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名家，最快的捷径就是跟着名家干。
1953年9月，刚满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三年后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
五十年代末中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宋平作了重要发言。
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而是算了一笔细账：
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
当下的“钢指标”对应多少吨铁，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
经过详细的计算后，宋平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尽管最后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宋平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他的这段发言却给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云日后作为第二代领导层的重要成员，自此对宋平始终赏识有加。
可见，最好的伯乐，往往自己本身就是最好的千里马。
1977年，宋平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其实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表面上是一次思想讨论，本质上是一次路线之争。
远在甘肃的宋平很快便注意到这篇文章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绵里藏针的政治角力。他坚定的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在他的力推下，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了“真理标准”座谈会，对文章精神表示支持——这也是中国省级行政区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
在这场争论之后复出的第二代领导层核心，对在争论中站在他这一边的干部，是心存感激的。
宋平在这次事件中旗帜鲜明的表现，直接奠定了他未来的仕途走向。
可见，要成为最牛的伯乐，一定要有敏锐的目光。
1979年春，宋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甘肃省建委主持座谈会。
在这次视察中，一位建委设计管理处胡副处长的汇报引起了宋平的注意。
副处长在汇报中条理简要、数据清晰，颇有自己当年的风范。
再一经询问，该副处长还是六十年代初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这在文革后那个人才凋敝的时期是非常稀缺的。
当年该副处长已经三十七岁，1979是他在甘肃省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
比起三十六岁即出任副部级干部的宋平，真是天壤之别。
宋平有意识的与汇报工作的副处长进行交流，尤其是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副处长的观点让他十分激赏。
次年，随着拨乱反正、腾坑挪位的全面展开，宋平将副处长直接拔擢为副厅级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这种跨级提拔，在当年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可见，要成为最牛的伯乐，就要有最牛的魄力。
曾经十几年奔波于底层的胡副处长，就此迈出仕途的第一步。
1981年，宋平高升入京。从1987年起，宋平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同志清正廉洁，任人唯贤，让很多同志的抱负得以实现，从此宋平同志就有了“伯乐”的称呼。
在他的关心下，那位被赏识的年轻人也从甘肃走向了京城的大舞台。
1987年，宋平作为中组部部长，以“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的名义向最高层提出选拔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胡书记为新一届常委的建议。
从此，一段“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成为佳话。
可见，要成为最牛的伯乐，最终还是要用最牛的千里马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