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叔

作者及主播：吴德忱

小时候，我们村有一个哑巴，按屯里论，我管他叫哑叔。他哥两个，排行老大，无产阶级，贫农。听大人们说，他虽不会说话，但心里有数，谁好谁坏非常清楚，而且好打抱不平。有一年秋天，正是玉米将要定浆的时节，我和邻居小朋友偷烤生产队的玉米，结果被当值护青员的哑叔发现了。还没等我俩站起来跑，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我想，这下可完了，如果把我们交到生产队，扣罚父母的工分不说，弄不好还要批斗我们的家长。当时，两眼勾直，腿也发颤，抬着小脸望着哑叔，心里期盼他放过我们。那种心情是难以表达的，语言在我们与他之间是多余的。唯一能够坦露我们心情的就是哭。没想到哑叔没有难为我们，他哇啊哇啊像是对我们说什么，同时指指还在向上缭绕的青烟，大概是说是烟把他引来的，即使他不来，别的护青员也会来。随后，他把火踩灭，又用镰刀割些青蒿，捆成两梱，把我们没有烤熟的灰土暴尘的玉米塞进捆好的青蒿中，递给我俩一人一捆，示意让我们回家。到家以后，跟父母一字未提此事，只是连续几天提心吊胆，生怕哑叔告发。一个星期过去了，半个月也过去了，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这才让我确信，哑叔把偷烤玉米的事给压下了。打这以后，我对哑叔总是怀着感激之情，老远见到他都主动跟他打手势，叫哑叔。我把右手放在嘴上，表示不说话，然后把两手摊开，象打开书本一样，他就知道叫他哑叔，他觉得“书”同“叔”。每当这时，他都露出会心的微笑，哇哇的叫，哇哇的笑，同时竖起他右手的拇指，夸我。

我们村与前村中间隔一条小河，我们居小河北，小河南也是我们村的地，小河自然也是我们村的。每年前后村的孩子们都在小河边玩耍，打鸟、摸鱼、抓蝈蝈、滑冰车，打架是经常的事。南村有个叫“暴花秃”的二十几岁的大小子，为人挺凶，时不时地把我们村的小孩给打了，虽无大伤，但我们都很怕他，不敢到小河南边去。一见他来，我们老远就跑，甚至连打鸟、捕鱼的工具都来不及收。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哑叔，让他给我们撑腰出气。记得我们把哑叔邀来，让他藏在隐蔽处，我们出现在“敏感地段”，等南村的“暴花秃”们来追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往哑叔藏身的地方跑，边跑边停，边跑边骂，直到他们接近哑叔为止。这时，哑叔一跃而起，冲他们哇哇怒叫，并追赶他们。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没命的往自己的村子跑。几次以后，他们都不敢到小河边来了，知道后村有个哑巴，非常厉害，护着本村的孩子。往后好多年小河边一直很太平，没有“暴花秃”的参与，我们两村的小孩子也很少打架了。

上初中那会儿，每逢星期日或假期我都抽出一定时间替父亲到生产队干活。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我代父亲上工，队里也没说不行。但我毕竟人小力单，上趟子的活跟不上成年人。看我拉在后面，哑叔总是帮我干。我比划不让他帮我，让他休息，可是他哇啦哇啦的不知在说什么，还是帮我。这让我非常感动。哑叔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活需要帮忙，只要跟他比划明白，他都乐意前往。象杀猪、娶亲、送葬、盖房、脱坯什么的，他都帮别人家“捞过忙”，深得村民的信赖和尊重。

在那场浩劫中，哑叔始终保持沉默，在他看来好像没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听说一次生产队的造反派斗地、富、反、坏分子，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很重的木板牌子，勒出很深一道道血印。哑叔看着不忍心，走上去把每个人的牌子摘下来，立在他们的脚下。造反派不允许，他就跟造反派哇哇的叫，并比划自己的脖子，又指指那些人的脖子，最后造反派拿哑叔也没办法。这在当时是一种多么大的勇气呀，在丧失人性的年代还有人敢于维持最基本的人性，一摘一挂之间展现着人世间的善良与丑恶。

哑叔一生没有成家，他始终住在他的弟弟家里。每年挣的工分在生产队属上等，他的弟弟身体不好，整年很少到队里劳动，实际是他在养活他弟弟一家。其实，哑叔完全可以娶妻生子，可是不知为啥到老依然独自一人。

前些年，我每次回故乡都专门看看哑叔，他一见我，眼睛显得特别亮，大拇指照样竖了又竖。只是他老了许多，头发稀疏且白，腰弯背驼，脸上象贴一张榆树皮，褶褶皱皱的，好让我一阵酸楚。难道哑叔真的就这样衰老下去了吗？每次跟他告别，他都拽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生怕难有再见的那一天。

那年端午过后，我又一次回到村上。当我跟堂兄说要看看哑叔时，堂兄告诉我，哑叔已经走了。他的丧事是村里人帮助办的，很多受过他帮助的人都出了钱。我半晌没有言语。哑叔他没有自己的后人，没有自己的居所，他的一生好像始终是为别人活着，为别人忙碌着。他光光的来，光光的走，反倒没有一丝牵挂。我想，世界上象哑叔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吧。

从家乡回城前，我特意到哑叔的坟上看看他，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作者简介：吴德忱 ，长春市人。曾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受聘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退休后，走进书香墨海，喜欢在文字里寻求快乐，在快乐中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