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施耐庵诗句 “寻得阳山好住家”
——兼答徐怀庚同志《施耐庵诗句“寻得山阳好住家”》文中疑团
王忠珍
《淮海晚报》周日版《淮周刊》2021年8月2日，2022年5月8日分别刊载淮安区政协文史办特聘文史委徐怀庚同志《施耐庵著书处》、《施耐庵诗句“寻得山阳好住家”》两文。21年8月针对“著书处”文，笔者写过争鸣文章。对怀庚同志今年5月8日文章中疑团本人再次剖析争鸣。
首先申明两点：一、我们文史研究者本着党的文艺“双百”方针，只对史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存在对某位同志贬损之意。即通常而言：“对事不对人”。二、我坚持认为施耐庵赠顾逖诗句是“寻得阳山”，非“寻得山阳”。
毛泽东说过“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我的观点是文史研究者写史学文章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所谓“据”，就是你的文章立论源自哪部国史、方志？或族谱，且是确凿无误的。所谓“理”即经得起逻辑推理，“说得通”，让读者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摒弃“杜撰”、“臆断”成分。
一句话，因为我们不是历史当事人，我们只是历史的转录传承者。这也牵涉到各人的阅读史书的存量。就是说读的史书（资料）越多，写的文章可能比读史书（资料）相对少的人多些历史厚度。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5期刊载了仇广宇同志的《很多你引用的名言可能都是假的》，报导了资深媒体人杨健先生对“那些被我们多年引用，信以为真的名言中，有许多是假的”。杨健先生和这些荼毒多年的伪名言较上真。他考证了近40条中文世界中传播最广的名言，一句句将其拆穿。并出了一本专集《名言侦探》。杨先生是如何拆穿伪名言的呢？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凭直觉怀疑一个句子，然后分析‘说话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性格特征等外部情况，根据该句话发生的时间在中文和外文互联网上搜索，然后再去翻查大量史料”。例如“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这句话，一直说是纳粹的戈培尔说的，其实戈培尔从没说过这句话。再如“婚姻是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经杨健先生考证，翻遍《围城》一书，钱钟书先生没有写过这句话，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下说过这句话.....。
回到“寻得阳山”原句，怎么变成“寻得山阳”的？这就是杨健先生在考证名人名言时出现的第一种情况：“有些句子是纯粹的‘杜撰’，然后安到了解这位名人头上。”再从说话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性格特征”的外部情况来分析断定其传说的话是真是假。就这句“寻得阳山”，原句被复旦大学教授喻蘅臆断为“寻得山阳”。他是怎么说的呢？在《施耐庵研究资料汇编》（刘北清主编，2013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资料汇编》）第390页中：喻蘅先生在校读《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札记》一文（发表于《上海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一期）。施耐庵重孙施廷佐墓志：“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几个字解读说，“《墓志》证实了施耐庵在张士诚失败后，虽然怀念故居，但并未回到兴化城内，而是远徙到离兴化一百二十里外的白驹，成了白驹第一代施氏祖先......耐庵不肯回兴化的原因，还可以从兴化顾逖后裔录存的顾逖与耐庵唱和诗中找到答案（原诗《耐庵学刊》曾多次引录），诗中有‘寻得山阳好住家’之句，但被后人误抄成‘寻得阳山’（兴化别称），原意就不通了，既是回兴化故乡，何须还要寻得？”
那么问题的根子就在此处，淮安区文史专家们也许就是按喻蘅先生臆断的“寻得阳山”是误抄，改成“寻得山阳”的。
笔者逐一剖析如下：
一、施耐庵祖籍是在江南苏州（或钱塘），不是兴化，施耐庵给顾逖赠诗的时空概念上是施“苏迁兴”。当年他在苏州，“兴化”对施耐庵是“他乡”，不是“故乡”。他在兴化沒有故居。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喻蘅先生史学认知上是错误的。施耐庵在兴化本无故居，他怀念的故居只能是苏州或钱塘的故居，不会是兴化不存在的故居。“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资料汇编》64页）。
二、喻蘅先生没有把施耐庵想从苏州回兴化的“时代背景”和施耐庵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分析这句诗的原句应为“寻得阳山”，而不是“寻得山阳”。当时的背景是苏州朱元璋和张士诚在争城夺地打的不亦乐乎。苏北这边淮安和兴化两地的情况各是：兴化除了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在兴化打过一仗而占据兴化后无战争，很平静。而淮安元末是各方势力拼杀之地。当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占领淮安，朱元璋部将徐达、常遇春等人正在和史文炳拼杀于淮安，一片混战之势。施耐庵“性格特征”是“抱道在躬遁世清真不就征著书遣兴弄笔怡情”（《资料汇编》65页）。朱元璋、张士诚他皆不傍靠，一心只想找个安静之处埋头著作《江湖豪客传》（《水浒传》）。从“时代背景”和“性格特征”两点断定施耐庵向顾逖征求意见的信和赠诗必是“寻得阳山好住家”，不是去战火纷飞的淮安：“寻得山阳好住家”。
施耐庵祖籍是苏州人，或钱塘人，或淮安人。他在迁兴之前在江南苏州。施氏家祠《木榜文》上清楚记着“耐庵公原藉苏吴钱塘楚水钱塘人”。王道生墓志说施耐庵“家淮安”，《兴化县续志》上也有施耐庵是淮安人字句。我用喻蘅先生的语气反问喻先生：施氏族谱，兴化县志，王道生墓志，三种文媒皆说施耐庵“家淮安”。淮安是他的故乡，既回故乡“何须要寻得”？“寻”是找，“寻得”就是“找到”。淮安本来已是施耐庵故乡，那么他欲回故乡还要“找寻”吗？就如笔者是淮安区车桥镇人，我要回车桥老家还要“寻”吗？我的故乡，我可以随时去，干嘛还要“寻找”呢？按喻蘅臆断施耐庵“寻得山阳好住家”，那么施耐庵为何又未到“山阳”而去了兴化，最后定居于兴化靠近黄海边的白驹场呢？施耐庵想从苏州遁逃兴化“避秦”。诗云：“寻得阳山好住家”，因为阳山（兴化）这地方，“自古昭阳（兴化）好避兵”。喻先生文中也说：“大批苏民逃避朱元璋苛政而逃到兴化白驹，这地方‘鱼龙混杂，易于遁迹’”。而当年施耐庵在苏州张士诚兵败后，也属难民，他不走也不行。当年“洪武赶散”，对和张士诚有过往来的人，首先是遣逐到苏北的对象。何况施耐庵曾经做过张士诚幕僚，他敢不走？要走当然到“避秦”条件最好的水乡泽国桃源境的兴化。他的好友顾逖已先期到达兴化了。施耐庵写信又赠诗给顾逖：“寻得阳山好住家”，顾逖回信答诗和施耐庵“合拍”，你来的好：“君自江南来问津.....，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1982年香港《镜报》发表的曹洪朱先生的《施耐庵与水浒》文章，文中引用施、顾二人赠答诗亦是“寻得阳山”，不是“寻得山阳”。“施耐庵接信〈按：顾逖回的信和答诗）后，带着妻子申氏，二弟彥才和学生罗贯中，搭了民船，冒着烽烟，悄悄渡江北上，直奔兴化而来。（到兴化后）施耐庵觉得自己年逾古稀，要抓紧时间把书写完，于是又请顾逖帮忙，在兴化以东，靠近黄海边的白驹场买了房屋和田产，迁到白驹镇上定居。还在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烟’。表明自己从苏州迁来隐居此地，从事著书的心迹。”（引自《读者文摘》现为《读者》1983年第2期）。
三、我们反证一下：顾逖给施耐庵回赠诗和信，有个先后次序：即施给顾的信和赠诗在先，顾给施的回信及答诗在后。顾逖不是淮安人，和淮安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蔽塞的情况下，顾逖对淮安可以说一片空白。顾逖回赠施耐庵诗句：“此处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可避秦？”诗句是反问句。意即兴化这地方是“避秦”的桃花源。假如施耐庵的诗句是“寻得山阳好住家”，顾回答：“此处不是（避兵患的）桃花源”。这里的“此处”就变成直指淮安了。顾逖从没到过淮安，对淮安自然环境毫无概念，他怎么会答：淮安这地方是“避秦”的桃花境？
四、施耐庵想从苏州迁居兴化的时代是元代，甚至是南宋末，淮安早已不称山阳。查史料：楚州在宋绍定元年（1228年）已改称淮安了。在之前后多年文化载体上或称楚州，或称淮安，没有称山阳的。在改称淮安军、路、州后，山阳是其大淮安下面的一个县。《施氏家谱》、《王道生墓志》、《水浒》书，这三大文媒载体上对淮安的称谓是“家淮安”，“元淮安人”，“楚州南门外”，“宋江进攻楚州”等等.…从不用“山阳”作为淮安的载体。前几年我们在古末口发现的南宋时代建筑墙砖，刻字亦为“淮安州”，而末口本在山阳县境内，却沒有“山阳”字样。
五、查《辞海》，兴化和我们淮安一样，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属楚。兴化曾是楚将“昭阳”的食邑。古兴化就叫“昭阳”，现兴化市（县）首府就叫昭阳镇。昭阳死后葬在兴化城西半里远的“阳山”（《资料汇编》218页），因为昭阳这位楚将在兴化有贡献，兴化人怀念他，所以把他葬身之地“阳山”亦为兴化县的代称，和“昭阳”二字一个意思。
六、为什么施耐庵要从苏州首选迁居兴化呢（“寻得阳山好住家”）？上文已说：这地方如顾逖诗所言，为避兵燹之灾的桃花源。兴化水乡泽国，交通蔽塞，环境有利文人静心著作。
当时兴化环境是什么样子呢？
刘冬、黄清江二位史家在《施耐庵与<水浒传>》中说：“元末时候，到处农民起义，许多地方都经过战乱。兴化县因为四面是水，交通不便，所以除了张士诚在至正十三年打过一次而被占据外，平时很安宁。县志载李恢诗云：‘吾邑独少宛马来，大泽茫茫不通陆，外人羡作桃花源，万钱争租一间屋’”。兴化当年就是这样的地方。顾逖给施耐庵答诗“此处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可避秦”，与兴化县志上李恢诗句“外人羡作桃花源”如出一辙。白驹镇上有五姓人家（陈、杨、李、施、卞）据传说，当时都是从苏州阊门搬来的。姓施的一姓，就是施耐庵的一姓。兴化县志所载户口，元末明初迁移来的人是很多的。元朝时该县只有8628口人，到了洪武时却有63000多人口。
七、笔者查阅到的有关研究施耐庵的论文50多篇，凡是涉及到施耐庵和顾逖的赠答诗皆是“寻得阳山”四字。在《资料汇编》这本书中的98、103、135、141、142、242、322、371等书页上，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施耐庵论文中引用的施顾二人赠答诗，清一色皆是“寻得阳山”非“寻得山阳”。复旦大学教授喻蘅先生认为是后人误抄的观点，其他学者无一附和和认可。因为问题很简单，喻蘅先生不是第一个亲目所睹施顾赠答诗的人。他的说法纯属臆断，经不住逻辑推理。喻蘅先生在他文章中用括号加注说到“《耐庵学刊》曾多次引录这首诗”，而引录的诗恰恰都是“寻得阳山”，无一是“寻得山阳”。
八、第一个看见这首诗的是刘仲书先生。
刘冬先生在《施耐庵生平探考》文中说：“我和黄清江同志，曾于1952年向《文艺报》提供过《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发表于二十一号，同期发表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到六十年代，又见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新的资料与研究论文。最近我又翻阅一些府志、杂志，走访一些地方和人物。我认为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把《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平作如下概述：
（一、二略）
（三）、自苏迁兴辩证
如一九五二年《文艺报》公布的多种材料，皆云施耐庵自苏州（或说阊门，或说施家桥）迁兴化。丁正华更于一九六一年所作的《关于施耐庵的传说》（《江海学刊》六月号）一文中，介绍了一个重要材料——刘仲书所提供的施耐庵与顾逖的赠答诗两首。
施耐庵诗是：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
愿辟草菜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
顾逖诗是：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据刘先生（指刘仲书，下同）说，这是元末明初之际施耐庵由苏州迁居兴化时事。刘先生介绍：（一）阳山在兴化城西半里，为战国楚将昭阳葬地，后为兴化之别名。（二）‘李子如瓜’句是当时童谣‘李生王瓜，民皆无家’，至正十六年彰德六月李实如瓜’。查明万历十九年、康熙二十三年、咸丰二年诸本《兴化县志》及康熙二年本《松江府志》均有顾逖的记载.....关于诗的来源，刘先生说见于一九一三年左右金逸园所编《楚阳十日报》（具体发表时间为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当时曾询金出处，金说得自顾石荪(名顾硕，号石荪，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任河南兰封知县)手抄先人九苞公遗墨中。查咸丰二年本《兴化县志》，顾九苞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四十五年举人，四十六年进士。关于这两首诗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实无容置疑。可说是施耐庵自苏迁兴的铁证”。
“由苏迁兴，何时迁兴呢？一说‘元末明初避张士诚之乱’，一说是‘洪武初’，相差不大。至于施耐庵自四十岁至六十岁二十年间在杭州住多久，何时回苏州，无任何资料（考证）”（刘冬先生此文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辑）。
刘冬先生和其他多位学者都已阐述了施耐庵（“君自江南来问津”）是从苏州迁往兴化的。证明施耐庵赠顾逖诗句确凿无误应为“寻得阳山”四个字。
徐怀庚同志2022年5月8日在《淮周刊》发表的《施耐庵诗句“寻得山阳好住家》中说：“1961年第6期《江海学刊》所刊丁正华同志的《关于施耐庵的传说》一文，首次将此诗公布于世。鉴于（原文错为“签”于）没有找到此诗原始记录的物证......‘这暂时不妨当传说看’。1962年丁正华和赵振宜、周正良、尤振尧、陈安智、倪云飞等同志......曾对此诗的来龙去脉作过比较深入的调查.......但是，目前既找不到排除这些疑点的可靠证据；也拿不出能断定刘仲书先生作伪的根据，对施耐庵的答顾逖诗，仍然只能是如二十年前丁正华同志所说的那样不妨当作传说看为好（凤凰出版社《施耐庵研究》第170页）。”
在此段文字中，我告诉怀庚同志，文中“不妨作为传说看”的仍然是“寻得阳山好住家”，而不是“寻得山阳好住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的和凤凰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的《施耐庵研究》，包括四川社科院1987年《古今掌故》第2期，以及王春瑜的论文凡引用到施、顾赠答诗清一色皆是“寻得阳山”四个字。除了喻蘅先生在他的《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札记》中臆断为被后人误抄成“阳山”外，至今没有一个史学者附和喻蘅的臆断。一句话：没有证据证明“误抄”，除非你让刘仲书先生找出一九一三年某月的《楚阳十日报》，还要让提供此诗的金逸园先生从棺材里拿出当年的顾氏后裔手抄原稿，否则谁也推翻不了原诗中“寻得阳山”四个字。其次徐怀庚同志引用的这篇论文中“对施耐庵的答顾逖诗”一句中“答”字不妥，顾逖第一句诗就说：“君自江南来问津”，施和顾这两首赠答诗，在时间概念上施诗在先，顾诗在后，所以顾诗应称“答诗”。
至于凤凰出版社的《施耐庵研究》文中说，这两首诗“不妨当作传说看”.....原文见《资料汇编》115页《四、遗闻逸诗、民间口碑》，丁正华先生撰的《关于施耐庵传说》第四部分“施耐庵的著作活动（文略）”。这部分内容是重复刘仲书先生如何发现施顾二人赠言答诗的。最后一句是“不妨当作传说看”，诗句仍是“寻得阳山”。
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施耐庵研究》一书，内容是从1979年到2005年全国专家学者研究施耐庵的325篇论文中筛选的内容。凤凰出版社不可能改动“寻得阳山”这四个字的。因为这是历史资料已刊载下来的句子，要改成“寻得山阳”，必须有依据，有出处；没有新的考证依据，凤凰出版社不会改动的。即使刘仲书先生提供的这两首诗是假的，他们也只能遵照原作者的诗句。这是史学常识，必须辑录原诗句。这里牵涉到著作权，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知识产权。怀庚同志读这份资料时应连贯起来阅读，不要斩头去尾，断章取义。
施耐庵这首赠顾逖诗是施耐庵之子施让《云卿诗稿》诗集副录，和施耐庵另一首赠鲁渊、刘亮的《秋江送别》（诗略）抄在一起的。
九、徐怀庚同志在《淮周刊》2022年5月8日刊发的《施耐庵诗句“寻得山阳好住家”》中谈及淮阴师院顾建国教授在他主编的《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30页中也有这句为“寻得山阳”的诗。这不奇怪。什么叫“主编”？主编是把多处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篡修审编成书，和直接撰写有一定的区分。对“寻得山阳”四个字，我个人认为绝非顾教授原创，而是他参阅了“施耐庵与淮安”的多篇文献后应用的。怀庚同志可参看顾教授主编的这卷书30页下面附注④“......参见陈锐编《淮安历史名人》一书的117页。”顾教授引用这段内容和这句诗是出自陈锐主编的《淮安历史名人》一书。笔者查阅了这本书的第169页，标题为《小说家施耐庵》，撰写者是倪雕。本段文字中确有“寻得山阳好住家”，细心一看，倪雕同志对施耐庵介绍蓝本就是出自淮安区文史研究的有关文章，但这不叫剽窃。文史研究者撰写历史文章不能杜撰、臆断，必须有依据。顾建国教授撰写史文遇到的重要立论，都在书页下注清出处，这种治学严谨精神，为我们撰写历史文章树立了楷模。
笔者认为，史学上某一个立论，如果有一个人史论不准确，后人不予争鸣，澄清原貌，继续引用，形成以讹传讹，时间一长，谬误的便成真话。例如“司以光砸缸”，其实宋代没有缸，一千年后的明末才有缸。历史上是“司马光砸瓮”，到了清代有文人觉得“砸瓮”不如“砸缸”好听，于是改用为“司马光砸缸”，并家喻户晓了。
借争鸣徐怀庚同志文章时，笔者说几句“多余的话”。
我们有些人在有关平台上发表了施耐庵、罗贯中奇幻“妙文”。我见过的有：施、罗师徒在萧湖边游览；施元德（施耐庵父）在“施耐庵著书处”活动的活灵活现故事；更有甚者，有人撰文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就是在淮安区南边有关水面上模拟战场的；又说白马湖就是施耐庵写《水浒》的梁山泊水境；施耐庵死后就葬在蓼儿洼或施河......等等故事越编越玄乎，令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几位杜撰史文的作者奇天勾画、飞天梦幻故事，到底出哪本国史、方志、族谱？因为史学家只把国史、方志、族谱，视为可参考的历史文献。就以《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模拟地点就在淮安寥儿洼一带水面一事来说，中央电视台有个《古战场考察》节目，我亲眼看过央视节目组同志考察“赤壁之战”古战场时是在湖北一段长江边，当年“赤壁之战”石壁处拍摄记录片的。人家为什么不到淮安区南门这处水面来拍摄记录片呢？实在让人喷饭。杜撰故事的人可以信口开河，奇怪的是我们的有关官方平台也能为其发文传播，这叫什么文风？
笔者承认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没读过他们所写的故事。如果撰文者能像淮阴师院顾建国教授那种严谨精神，提供历史故事出处，也是在做好事，可引导我们这些浅陋无知、庸常之辈去找寻这些史书来读啊。
撰写文史，一是看史书（含方志、族谱）；二是看考古实物。时下，考古学已成为我们中国探索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金钥匙。例如刘怀玉同志在研究《西游记》方面是全国“西游”研究学者不可否认权威。我觉得他认真考察发现了吴承恩家族墓葬，吴承恩棺柩及头盖骨等，这个业绩胜于若干本《西游记》研究专著。仅这一点，怀玉同志在四大名著研究上树立了一个丰碑。
我虽不才，但我否认有的同志把传说当真理，把小说当信史。即使是历史书的东西，随着考古学、文史学发展，有的历史正在被矫正，甚至推翻了前人之定论。比如《三国演义》小说中描写的周瑜是气量狭小，嫉妒成性，所以英年早逝（气死的）。而现实中的周瑜恰恰是个帅气十足、大度能容、亲和百官的大将军。那么现代人如果写三国史，你是依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依据陈寿的《三国志》等史书呢？不言而喻。
又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白纸黑字记着项羽火烧秦咸阳阿房宫三个月.....，而近代考古学却证明阿房宫当年规划了，只有少部分建筑，大部分尚未建成，现仅有夯土地基而已，使项羽蒙受了2000年冤枉。我们可以推论，当年太史公司马迁撰写这段历史时可能记录了传说......
仍然回到正题，研究施耐庵近十年，我阅读了很多资料。从2013年刘北清先生主编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施耐庵研究资料汇编》一书中所刋载的资料外，目前在中国从1979年俞北鹏先生的《施耐庵的生平和《水浒传》成书》第一篇论文资料开始直到2005年中国水浒学会出版的《大丰研究施耐庵成果回眸》专辑，共有325篇论文（见《资料汇编》152—177页所列论文目录）。施耐庵一生活动地点有浙江钱塘、江苏淮安、江阴祝塘镇、山东聊城、常熟、兴化、海陵白驹。其中，今天完全可以确认做实的只有大丰白驹场。因为这地方有其系统族谱，考古实物、兴化县志等等佐证。其次就是江阴祝塘镇，施耐庵在那里做过塾师几年，有史料遗存。著作《水浒》地点就目前史料看，仅能证明是在苏州起稿，大丰白驹完稿。其他各处都只能视为传说而已。具体详情本人将在《施耐庵故事评说》一书中阐述。
恳望其他对施耐庵研究有兴趣的史学者撰文争鸣。
2022年9月20完稿
作者简介：
王忠珍，1944年8月出生，系淮安区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大学文化，高级畜牧师。业余爱好：文史研究，文学艺术。系淮安区首届文史研究会会员。写作了多篇随笔、散文、文史作品和“三亲”资料文章，发表于国家级、省、市、区级有关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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