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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原野
摘要：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节是敬老节，子欲孝而亲不待。如今，我只能对当过兵、一辈子忠实于集体和群众的老父亲，以及贤淑宽厚终生的老母亲，表示一番缅怀之意罢了。我的父母亲都是从旧社会活过来的劳动人民，在他们步入中年的那个时代，正遇上“低标准，瓜菜代”。尽管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做人都是非常单纯的，几乎没有什么贪欲和侵害。要说有，那只是饿急了，才会发生在生产队场院上的一点“多吃多占”罢了。
01
1949年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52年复原退伍回乡后一直担任初、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基层干部，深受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直至1976年患重病去世，既没有遗产，也没有遗言，安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我觉得父亲身上有三个特点值得我终生记取：一是善良耿直；二是聪明能干；三是大公无私。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就这，还是靠在旧社会他受雇替有钱人家孩子上学才学来的。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父亲被怀疑是“四不清”干部，靠边站。不久，他的生产队长也被罢免，队上交给他一群羊，让他上山放牧。从此他由“管人”变成“管羊”，别人揶揄他是“羊官”，父亲听了只是“嘿嘿”一笑置之，并无半点怨言。
听我母亲讲，父亲的茶瘾很重，每天赶羊出圈之前，都要熬二两安化砖茶喝下。然后带上水和干粮，披着破羊皮袄，带上他那本从不离身的《三国演义》小说，赶羊上山。素常，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西面的黑嘴山，离我们村大概有十多华里。每天一上山，他把羊群赶到一个草好的地方，眼睛盯住那只耳朵被狗咬伤过的头羊——花耳子，放心地把破皮袄往草地上一铺垫，半躺在上边，眼睛盯着书本，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嗨，这与我羊倌何干？再翻过几页：“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对，就看这儿，一个卖草鞋的人（刘备）居然还能这般模样，父亲开始入迷的读了起来。许久，他抬头一看，羊群不见了，连忙丢开书本，拿起“剁铲”，追赶羊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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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当父亲安闲地守着羊群，过他自由自在的日子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羊倌”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代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运动。后来，支左部队把我结合进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当了二把手。古人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不曾料到进了公社领导班子后，却给家中亲人带来祸殃——我家被打成“破产地主”。
有一天，父亲来机关上偷偷找到我，说他想见见县上来的孙政委申诉。我将父亲带到县人武部孙政委下乡住的地方。他在那里吃了颗“定心丸”。孙政委告诉他“文革”中划定的成份不算数，“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你不是地主，他也没有办法把你打成地主，回去放心劳动吧！”
然而，那些给我家定“地主”的人，还在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既不平反，也不退还“没收”去我家的财产。后来支左部队查清了我家被打成“漏划地主”的原因：据说是1935年西征红军路过时把我家“打了‘土豪’”，还没收了一窑松木椽子。事实是，当时住在我家里的长征红军做饭缺少柴火，我爷爷主动把家中准备盖房的松木椽，取出来几十根无赏支援红军使用。为此，红军还给我家留下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信用证明”，等革命胜利了，可以以此向政府索取费用，可惜这东西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03
就在父亲第二次当生产队长卸任不久，1975年秋，他在一次感冒中咳痰咯血，被医院查出得了肺癌。我和三弟把他送到西安市。在陕西军区部队上服役的二弟，找到第四军医大学的专家诊查，院方对我们讲，说我父亲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部分转移到淋巴系统，动手术必须要输血，还不一定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于是我们决定不做手术回家保守治疗。熟人为我们联系了一辆等待大修未果的光有铁架没有坐垫、准备返回银川的大客车，我们买了一个棉絮放在父亲坐的铁架子上，就这样一路颠簸从早到晚行进了13个小时路程，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讲：“总算活着回来了”， 这是当年11月的事。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哀乐不停地从墙上挂着的小喇叭匣子里传出，父亲听了一遍又一遍，脸上老泪纵痕。他是在为周总理垂泪呢还是为他自己伤心呢，我没敢多问。骨瘦峋嶙的父亲自知不久于人世，他精神好的时候，就宽慰自己说：“该吃的吃了，该见的见了，没有什么怨肠（土话，遗憾），唯一的一点，就是我还戴着个‘地主分子’帽帽，没有人给我摘呀！”我听后笑着对父亲说：“地主好啊，你到了那一世还是个小财东呢，有啥不好！”父亲笑着点点头。停了一会儿，父亲怯怯地问我：“还能把我拉到医院里看看吗？”我说：“您老命大，和周总理得的是一样的病”，父亲听后点点头，再也没有提看病的事。1976年2月27日中午12点，父亲走完他人生最后的路，安祥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04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4个年头了。14年来，我无一日不在思念我慈祥的老母亲。那时她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和宽厚健康的臂膀，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赖以生存并深切怀念的幸福港湾，是她带给我们无限欢乐和甜蜜。每逢清明、春节、中元，我都想要对我的母亲说说心里话，可惜她永远听不到了。
和尘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我母亲也有一颗仁爱平和之心，她对我们兄弟姐妹五男二女的哺育之情，我终生无法忘怀。母爱是一场春雨，润物无声，绵长悠远；母爱像一首长诗，清幽纯净，和雅淡香；母爱还像一支抒情的歌，婉转悠扬，低吟浅唱。自从母亲在我家中去世后，我感到痛苦万分。每每追思，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总觉得她老人家依然和我在一起，相随、相伴、相融。
清晨，当我跑步锻炼，路过市文化街与西环路交汇处时，总不免要向西边的天际望上一望。那里有一个叫白马山的地方，我的父亲母亲就长眠在那里。母亲虽然逝世，可我总觉得老人家并没有走远；回到屋里，看见太阳光照射着的阳台，觉得母亲仍旧坐在轮椅上，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吃饭时，面对饭桌前母亲坐过的位置，眼前仿佛还是母亲去世前一天坐在那里吃饭时的音容笑貌。
那天是端午节，母亲吃了10个小个饺子，还一个劲儿称赞“香！香！”第二天，农历五月初六，母亲就去世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儿时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为我们烧火做饭、缝补衣裳的情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再坐到她老人家面前，为她揉揉胳膊、捶捶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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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农村中土生土长的劳动妇女，进城那才是后来的事。她从小娘家贫穷，七八岁上吃野菜把肚皮都吃成了菜緑色。她不会识文断字，56年村里扫盲，还是我这个上小学的儿子，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任秀英”三个字的。父亲当兵走后。家里全凭母亲用辛勤的双手讨生活，抚养儿女。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母亲都是背着背篓，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母亲贤德、善良、淳朴，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养大成人的同时，还养育了一个一岁上离过生母的侄儿，后来她还为我那族人二哥娶妻成家。母亲高尚的品德，在我们老家那是有口皆碑。
我的父亲复原退伍后，回到村里没有闲过一天，从办初级社，转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他都是忙着当干部，家里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来操持。直到76年父亲患病辞世为止，母亲都没有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享福那才是她60岁以后的事。乡亲们夸赞说，我母亲是受苦受难修来的福份。
晚年的母亲，基本上都是穿梭在银川、西安、新疆、北京等几个大中城市，跟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儿媳妇生活在一起，过得很洒脱。2008年4月，已经85岁高龄的母亲，一心一意要“叶落归根”。当她的孙子从外地把她接回到我们家中时，人已经病得不轻，唯—能满足她愿望的是，她能在活着的时候回到老家“睡土”（土话，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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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对母亲尽的孝道太少。以前母亲几次和我一起生活时，家里穷，她没能享福。后来我家日子过好了，母亲最后在我家中只活了五十四天，说实在话，我真的没有稀罕够呢。
母亲对我的亲情，那是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长长牵挂；是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沉感叹；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心结；是白居易“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的无边思念；是辛弃疾“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
母亲虽然只平平淡淡地活了八十五岁，但她那无怨无悔的良母品德，却是留给我们兄弟姐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限于篇幅，母亲的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急着“叶落归根”回到银川，仍留守北京的话；如果不是2008年回到银川后遭遇的那一场冰冻雨雪自然灾害，造成她老人家孤寂染病的话；如果——我不敢再想下去……
但愿在天堂里的母亲，多一点快乐，少一些忧愁，永世不再悔恨，永远伴随父亲安度天年冥岁，如若这样，那做儿女的也就都释然了， 感谢上苍，赐给我们宽怀慈祥的父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