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兴成：著名作曲家、作家。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

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

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

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贵州放歌》《迎客松》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散文》《诗刊》《人民日报》等。

曾获“全国第一届音乐作品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散文精英奖(一等奖)”、“中国时代杰出艺术成就奖”和“天下贵州人榜样人物”。

当记者问及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

“怎样才能成为伟大作家”？

海朋威回答说:

“需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杜兴成与我家3位当兵的哥哥一样，均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其中四哥秦仁双与杜兴成还同是贵州省军区同一个部队的战友……

上前年在德江，我与杜兴成在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城过元宵节，参加当地的火龙游行联欢前，我们散步在德江县城河边……我把我四哥电话打通告知他后，又递给杜兴成，他们互相交流问侯……战友之情涌现出来真的不一般……让我们在场的人也深受感动……

     近日，杜兴成的童年一文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正如编辑所曰：“这篇文章很不错，可以让很多人了解您”。

而杜兴成却说:

“这篇散文最好能让孩子们读一读，减少娇气”！

          《杜兴成：童年的我》

谁都有过难忘的童年，难忘的童年五色斑斓。然而，童年的我却是在苦水与怒水中度过。

我生长在黔北一个山青水秀，绿树葱茏，小河蜿蜒的古老村庄。在童年的眼里，我的家乡并没有像今天这么秀美。

童年岁月灰灰暗暗，挨打苦作常常相伴。现在想起，这根源归就于我有众多的弟弟妹妹。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9个，我为老大。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又读书、又放牛、又打柴、又带小。记得有一天，三弟突然喊肚子疼，母亲赶紧带他去找医生，可第二天三弟就死了。还有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和二弟抱着四弟在火膛边玩，一不小心将他掉进了火坑，尽管我们很快救起，但头部仍烫掉一大块皮，长大后人们叫他癞子。又是一年仲夏的午饭时分，大妹跑不见了，直到饭后人们挑粪干活，才在粪坑里发现我大妹。人都没气了，还好，最终用土办法把她救活。

我家离县城有6华里路，要翻一座山，绕一片林，过一条河，穿一坝田。那时我起得很早，两眼刚睁开，奶奶就将一碗热腾腾的炒饭递到我嘴边，几大口下肚后，我便光着脚丫子匆匆上学去。由于路远，中午从不回家吃饭；放学回家时，肚子哇哇直叫，奶奶还在忙农活呢！晚饭没做，可真是：“夜饭夜饭，鸭子生蛋”。

我常睡眠不足，白天上课老打瞌睡，老师可恨我啦，她常用教鞭将我捅醒。我们班有位城姐班长，更是恨我入骨。有一次上自习课，她趁我撑着头熟睡之机，猛将我右手往桌子上砸，顿时我全身麻木，腕筋红肿了很久。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右手还有筋麻的后遗症。

对课堂的反感，逼我慢慢的开始“躲学”。冬天，我一个人跑到陈家沟的石灰窑烤火。夏天，我同雨霖爸躲进圆音寺的森林中乘凉。

有年初春，天很冷，雨霖爸带我躲进吴家院子的苕洞。我宁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里熬一天，也不愿去明亮的教室里受气。

雨霖爸大我七岁，他很坏，常指使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早退、躲学、打架、干坏事。有时还教我去直呼老师的名字。三年级时，我被校方“留校察看”处分。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洋川小学的操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师生，我被“逼”上主席台。一个10来岁的孩子要低头示众，我的心在滴血，脸全无光。此刻，我多么害怕爸爸知道后会揍死我。

我这个长兄，家里弟弟妹妹做错事，父亲都拿我来开刀。有一年夏天，我和二弟在河边稻田里拾得一只小鸭，父亲硬说是我偷的，逼我送回去。我不服，他举棍就打，顿时鼻梁裂开一道口，鲜血直淌。至今还留着疤痕。父亲常罚我跪在众人面前背书，稍有不是，便胡揍一顿。

四年级末，洋川小学干脆给我个“停学处分”，将我逐出校门，这让我更加绝望。回到家，想起父亲的打骂和学校的不公，我独自走上后山，在一片坟地间痛哭，曾想过轻生自杀。

父亲给予我的打骂太多，数也数不清。

另一面，父亲对于我的学习又实实在在关心。

我被县城的洋川小学开除后，父亲便找到我那当教导主任的远房伯父，将我偷偷“转学”到乡下的兴隆小学继续读五年级。我向来成绩不错，谁也没资格让我留级，故学业一天也没被耽误。

乡村的学校都是些农家子女，老师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我这个从城里“转学”来的学生身上。从此，我不被羞辱，成了引领一方的“学生头”。

那年月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粮食关”时期，山上豺狼成群，有许多家的小孩都被狼吃了。

我就亲眼见过狼咬华二爸的情景。那天上午，比我小4岁的华二爸正在杜家山玩，一只大灰狼向他扑去，咬住脖子就往远处跑，人们赶紧拿起锄头追喊，老狼这才放人。后来，华二爸被送到遵义的医院才被救活。

为了上学安全，我仿制了一把小木火枪，用铜笔套装炸药，用橡皮带作拉绳，用弯铁丝做撞针，放学翻山时，我冲在前面，一扣扳机，枪声响彻山谷。豺狼再不敢来了。

星期天，我们去远山放牛。在大森林里，每人砍一棵树。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定会跑来接我。还说：“娃呀，当心闪了腰！你看我都扛不动”。

不砍柴的日子，我会去田坝割牛草挣工分。在绿油油的稻田坎上，我挥汗如雨，拼命割啊割，一会儿就是满满一背篓，我蹲下一背，一头栽进水田里，鼻子眼睛都是泥。

我是个命大的人。有一次爬上古树抓鸟，从10多米高的树上摔下来，幸好两腿是张开的，骑在了树杈上，没丢小命。还有一次在雷家院子的大树上捅野蜂窝，刚爬到树腰，整个蜂窝就落在我头上，我从枝叶中滚下，摔成轻伤，头、手、身都被野蜂咬肿，第二天脸像个泡粑。

在兴隆小学读书时，我喜欢绘画。有天晚上，父亲查看我的书包，发现我临摹的一张列宁像和一幅仕女画不错，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夸奖了我，这让我好不自在。

“三年自然灾害”那阵子，村里断了粮，人们只能吃糠粑、蕨根、树皮和牛皮菜度日，饿死了不少人。四弟年纪小，吃多了拉不出屎，母亲就用小棍天天给他掏，小屁股滴着鲜血。

记得有天晚上，当乡长的父亲在外乡悄悄带回十几斤半米半谷的粮食，奶奶和姑姑赶紧连夜煮给我们吃。家里不敢点灯，怕邻居发现。夜色里，我们一大家子狼吞虎咽，连谷壳也舍不得吐。那时，牲口要比人吃得好，因为饲料是国家保证的，牛要耕田，农村离不开它。队里人常用大磨碾饲料。我和二弟每次都耐心等待碾磨的快些走开，然后我俩掀开磨盘，小心翼翼地从石缝中扫出来二两白面烤耙吃。真香啊！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为了活命，我亲眼看见父亲在油灯下召集家族中的老人们密谋，然后由大祖父带上几个人去“偷”他乡的牛。夜幕中，将牛杀了，每家分上一块肉，人们垂涎三尺。为此，我父亲还被“留党察看”过。

我的童年是在暗淡的桐油灯下熬过的，也是在乡民们讲鬼的故事中成长的，我不知受过多少惊吓。我怕鬼怕到不敢面见死人，不敢路过新坟，不敢一人在家，不敢独自睡觉。小时候，姑姑总是先诓我睡着，然后她才去拧麻线，打草席。姑姑大我8岁，我是她带大的，对姑姑最亲。

绥阳县城就一所中学，全县几千名毕业生只能录取一百多人。为了能让我考上中学，父亲和老师交朋友，六年级后半学期让我住校，与老师朝夕相处，这在乡下的学校是少见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记得中考那天，我交了个头卷。接到《绥阳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激动得跑向村外，跪在村头那棵“风水树”下哭了。因为我深知，这中学来之不易。

中学时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我读书也非常用功。但由于家境的贫寒，生活仍很苦。我住校，享受国家的“人民助学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回到家，我身上长满了虱子，母亲每一次都能帮我从毛衣缝中捉出几十只。星期天返校时，奶奶给我装上一大瓶辣椒，这便是我一周的“下饭菜”。

我的学费、生活费基本上是靠我和二弟打草席挣钱。二弟小我两岁，家中的重活全靠我们哥弟俩。星期六回来，我们一起挑水挑粪，一起打柴，一起送粮，一起下地干活。两天下来，我单薄的双肩总会磨起血泡再返校。

我们家人多劳力少，一大家子，平时全靠当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挣工分。父亲一周回来一次。姑姑出嫁在异乡。奶奶在家带小孩、煮饭。每年队里分粮食时，我常能听到家族中有个别人这样说：“只有张嘴吃饭的，没有下地干活的”。那些年我们家不但分不了红，反而年年欠生产队的口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