凝、严文井和聂绀弩。这些人物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骨干和灵魂，可是，汪兆骞并未在所谓文学史的框架做评，甚至他也没有多少文本细读式阐释，每篇文字也都不长，至多做到了窥斑见豹。然而，他的许多结论，应该说胜过了大多数卷帙浩繁的专著和深文周纳的课题。比如，他写王蒙，说王蒙不喜欢邵振国的《麦客》（获1985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引出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中的贯穿性主人公钱文与王蒙经历的互文性，指出王蒙的思想着力点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叛逆和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再比如，他评莫言，说莫言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写作实际是建立在对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的颠覆基础上的，当人们一片学状态，而不是彰显一种价值结论。《白远志的乡土》像写小说一样，先讲了白远志家的周围及家里的鸡、羊、玉米棒子、糖萝卜、门前的小河，后转入白远志小说创作谈“不谈理论与感受，甚至连写作经验也只字未提，而是一口气罗列了几十种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细节”，“现象罗列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由此自然联想到白远志的小说，比如《寺台子》《村街上》等对熟悉生活和熟悉人物的拿捏，充分展露的是作者“独特的文字直觉与文学禀赋”。

    其二，善于勾勒一种文学细节的组织机制，而不是教唆一种自我感觉经验。《闲话季栋梁》基本上没有対季栋梁具体小说做任何论评，他只着意于描写季栋梁辗转甘肃张家川、宁夏同心县、宁夏灵武市，并怎样灵活机智到一个地方说一个地方方言的事，也十分上心地实录季栋梁在不同饭局如何由“边缘”而“中心”、由被“冷落”而成为“话语源”的细节，最后四两拨千斤，以季栋梁的“讲段子”提纲挈领指出，老季讲段子，并不在于段子本身，而在于他的讲。这一点实际正是季栋梁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也正是季栋梁小说细节的组织机制。相比那些把自我意识潜意识无限放大，以至于作为小说叙事主体经验的作家来说，产生自社会现实的实存细节及其支撑起合理运转的组织机制，显然更容易被社会化，也就更加具有普遍价值。

    其三，他的批评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合成土壤，而不是表明一种既定伦理道德姿态。《在笔与手术刀之间》《李继林小说的节奏》两文，都是论评小说家李继林，但他没有过于泛滥的细节阐释，也没有太多关于小说叙事的微言大义。可是，这样的一种着墨，竟然挖出了李继林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名家且丝毫不逊于其他小说名家的“节奏”，李继林小说《周吴小学的春天》就是如此。哪怕学校只剩下六个学生，吴校长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上课学生该喊“老师好”还照样喊，老师该说“同学们好”继续一板一眼说，不仅如此，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样也不含糊。这样的叙事，说温情款款也温情款款，说激越峻切也激越峻切，就看读者是什么体验了。关键是，这样的叙事不能用“坚守”既有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能用简单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因而上升到欲望批判的高度来论定。它就是一种地域文化长期以来对个体及其群体的化育结果，悲哀在其中，希望也在其中。火会亮的批评行文热切关注了这一点，李继林小说的这种“节奏”也就不单是叙事之节奏了，而成了高于修辞的文化，文学的合成土壤被突出了。

    当然，火会亮的批评所指，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辩析了。需要格外强调的是，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很容易以知人论世的“真实性”笼统带过，那就忽略了他批评的真正价值。他批评的真正价值简而言之，是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强化的是来自基层现实的经验、来自特定阶层的遭遇和来自地域文化滋养的结果。相对应的，是他对通常我们用得非常省事的自我经验之“真实”、自我感觉之“真实”和自我确认之“真实”的颠覆。

    行文至此，汪兆骞《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现代出版社，2020）一书一直在我脑中绕来绕去，好像冥冥之中与火会亮《杂写三种》有什么必然联系似的。仔细对照，两书确有一些勾连。都是编辑眼里的作家，都是通过恢复文学交往和文学记忆对作品成色的别样解读，都是不拘一格只说文学思维组织中的个体人。汪兆骞的书所涉及作家几十号，包括古华、莫应丰、李国文、张炜、张贤亮、陆文夫、陈忠实、路遥、冯骥才、蒋子龙、柯云路、阿来、王蒙、莫言、王朔、邓贤、王跃文、张抗抗、梁晓声、铁凝、严文井和聂绀弩。这些人物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骨干和灵魂，可是，汪兆骞并未在所谓文学史的框架做评，甚至他也没有多少文本细读式阐释，每篇文字也都不长，至多做到了窥斑见豹。然而，他的许多结论，应该说胜过了大多数卷帙浩繁的专著和深文周纳的课题。比如，他写王蒙，说王蒙不喜欢邵振国的《麦客》（获1985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引出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中的贯穿性主人公钱文与王蒙经历的互文性，指出王蒙的思想着力点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叛逆和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再比如，他评莫言，说莫言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写作实际是建立在对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的颠覆基础上的，当人们一片喝彩声时，莫言对《高山下的花环》的评价只一句话，说他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还比如，我们仍用“痞子文学”来讨伐王朔小说时，他却说王朔是“严肃作家”，是“市民社会”的代言人，其作品抓住了时代特征，是对恩格斯“时代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的小说化中国表达。

    火会亮的《杂写三种》，所评对象的确没有汪著人物那么块头大，但实质精神却惊人相同，即都能于片言只语中直奔蒂博代“大师的批评”的“本质问题”，虽不全来自于冰泉，起码也给人清澈和明亮之感，这就足够了。至于作家的批评是不是一定是“大师的批评”，是不是非得周正中和不偏不倚，纠缠于此，差不多已经是无聊话题了。

                                                                                    2020.06.13凌晨

（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