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智）

前不久，笔者撰写的《永乐大典》在筑城显现！引起国内外爱好者和专家纷踏而来……到爽爽的贵阳，到南明区《左藏三库》，人们热烈的心情难以表达……

秦毅曰：贵州贵阳：秦仁智秘书长好，大家好！

《永乐大典》在贵州省的重大显现，很有可能将会在全球范围掀起一场由中国贵州（《永乐大典》）总牵头伟大中華文化浪潮的……。

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第一、走上世界民族之林最顶端没有未来15年至20年时间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再走多长时间，中華民族一定需要某一重大事件在世界上冒出头来的…（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文化现象出来冒头…），而《永乐大典》现世——这一重大事件的份量已经足够了……。

预祝在此事走向世界之后，中国贵州省能够出现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化学者、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专家以及世界级的书画大师等等，大家抱团共同走向世界……。

秦毅祝贺，5月22号，凌晨1点半，天津黄家花园。

热烈之后，人们仔细观看《永乐大典》，真的是人生一大 文化自信享受……

陈立生教授首次看见贵州省贵阳显现的《永乐大典》，立即掏出来卷尺仔细查看，认真测量，得出结论：这种手抄本《永乐大典》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近日，他发来肖伊绯文如下：

《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前世今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全书编成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3.7亿字，皇帝赐名为《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挑选文渊阁藏书，共装100柜，与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北京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荡然无存。自此，贮于北京皇宫文楼中的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明世宗朱厚熜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新抄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些严密有序的举措，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录工作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辞世时尚未竣工，直到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朝灭亡之后，《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称殉葬永陵，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世人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这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只不过，这一卷所辑录的全是古典戏文，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剧本，非常珍贵、至为难得。

其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记载宋元剧本的，共计二十七卷之多。《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这一卷，只是统归为“戏”字号、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还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经损失严重、很不完整的残本，但却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永乐大典》“戏”字号残本。

迁台秘史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时迁往台湾，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又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理应为后世所铭记。

据史料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于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年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清廷朝臣们频繁借阅，也因之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1000册。

清代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此外，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更不计其数。其中，尤以英军抢掠最多，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册，实际缺失已达6000册以上。

另据记载，光绪二年（1876），清查大典库存数量之后短短一年时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还遭人为抢劫，翰林院所藏大典副本至此全部化为乌有。各国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就在此时远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国。直至1920年，叶恭绰（1881-1968）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部分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以此避免意外发生，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当时北平图书馆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1905-1980）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是著名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采访组组长的他，正着力访求各类流散民间的珍贵古籍，因见部分《永乐大典》遗失海外，国内无存，甚为痛心，便有意将境外之《永乐大典》进行抄录，以补馆藏不足。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然引起了赵的重视，他迅即组织人力，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所谓“景钞”，也即“影钞”，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种人工复制，即是按照原书原有行格、篇幅、字数、字体进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复制，类似于现代复印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赵万里可能还是国内最早撰文、专门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赵氏所撰《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并附有一页珂罗版书影，刊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3、4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之中，是年为1929年。这期“专号”中，赵连撰三篇论文，一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二为《馆藏永乐大典提要》，第三篇即为《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可以看到，在综述他所经历的《永乐大典》收藏、访求、研究史中，专列一文来探讨《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关内容，足见其对这部大典残本的浓厚兴趣。

赵万里对馆外《永乐大典》的访求、抄录副本工作从193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历时近20年的抄录工作中，经其组织抄录的这些《永乐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极其珍贵，绝大部分均难得一见，独具文献价值。从现存的赵万里所抄副本情况来看，大部分为红格誊抄本，但并非所有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复制的“景钞”。究其原由，无非有两种。一是所据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写本，而是清代各类官方或私人的过录本，没有必要“景钞”；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时间仓促，没有足够的主客观条件予以“景钞”。

可以说，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这一景钞本也成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在这一景钞本的基础之上，又陆续有若干种仿钞本、精钞本诞生，均是馆方或者学者再次录副的结果，其中一种还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1898-1958)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比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那么，叶氏所藏的原本，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事实上，在北平图书馆景钞本诞生之后，国民政府决意古物南迁之前不久，1931年5月，由北京大学马隅卿等人发起的“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又主持铅字排印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此书就是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的。为什么没能用叶氏所藏的原本作底本校印，或者说为什么不直接以原本影印出版，恐怕与当时原本根本就没在北京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叶恭绰本人早有将原本影印出版、以广流传的想法，并没有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意思；他还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亲撰跋文，简述了原本发现经过，也提到“亟愿此书流通”“影印姑待他日”云云；在马隅卿等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出版之际，他表示“乐观其成”。

或许，由于叶恭绰已经预料到了战事的危急，此时已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转移秘藏。此举虽然让后来的学者们未能一睹真容，一时也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钞本为底本来排印出版，这多少有些遗憾，但毕竟保全了国宝，在行将来临的战乱中及时做出了果断抉择。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不得而知；此时叶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随后踏上了飞赴美国、转迁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事迹来看，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在上海的珍贵图籍也因之受到严重威胁。北图代理馆长袁同礼(1895-1965)和上海办事处代表钱存训（1910-2015），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此次选取的3000种图籍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又全部转运台湾。

与此同时，叶恭绰也在为保护国家文物不遗余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就有国宝毛公鼎等重器。抗战胜利后，这批当时由军统局秘密保护的国宝，全部转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此外，叶氏还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直接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1943年，他将藏书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其珍藏的文物则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相关文化机构收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等等。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抗战后才露面现世的，均没有留在叶手头的珍贵文物、古籍，早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就已经由他精心筹措、苦心操办，分散保存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各类文博机构之中了。而其中独独未见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是唯一有资格、有便利、有机会登上避难美国国会图书馆专机的叶氏旧藏之一。

再来看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叶恭绰。他更为积极地从事文博事业，经其手鉴定、搜求、购藏、捐赠的文物古籍不计其数，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终未再露面，他本人也从未提及。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抗战前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无论是其捐赠、售予或战时托管，这册书已经属于“国家财产”，登上了飞往美国、转迁台湾的航机。

关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战前后的踪迹，以及最终运至台湾的这段历程，笔者的上述推测与判定后来得到了初步证实与进一步的厘清。据台湾学者汪天成教授考证，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是当年由“中央图书馆”通过中英庚款董事会，以保存文献名义购入典藏的（详参：汪天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戏曲艺术》季刊2010年第1期）。也即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是从叶恭绰手中购得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使之从私人藏品化身为国之重宝，历经国难种种，终将其转运至台湾。

但与笔者推测略有出入，也更为传奇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年并未搭乘飞赴美国的专机，而是滞留在了香港，未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转运出去。随着香港被日军攻占，它与中央图书馆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还曾被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方才重回南京。1948年，此书终于得以与中央图书馆大批善本古籍一道迁往台湾，珍藏至今。

失踪传闻

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众以一页书影的方式展露真容。相信对于普通学者、读者而言，《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虽只有一页，却也着实令人惊喜。但殊不知，这一页“真容”也并非真容，只不过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首页而已，因为仿照原本“景钞”得十分逼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就是原本。

当然，让学者们激动的不可能只是一页影印图案，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在书中，他确证了南戏曾经存在的形态与特征，而且还把后来有遗存内容的剧本一一罗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到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或者至少亲自查阅过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知名学者。但他仍然没能逐一查阅、使用并研究《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全部内容，这也是无疑的。否则，他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铅字排印本。这个铅字排印本的底本，乃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换句话说，钱的学术研究，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纯度”当然还不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颇具意味的是，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在卷首插印了一页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由此可见，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大陆学者们对该书原本的珍视与关注，随之而来的遗憾与困惑，也因此萦绕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与钱南扬师出同门，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书遗失，故这次整理，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为阅读方便，从钱本分为十四出。”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90岁高龄的王季思也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这时，距离叶恭绰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之诞生，也已经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叶恭绰、赵万里、马廉、胡适、吴梅、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

随之而来的阅读与研究状况是：在中国学者视野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70年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北平图书馆景钞本；接下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也不多见了；再接下来，只能查阅《古本戏曲丛刊》中的“影之再影”的影钞本；到最后，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成了最为常用的通行本。

重现台湾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南扬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天成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竟意外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惊喜之余，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天成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卷六六六、卷二二三七、卷七三二四、卷七五一八、卷七六七七、卷八九一〇、卷一二三六八、卷一九七九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本。

此时，已经被中国学术界宣称“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据汪天成初步研究，这部原本的内容，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还是各类辑选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可以预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台湾的重新发现，将重新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误区，重新建立起新的、更为精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这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相关研究热潮，诞生新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次神奇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

（本文摘自《民国学者与故宫》，肖伊绯著，故宫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