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记忆    

             张道子

清涧中学高六八届2班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留影（后排右起第五人为本人）

全家都去了山西逃荒，只有我和二弟还留在老家上学。因为，二人都面临毕业升学考试。我初中毕业升高中考试，二弟小学毕业升初中考试。我住校，二弟在家，一人太小，自己做不了饭，二妈家移民不在，二弟就跟大爹大娘家吃住。大爹张汉朋，一辈子老革命。

1936年红军东征时，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绥德专区专员，而张汉朋大爹就是民政科长，专门住在河口，负责筹集与调运、分配东征大军的粮草等后勤供应工作。当时，他家的一个亲戚，大有坪人，姓白，家里十分困难，度不过荒年，听说张汉朋在河口管那么多粮食，就跑到河口向他借五升粮食，以度荒年。我大爹张汉朋说：这军粮一升也不敢动，动了我的人头也保不住。

你家有困难，到张家畔我家里背上五升。这亲戚真的去张家畔问我大娘借了五升粮。一升三斤，一斗十升，五升十五斤。秋收后，这家人丰收了，就背了一斗粮，也即三十斤粮要还。我大爹说什么也不要。战争期间，他还随军赴大西北前线。后负伤回家养伤，一直任高杰村南面羊圈山区的区长，管十来个行政村。

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与人争长论短，在高杰村乡享有很高的威信。但1959年他家有一位亲戚参加了义碟爆动案，那时候，兴株连，就使他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不明不白背了二十多年的处分，一直到他去世后，才由我的同学、公安局的李世义纠正平反。大娘也是好人，我从学校回来，有时也在她家吃饭。大爹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姐姐嫁到了枣坪塌。哥哥张树升一开始在延川县，就是习近平插了整整七年队的那个延川县教学。

后来，1962年国家各行各业压缩人员回家，当时，我们村里压缩回家的人员不仅有张树升，而且有张文升和张树义等人。哥哥张树升头一个媳妇是离张家畔仅二里路的玉家山人，父亲叫白角。我们这位嫂子大高个儿，黑瘦黑瘦，还带着高度近视眼镜。他们俩个的婚事是从小父母包办，所以，感情不合，最终离婚。

现在的嫂子是离张家畔10里路的羊圈山人，娶的那一天，我跟我父亲去迎人。记得那天是个好日子，我们村一天娶回来两个媳妇。有张树升的媳妇，有张树前的媳妇。当时，村里的骡马都卖了，只留下一匹枣红马，这匹枣红马就成了专门接媳妇送女迎亲的座骑。再以前就是轿子，我们村的轿子我还见过，放在下弯里的烂草窑里。用轿子娶媳妇嫁女儿的事我已记不得了，但骑马娶媳妇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张汉前家四婶子，张树森媳妇，张树贵媳妇，张树义媳妇等都是骑这匹枣红马娶回来的。因为，是同一天娶媳妇，所以，张树升用了枣红马，张树前家就只能用毛驴了。我1963年上学期在高杰村中学复学。1965年快毕业时，空军招学员，经过层层初选，全清涧县一共选了两名。清涧一中一个姓王的初中毕业生，他个头不高，长的挺结实，他的哥哥王吉祥老师在清涧一中教导处当教导员。清涧二中就是我。县武装部的一名科长领我们两人一块去绥德县终检。终检完了回到学校，一心准备实现自己的飞行员梦时，学校通知我：政审不合格。我知道这是张家畔村负责人捣的鬼。因为，我的父亲已经不在村里，人在人情在，人不在村里就由当任负责人随意给你填，抹得越黑你越走不了。张家畔的人历来是往回咬，就是中国式的“窝里斗”。 

我出不去，也不让你出去。我不好过，也不让你好过。所以，历来就有做“黑材料” 的习惯。我这次考上了飞行员，又吃了村里负责人的亏。我的心情当时极度低沉，在宿舍里睡了好几天。后来想，反正去不成了，如果再升不了学不是更划不来。于是，振作起来努力学习，迎接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完了，我在家百无聊赖地等待录取通知。别人的录取通知都已陆续接到，而我的录取通知却迟迟不见。

一天中午，村里的男人们都坐在村中庙外的石圪台上拉闲话。张树森的父亲张汉清问我：考上了没有？我无言以对。张树丹的父亲张汉义说：肯定是没考上，人家考上的都来录取通知了。于是，我不好意思地离开，回家躺在炕上看书。就是那天下午，张家畔学校的白怀远老师，从乡里回校，路过我家门口叫我。我跑出去，他把清涧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给了我。我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到了学校，碰见王吉祥老师，因为，我与他弟弟一起去绥德验过飞行员，所以，他认识我。

他说：先把通知发到山西永和县，后来，他想我可能在家里，于是，又给张家畔补发了一份。我这才知道通知书迟到的原因。还是多亏了王吉祥老师，要不然还不知拖到什么时候了。那时候，上高中就转户口，从人人嫌弃的农村户口转为人人羡慕的城市户口。但国家有个规定，必须把当年生产队分的口粮卖给粮站，粮站才能给你迁户口。理由是一个人一份口粮，不能既吃了城市供应粮，又吃了农村分的口粮。

可见，那时候精打细算到什么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缺粮的严重程度。当时，我家的粮食刮完也凑不够我一个人的口粮，最后，还是从我大爹家背了几十斤粮凑够数，才使我转了户口，上了学。那年月，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从张家畔起身去城里上学，九十里山路，我们背着铺盖一天就要走到，路上又没有可歇之处。清涧城与所有的山区县城一样，夹在两条山沟里。清涧县河从西向东流经城边。城对面是爬子山，山上有烈士纪念塔，纪念当年解放清涧城牺牲的一位团长，还有在陕北红军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清涧起义的领袖人物白雪山等人的墓及碑记。

当年，兴起一个用革命英雄的名字命名县名的风气，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比如，保安县因刘志丹牺牲而改名为志丹县，安定县因谢子长牺牲而改名为子长县、1942年因李子洲牺牲而新划的子洲县，都是以本县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命的名。清涧县也曾议过改名为本县出身的革命烈士白雪山为名的雪山县，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改。县城中县政府的三排窑洞依次层层座落在山上，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郝延寿，个子不高，文化革命后曾任延安地委书记，人称“小郝书记”。副书记郝登洲，瘦高个儿，老头儿，人称“老郝书记” 。

另一位副书记艾维光，曾编写过一出陕北道情剧《赛畜会》，由清涧县剧团演出，参加了榆林地区现代戏调演，并获了奖，说明他是管文教的书记。那时候没有改革，是书记负责制，设有文教书记、政法书记、工业书记、农业书记等等。艾维光后来支持造反派成为清涧县造反派的“三维” 之一，即领导干部艾维光，学生领袖李维尚，还有武装部的一个政委，叫周维贵。县长刘春光，腰里村人，我就纳闷：既然书记什么都管，那县长又管什么？这还是毛泽东关于“支部建在连上” 的建制。

刘春光的弟弟刘周元是清涧中学的团委书记，他的妻子也是清涧中学的老师，特漂亮，特文雅，特洋气，好像是关中人。县政府旁边是城关小学，我们高杰村中学的一位政治教师，后来调去任城关完小的校长。这位政治老师，个子不高，白白净净，一口关中口音。

当时，教政治的人最吃香。城里有两条街，通北门和水门的一条街上有新华书店，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出北门下坡半坡上是配种站，那时，配种站有一位从农村来的女配种员挺有名，原因是她破除封建迷信，干起了这个女人从来没有人干过的行当。

我们还有时路过这里，也能看到这位女配种员，个头不算高，脸庞黑黑的。下了配种站就是师家园子，当时的城关公社所在地。听说我们村的张树珊曾在这里当过乡长。他一开始，从清涧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时发展入了党，当了村干部。那时村里可以几十年不发展党员，要发展就传宗接代，老子发展儿子。

后来，听说他到城关粮站工作，任支部书记，我的大表兄白士俊是主任。再后来，听说到县城建局任局长。有一次，我回张家畔见了张汉荣七叔，问他张树珊干什么？他说：开麻将馆。过了师家园子，就是三叉口，这里是清涧县的交通枢纽。上通绥德、榆林，下通延安、西安。那年月，公路上全是拉粮食的解放牌汽车，据说，从西安到榆林平均每公里一辆拉粮食的车。

每天晚上，学校的操场上摆满了拉粮食的汽车。人们传说是高岗把东北的粮食拉回来，救济陕北人民。其实，我后来才知道，高岗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整下去了。给陕北的救济粮是习仲勋1963年当国务院秘书长时签批的。后来，虽然他本人也被打倒了，但签批的文件还有效，还继续执行，继续给陕北送粮。解救处于饥饿状态的陕北人民。清涧中学座落在清涧县城的南坪里，实际上是一面山坡。几排教室和几排宿舍，一层比一层高。校长邓重庆是民主党派人士，原来的民主副县长。

他的女儿也在学校上学，好像腿有点小儿麻裨，走路不利洒。我们这个年级由于生源少，只招了两个班，我是68届2班。班主任王民孝，瘦高个儿，白白净净。副校长兼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李清明，子洲县人。邓校长好像不太管事，李清明书记管全面工作。班长惠树青，是离城不远的土黄岭山下的小岔子村人，我们进城就路过他们村里。惠树青毕业后，一直在大小岔子村教学。可见，一生固定在一个地方，不闯荡外面的世界，也很难出成果。学习委员刘振荣，他的姐姐刘翠花是县秦腔剧团的主演。当时，清涧县秦腔剧团的主演还有张世恩等人。刘振荣，瘦高个儿，学习很好，考试经常稳拿第一。团支部书记郝凤琴，大个子，身材微胖，一副大姐的样子。

白净脸，但一只眼有点不对劲，好像是有个萝卜花。文艺委员师阿宁，能歌善舞，毕业后一直在延安文工团工作，说明儿时的爱好，往往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追求。同学惠世新，毕业后在县政协工作，后调到榆林市政协，点校出版了《清涧县志》。刘世泰是县城下边石台寺人，我们二人在校时经常神侃，后来他当了兵，娶了同班同学、城里姑娘周月英。周月英挺漂亮，也有一付好嗓子，唱陕北民歌《掐蒜苔》最拿手。我们班里最调皮的是李万成同学，他个头不高，经常爱与人开玩笑。

后来在清涧县广播电视局上班，在清涧县文化馆上班的同班同学还有胖姑娘师翻。2013年清涧同学聚会时，她说她二十年前曾患过癌症。还有同年级的杨王培同学也是二十年前查出来是癌症，说明癌症也不是不治之症。杨王培在同学聚会时还打了一套标准的太极拳，还与同学们一起爬上清涧城对面的爬子山。他说：是太极拳救了他一条命。我的高中同桌是王碧云，就是后来任过陕西省副省长，最后调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王霞的大姐。

因为，我们都是大高个儿，所以，坐最后一排。那时，王碧云并不出众，但四十年后在西安同学聚会时，却成为全年级最漂亮的一位。反倒是当年最漂亮的李润英，已经显出衰色。李润英嫁给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学生造反派头头李维尚，李维尚高我们两届，与张树珊同班。张树珊也娶了他们班最漂亮的城里姑娘，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呼延乐是延川县人，和我一样学生时说话有点结巴。

后来在甘肃兰州市商业系统工作，我们近四十八年没有见面了，2008年西安同学聚会和2013年清涧同学聚会他都没有来。后来，我根据同学通讯录上的电话给他打了过去，他喜出望外，俩个人在电话里东拉西扯拉了两、三个小时，一直拉到电话欠费停机。高68届1班的同学中，除过高杰村中学来的李世义等同学外，比较出众的还有赵万生，他是原公安部长赵苍壁的本家，他本人任过清涧中学校长，现为陕西省技术学院教授。他和同班同学、高杰村中学教导主任师暄的妹妹师瑞环结婚。刚进清涧高中时，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感到新鲜。

特别是觉得城里的学生趾高气扬，谈笑风生，不可一世。人家不仅会讲许多电影情节，而且，会唱许多电影歌曲。而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则相形见绌，穿的破破烂烂，也不会讲那么多电影情节，好像与城里学生有一种天然的隔阂。那年月正是毛泽东主席号召学雷锋，我又是团组织培养的对象，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表现积极。学校食堂的吃水在井上往上抽，抽的办法不是用电，而是人推辘轳，辘轳两头的棍子很长，每一头都能有五、六个人同时推。每天各班轮流推水，一早上推一池子，要够一天吃。有一天，正好轮到我们班推水，我起冒稍了，就去推水。本来五、六个人的活，我一个人干，确实有些累。一边推，一边等人，一直不见人来。一直到我把池子里的水推满，同学们才逐渐走来。

一次，李清明书记在我们班主持学雷锋讲用会，我就把我一个人推满一池水的事，连同学习上努力的事，还有我每天要到学校对面的一座小山爬山，为革命而锻炼身体等等，都作为学习雷锋精神的内容在会上讲了。李清明书记认为很典型，就把我的汇报材料整理好后上报到榆林地区教育局。但同学们并不买我的账，说我是假积极。四十五年后，同学聚会时王致君同学还问我，一个人推满一池水是怎么推的？他们这些城里娃根本就不相信我一个人能推满一池水。正因为我表现过了头，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入了团。我这个人一辈子常是培养对象，但一辈子既没有入过团，也没有入过党，一辈子的党外人士。

上高中时经常下乡支农，有一次，我们班被分配到乐堂堡乡郝家老庄支农。乐堂堡紧挨作家路遥的故乡，他家是王家砭村，咸榆公路边上。那时，路遥还在伯父家所在的延川县上初中，他小我俩岁，还未成名，也就是他写《在困难的日子里》的时间段。他在小说里写的那些饿肚子的事情我们全部经历过。他的小说乡土气息特别浓厚，一切都是原生态。

加之，清涧人写清涧事，感到十分亲切，所以，从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到《人生》再到《平凡世界》，凡是路遥的书我几乎都看过。现在，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切都成为历史。清涧县政府一开始，在公路边上立了一块“路遥故居”的牌子，我们回老家时还经常能看到。后来，又在王家砭为路遥修建了规模不小的路遥记念馆。

2013年国庆期间，清中高六八届的同学在清涧聚会，我们还集体参观了路遥记念馆。触景生情，介绍路遥就能照见我们自己的身影，所以，参观时的气氛相当凝重，似乎是在撕开自己曾经受伤的疮疤。记得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山西省散文家协会副会长乔忠延先生与我交谈，当谈到路遥时，他说：写作品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汗水写；另一种是用鲜血写。用汗水写，就是写累了，歇一歇，喝杯水再写。而用鲜血写，则是一旦抓住了主题就拼命写，不休息，一直到累死为止。他说路遥的书就是用鲜血写成的。

乔忠延先生的这句话让我玩味了很长时间，我深深地感到，我自己写书就是在拼命，就是在用鲜血写。这使我想起了陕北高原上为什么骡子多，马少。马有耐力，而骡子劲大，马没有骡子劲大，但骡子没有马有耐力。再比如，陕北安塞的腰鼓，那不仅是在敲，而是在奔，是在飞，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发挥到了极致，但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在过度消耗体力，甚至透支体力。这样的动作注定不可能长时间坚持，必然是飞奔一会儿，就得休息一会儿。

所以，无论是路遥也好，我自己也罢，这恐怕是陕北人的性格所使然，而绝不是自己就能决定了用什么方式写的。虽然，一眼就能看见其结果是要搭上命的，那也毫无办法。郝家老庄不在公路边，而在远离公路的深山里边。到村里，先是抢收庄稼，往村里担谷子，然后是参加打坝。打坝最重的活是抬石跺打土层，就是石跺子四面留四个孔，穿上粗麻绳，四个人抓住四条绳子的头往起抬，然后又重重地跺下来。目的是要把虚土跺实在。石跺的上边中间留有一孔，孔上锤进去木杠子。

掌握这根木杠子的人起调整位置的作用，是整个五个人的指挥中心，但这个人必须会唱。用歌声来指挥其他四个人劲往一处使。比如，这个人唱：拉起来---，带起来---！众人合唱：呼儿海呦---，呀么咦儿海呦----！就是说，其他四个人是不唱词的，只是接后音。我就是这个掌握木杠子的人，因为我唱过秧歌，那时候年轻气盛，脑子也反映快，不像现在这样迟钝。

所以，连续几天我一直担任用歌声指挥打石跺的角色。然而，乐极生悲，在一天上午的打石垛时，因杠子没有抓稳，杠子倾斜下来，正好打在我的嘴上，鲜血直流，当时就打掉了嘴里的三颗大门牙。我被送回村里的住处。下工后，村里人男女老少都来看，有的端的面条，有的端的蛋汤。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的厚道。

我不能劳动了，就一个人回学校。走了几十里山路，然后，坐公共车回到县城的学校。医生说要补牙，我就到镶牙馆补牙。那时候，由于设备落后，镶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补完牙，人家要九元钱。我当时没有钱，就去李清明书记处借了九元钱，说好从家里拿来钱就还。后来，由于我转学山西，加之，文化革命的折腾，李清明书记早就调出清涧，具体地址不得而知，所以，这九元钱至今没有归还给李清明书记。那时的学生在学校负了伤，就这样简单地自行处理了，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要是放在今天，学生一有点什么事，家长就到学校闹事，要求治疗，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整容费等等。闹得学校成了惊弓之鸟，既不敢让学生锻炼身体，更不敢让学生参加劳动，唯恐出事。而少年时间不经过长期艰苦考验的人，必然先天缺钙，必然成不了大事。

前一阵网上晒出习近平在延川县文安驿乡粮站卖粮的三张条据。想想那年头，没有粮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他要去河南看他父亲，要去北京看他母亲，他不卖粮，那里来的粮票？从梁家河到文安驿，几十里路，那时候，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他这些粮食要卖，还不得他自己背或挑？

由此说明，一是良好的家庭教育，二是艰苦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个人成气侯的最基本的要素。否则，把他抬上再高的位置也不会有底气。

作者简介：1947年生，陕西清涧县人，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报社的总编，也在市政府呆过多年，办过二十年民办学校。出版有多部专著，其中《绝对相对力学》提出统一力学十二定律，建立了统一场，给出了统一场方程，建立了统一力学；《常道》提出道可，道非，常道；《互补论》提出未来世界是＂劳资互股，官民互治＂社会；《绝对相对经济学》，揭开《资本论》的迷雾；大型回忆录《追梦》翔实记录了饥饿岁月，动乱年代和希望之春的真实人生轨迹。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杂志、《中国改革报》、《中国人才报》、《人才研究》、《经济问题》、《炎黄春秋》、《三秦道教》、《延安大学学报》、《道学研究》、《当代作家》、《文学月报》、《青年作家》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多次应邀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2018年出席世界哲学大会。一生＂烟，酒，肉，赌＂四大戒，每天打坐，站桩，练太极，修身悟道。手机 1470347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