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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贵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邱镛怡的母亲刘文华就出生在此……
邱镛怡云：贵州地下党纪念舘内陈列的贵州九人工委成員有两位是我的长辈：
一位李余生，是我的三姨父，
一位是李策，我的表舅。
邱镛怡告知笔者：当此处公布为历史文物后的次日凌晨三点，在墓地前的两棵华表（石柱）顶端雕刻的石狮子就被人开着车用吊车偷下来盗走了……真可惜。
我们围着墓地四周仔细观察发现：
《刘母李恭人墓》还有被人多次盗挖的痕迹，而这些盗墓贼均被附近的村民及时发现而未遂……我们呼吁：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势在必行……
刘母李恭人是刘其沛生母，大清国皇帝钦赐的诰命夫人，坟墓前有石桌石凳，坟前华表为广西布政使赠送，四周均刻有文字，华表顶端各有石狮子……而今石狮子不见踪影……很是遗憾……
近两百年来，在花溪区刘家寨这块平常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往事萦怀，记载着刘其沛与他子孙的故事......
刘其沛其人：
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发生一次大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
中曹司，是不久前改土归流新建立的镇级单位，在优惠宽松的移民政策鼓励下，他开荒种地，勤奋劳作，生儿育女，耕读传家，于是，贵州高原众多的坝子中又多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村落，以姓氏命名，取名刘家寨。
清道光年间，刘氏后人刘其沛长大成人，他是母亲李恭人的独苗苗。
据记载，李恭人系石板哨富绅千金，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为培养他的儿子刘其沛殚精竭虑，费尽心思。
刘其沛自幼聪明好学，身体健硕，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智商情商过人，在母亲李恭人谆谆教导下，他拒绝走科举八股奔仕途，一心仿前贤沈万三的经商之道。
从他主持刘氏家政之后，组织人力加大垦荒种植，引花溪河水灌田，节约开支，同时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开设“刘成仁绸缎庄”，经营时尚的，达官显贵们需求的苏杭绸缎，凡事亲力亲为，精心策划，经营有方，诚信天下，很快又在广州、长沙等地开设分号，名噪一时，财源滚滚......
在刘其沛艰苦奋斗的一生中，还有两件大手笔的事情，令后辈人感叹零涕......
刘其沛为女儿出嫁陪置嫁妆，差人专程到千里之外的江西景德镇烧制瓷器，这些瓷器全部都是居家实用的花瓶花盆，碗盏盘钵，外观作墨绿色，底部篆书“刘其沛道光年置”，几千件瓷器在景德镇烧制完成，稻草包扎，用人背马驮运回贵阳，在交通不便的清朝，这项艰巨繁重的使命是需要多么大的气魄才能完成啊？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刘氏后人用祖上在江西烧制的一个小沾水碟到大十字拍卖行寄卖，一只换七块钱，可作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开支！
另一件事是，有一年他老家吉安遭水灾，灾后重建，老家来信求助，在母亲李恭人的支持下，刘其沛向老家捐银4万两，他并没有在贵阳张扬，而是吉安官府上报到京城，道光皇帝获知，龙颜大悦，赐《乐善好施》牌坊建于刘家寨前，赐凤冠霞帔，黄马褂，刘其沛为二品官（从二品），刘母李夫人为三品恭人。
一时间，刘家寨如明星闪耀，风光极致，佳话传往十里八乡……
为感皇恩，刘其沛差人送中曹司自产大米到北京紫禁城向皇帝谢恩，故有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中曹司的米是贡米之说。
刘其沛于光绪16年（1890年）仙逝，享年46岁。
葬于花溪区刘家寨后山紫甲塘的密林中，规格依清国葬制规格，面积周长九丈。
本来设有石华表，不知何故未竖立？现深埋于坟前地下。
按理说，刘其沛墓地应列为文物保护，疑为花溪区文旅局工作疏漏？
刘其沛的儿女们：
刘其沛的其字之后，是学字辈。
刘其沛一生育有五男五女。
他的女儿都没有学名，嫁到谁家在刘姓加夫家姓，背后为氏字，这是当时社会惯例。
其中三位小姐分别嫁给贵阳名门：
贾功台，肖协臣，周润初（步瑛），这三位都是贵州近代史记录在案的著名教育家，贵州近代教育的创始人，拓荒者，他们创办的达德学校，女子师范均为贵州培育了许多革命者，学者，兴黔富民的有用之才。
刘氏三位女儿相夫教子，操理家务，让贵州教育史上先贤们放心教务，她们是贤内助，是成功者的背后功臣，没有辱没刘其沛家风，为后世敬仰！
继承刘其沛丰厚家产的儿子主要有：学渊（行四）和学镛（钦尧，行六），还有学炎（行九，汉章）。
刘其沛仙逝，并没让后辈分家，他的几位饱读诗书的儿子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发扬父辈艰苦奋斗的精神，却坐享其成，用今时语言叫“啃老族”。
刘学渊成年之后游学各地，逍遥自在，后来到北京城做官，官封“紫禁城骑马”，具体干什么不知道，只听说官声上乘，没有贪污受贿过。
刘学炎是乡里公认的九少爷，没正业干过，但凡乡里扯皮纠纷都必须请他主持解决，威风不小，威望很高。
最独立特行的是学镛，一生曾先后拥有四位夫人，极有艳福，但那个年代三妻四妾不为过。
刘学镛从全国各地收集奇珍异草到宗祠花园内种植，开辟新建月亮形池塘种荷花，最喜欢的还有一件事是养马，据说还重金从西北弄了一匹汗血宝马，怕马被虫咬，有专用蚊帐罩在马身上，此马吃的水果是普通人都吃不上的名贵昭通梨，他广交朋友，连日本学者藤木武彦等初到贵阳都到刘家寨拜访……
刘学镛留有治家格言：“崇八德是传家宝，慎三思为应世方......”，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家产在刘学镛巨额开支和吞云吐雾中耗尽，晚年却花钱去捐了一个税务官，到荔波上任后因水土不服，客死他乡。
刘其沛的孙辈，文字辈。
刘氏家庭留下深深的移民记忆，按照江西祖上定下的规矩，称父亲叫老爷爹，母亲叫奶来妈，此外，凡在刘家寨出生，学字辈兄弟所生的娃娃按出生时间为序，不分男女，从一开始往下排，谓之大排行。
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也有重复，如三女与三子；四女与四子；七子与七女，都在使用同一番号。没有长辈的准确解释，笔者也不纠缠此事。
说说文字辈的那些事儿吧！
刘氏文字辈，从小就集中在刘氏宗祠中接受教育，（主要指前八位）。
聘来的先生是前清秀才，但不迂腐，博学多才，精于教育。文字辈姊妹自幼读“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课余还偷读“红楼梦”，“西厢记”，“家春秋”，等著作，接触过来访的日本学者，这群刘家寨的乡村少男少女，从青少年时代起便眼界开拓，心存高远，与众不同......
1933年，一位北伐归来的青年军官闯入了安宁的刘家寨，打破了往日的秩序……
这位青年军官叫李逸生，祖籍江西丰城，祖上做桐油生意，经营到贵阳，购城墙下大马槽一处大院（今贵阳南明区复兴巷）。李逸生参加北伐至武汉时，思想激进，遭右翼官佐猜忌，有人对他下毒手，捅了他一刀，经抢救，从死亡线上复生，大难不死，便改名李余生。
李余生在刘家寨架设小电影机，放映苏联电影给大家看，还在照相馆加印马克思的像发给大家，每人一张。我的母亲刘文华（行二）给七弟刘文锦洗衣服发现大胡子的外国人照片，好奇地问这是谁；答：马克思！当然，刘氏姊妹更不知是李余生已是1934年贵州地下党九人工委的成员！
贵州省地下工委成员中，还有一位叫李策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是我的母亲的亲舅舅。李策，小名冬福，自幼他在刘家寨生活，上小学才回城里读书，李策与我母亲关系甚密，我家曾有一张老照片，是母亲与李策爬在地上的照片。当时，李策3岁左右，可惜照片遗失。李策是位坚定的共产党员，1941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枪杀，曾惊动延安。解放后，党中央派人到贵阳接走他的妻子丁毅，还有儿女，我只知道这位表姐小名“九一八”，是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时出生的。
李余生的鼓动宣传，使刘氏姊妹的六小姐刘文菊和八弟刘文澜着了迷，主动加入到地下党的抗日反蒋的活动中，刘文菊以小学教师身份在贵阳的舒家寨 二戈寨一带郊区学校活动，刘文澜则四处出头露面，他和刘文锦等几位积极分子还秘密策划，准备在一个夜里去喷水池------当时叫铜像台，捣毁贵州省主席周西城的铜像。
贵州地下党的活动遭到国民党政府贵州省军统站的残酷镇压，1938年，刘文菊和其他地下党员遭逮捕，关押在陕西路口的一个临时监狱，刘氏大姐刘文福四处求人搭救，后当局要被捕党员写出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声明，后来登报脱党的文菊终于出狱，此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到退休。
文革结束她曾到贵州省委组织部申诉，因脱党属实，不能再恢复党籍了。
她的儿子康陵原是大连医学院急救室主任，英年早逝。她的孙女倩倩是医学博士，生活在美国。
1938年的一个冬夜，刘文澜在遭国民党军警追捕，先躲在杨梅寨，后又转移到刘家寨，军警追捕甚急，又赶到刘家寨，寨子里吠犬声狂电筒闪耀，刘文澜无奈从刘氏宗祠后翻墙而逃，一口气跑到水井关，后不知所踪。1946年秋，已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警卫团团长刘文锦家中，突然出现一位不速之客，刘文锦十分惊讶，来人竟是他失散多年的老弟刘文澜。
刘文澜自述 1938年从刘家寨出逃之后，逃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不久，由于学习突出，思想活跃，被中共派往重庆“新华日报”担任记者，他自己说，当共产党太苦啦，从报纸上看到刘文锦下落便跑到南京。刘文锦依仗手中权利，给刘文澜安排到警卫团作上尉军需官。
1948年，刘文澜曾两次押送何应钦私人财物到台湾，完成任务返宁。奇怪的是次年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他不跟队伍走，却回到贵阳，报考解放后共党政权的“革大”，被分配到兴义安龙县参加土改，后又担任县民政科长。不久，传出消息他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在国共两党激烈残酷的斗争中，刘文澜到底姓共还是姓国？无从考证，是无解的谜……
刘文澜在南京时结婚，妻子随他返黔并赴安龙，没有后代。与刘文澜关押安龙的狱友后到贵阳告诉大姐刘文福，是他妻子出卖了他。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七子刘文锦 少时受到母亲溺爱，为保佑他健康成长，小时听算命先生的话送到庙里出家，当了几年小沙弥，还俗后，回到家中继续读书，国文功底深，初中时便与父亲赋诗作对，常得到父亲喂汗血马的昭通梨奖励，高中时进入贵阳南明中学，经李余生介绍认识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
秦天真很欣赏这名青年学子，向他灌输共产主义，但刘文锦没有走共产党的路，1939年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16期，后成为何应钦将军副官，参加八年抗战，是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的亲历者，见证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少将退役，率家移居美国，是旧金山侨领。
我党重要领导廖辉在美国旧金山访问时宴请过刘文锦，改革开放后，刘文锦返乡到刘家寨祭祖，贵州省副省长民革主任等领导都宴请过他……
次日，女师游行队伍在大十字游行，散发宣传单，呼喊抗日口号，这难忘一幕被一位叫纯仁志的青年用相机拍了下来，纯仁志应是贵阳摄影界的先驱，他拍照，冲洗，并印出来，照片背后他用毛笔写道：
“九一八”纪念日的上午，贵阳男女学生举行大游行沿街呐喊。纯仁志1934年9月摄于商务书馆二楼。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笔者在颜惠女士的女儿宋熙宁姐姐的老照片中看到，两次发表在《贵阳晚报》上，这是贵州抗战史上唯一一张学生抗日游行照片，遗憾的是，多年来我没有找到这张珍贵照片和拍摄者纯仁志和他的后人……
刘氏文字辈第八女叫刘文玉，青年时代嫁与国民党军政部第44兵工厂工程师崔先生结婚。44兵工厂即现在的贵州省矿山机械厂。而44兵工厂番号和建制现依然在台湾保留，地址在台北市西，据说不是生产圆铲十字镐了，而是生产“飞弹”。
改革开放后，她率先回刘家寨祭祖，接着安排数十位老兵返黔，为两岸交流功不可没……
刘氏三子刘文寿（砚雄），自幼耕田劳作，从不叫苦喊累，一身皮膏是古铜色，是刘氏姊妹中的“闰土”对什么党呀派呀不感兴趣，青年时代最出彩之处是逢婚丧嫁娶之时，扯着沙哑的嗓音唱花灯。
刘文玺（壁光）是刘氏四子。学生时代也聆听过李余生的共产党宣传，后来在长姐刘文福的支助下到上海光艺相馆学徒，他的师兄便是后来在延安拍摄“白求恩大夫”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吴受周恩来之邀投奔延安之后，刘文玺一面学技，晚上到陶行知先生的劳动夜校上课，38年底，学成归筑。他购置摄影光电器材，在大十字开设“光艺照相馆”，贵州第一家光电照相，与“贵阳阿嘛相馆”齐名。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万恶的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史称“2.4轰炸”，光艺和阿嘛相馆都消失在这次大轰炸声中……阿嘛相馆因兄弟众多，艰难恢复营业，刘文玺从此一蹶不振，从老板变为帮工……解放后他是贵阳照相业的工会主席。
在摄影上他是师从于土耳其、法国、以色列的技师，功力深厚，1962年朱德元帅到贵阳视察，临别与贵州党政等领导南场合影，照相机是一台百年老迈的座机，转片时中间露光，在朱德元帅身边留痕迹，吓坏了省领导，几乎当成政治事件追究……照相中心店党支部决定由壁光修复，贵阳照相业的“外科医生”出手，三天三夜，弥补了照片缺陷，为贵州摄影史上留下不可缺少的一笔。
李余生被选为贵州地下工委九人成员，可史料上说他是党外人士，著名地下党人邓止戈在旁证中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家”，秦天真在回忆录“风雨八十年”书中多有与李余生共同战斗的精彩回忆，他曾受地下党指派潜伏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工作，到各州县发展组织，说他是党外人士，是否故意安排？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 严谨，其中原因，不是吾辈任意猜测的……
岁月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中流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刘氏文字辈的儿女们相继离别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家寨......到现在为止，其沛后的学、文、运，玉字辈往下传到第六代，即祖宗十八代中称的来孙之后的嫡孙！在新时代的改革洪流中，刘家寨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昔日盛产花溪中曹司贡米的土地上不再收割稻米了，而是被一座座整齐新型的小孟工业园区替代，小小村落，新积再续......刘其沛的子孙们，早已冲出贵阳，走向世界，生活谋业在成都、北京、台湾、日本、德国......他们实现了祖宗刘其沛为刘氏宗祠牌坊上镌刻的对联：
栋宇壮观，瞻百代渊源传后人，
典型长继，述千秋祖业焕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