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纪念日。日前，一套11册的日文调查报告被发现，报告详细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太原及周边居民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这是一项什么调查，为什么要调查，调查结果做什么用？围绕着这套调查报告，记者深入采访了高校教授、相关学者及研究所专家，逐渐摸清脉络：这份形成于80多年前的调查报告，根本目的是服务其侵华战事。太原人的牙齿、指纹、面部特征、血型、血清情况；太原人的发育过程，体力，女性初潮年龄，人口增长情况；山西省的传染性疾病情况，传染病传播途径，就医途径。甚至，山西人家里“炕”的保暖效果，室内的保温保湿、光照时长，山西人的主食种类，副食有何、闲食几许，以及对窝窝头的分析，对水质的分析，对小米的分析……1938年初至1940年初，一个日军“临时卫生调查班”，对太原及周边居民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性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并将结果撰写成正式报告，提交日军军医部。近日，这套详细记录山西人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的11册调查报告在石家庄被发现。相关专家表示，该史料的发现对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有研究价值。
石家庄市民张志斌先生，长期致力于抗战史研究，广泛收集抗战时期的相关文献。今年6月，一个偶然机会，他发现了这套日军对太原及周边居民的调查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份很珍贵的史料，由于是有关太原和山西的调查，所以向太原的新闻媒体提供线索，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情，也算是它发挥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这套总共11册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日军的调查涉及太原及周边地区，乃至山西的民情风俗、卫生状况、生理状况、传染病流行、中西医诊疗、市民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十分广泛且深入的调查。其中，对太原居民饮食的调查，包括馒头、烧饼、烙饼、窝窝头、小米饭、片儿汤、老豆腐等，并注明，因山西饮食种类繁多，仅列举最常见种类进行调查。具体调查内容还包括各种食材市面售价，主要消费群体等，调查中，还将这些食物进行拍照，附有制作方法，并有分析此种食物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含量等。对太原居民居住环境的调查，包括房子的保温、保湿、通风、光照时长、空气质量，炕的保暖效果等。还有生理学调查，包括太原居民的面部特征、牙齿、指纹、血清、血型、女性初潮年龄、人口增长状况（人口增殖）、体力（背负力-日文背筋力）等等。其中一份形成于1938年4月的《关于山西传染性疾病》的调查报告里写着：“我皇军圣旗所指山西已半年时间，战事结束后，太原居民陆续返回，然而山西的回归热、痘疮等疫情多发……”该报告用大量图表分别展示了我国各省、山西、太原传染病统计，太原医院接诊的传染病例、死亡率等情况。甚至对就医是找西医还是中医，中医所使用的书籍有哪些，也进行了记录。最特别的是，报告中对一些战略要地的传染病情况进行了特别说明，明确指出“我皇军采取军事行动时的注意事项”。
获悉这套调查报告后，记者联系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他是一位研究日军侵华史长达30多年的专家。对这套调查报告，金成民十分关注。几天时间内，他和他的团队着重研究了其中的3份，分别是对“太原住民体力、增殖力、指纹”的调查记录。8月25日，金成民给本报明确答复，这份调查报告属实。报告显示：关于对太原民众体力的调查，形成于1938年9月至12月，具体方式是由翻译协助，每日下午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肺活力、手握力、背肌力进行测试。并参考日军1933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相关调查，以及日方在其国内的相关调查得出结论，蔑称中国人的劳动力较日本人低劣。其对太原人增殖能力的调查则显示，当地人结婚早，生育晚，与日欧情况大有不同，蔑称中国人增殖能力差于日本人。对太原人指纹的调查显示，北部中国人的指纹多呈“涡”状，在“东洋民族”（东亚地区）中颇为特殊。金成民还介绍，报告显示，上述三项调查的主持人为石崎有信。他进一步调查，找到了关于石崎有信的相关信息，当时其身份为军人，返回日本后他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金成民认为，该史料的发现对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尤其是日军当年在华北方面的侵略罪行有相当价值。资料显示，这套报告形成时间大致为昭和十三年初（1938年1月）至昭和十五年（1940年1月），报告落款多为“太原临时卫生调查班”，也有落款为第三野战防疫部太原分遣队临时卫生调查班。专家表示，此为一体，只是落款详略不同。记者对“第三野战防疫部太原分遣队临时卫生调查班”进行了调查。第三野战防疫部成立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一个多月后，即1937年12月14日，侵华日军第一军即发布“甲命第218号”命令，第三野战防疫部太原分遣队临时卫生调查班开始组建并迅速开始运转。据日方史料记载，该部队受命后，随即于被日军炸毁的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位于太原）开始初步组建。随着侵略战争的深入，日军华北方面军又发布命令：以第一野战防疫部、第三野战防疫部编成“北支那防疫部”，在华北地区开展相关工作。1940年2月9日，日军又以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第十六防疫给水部编成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这就是与日军“731部队”同样臭名昭著的“北支甲1855部队”，其在北京、太原、石家庄、济南，张家口、郑州等16个城市均有分部，山西除太原外，还有运城分部。1941年，太原分部调整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太原支部”，也称1856部队。记者从市档案馆了解到，其位置就在现在的羊市街10号到15号。结合日军第三野战防疫部太原分遣队临时卫生调查班的发展和演变，其在太原和山西展开调查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对这份调查报告以及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常宝表示，一个国家如此细致地调查另一个国家的民众，目的不言自明。这个第三野战防疫部太原分遣队临时卫生调查班以太原为中心，广泛调查山西及周边广大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建立区域人种“数据库”，目的更是昭然若揭。李常宝认为，随着军事入侵的深入，日军如此急不可待地展开调查，是出于兵员卫生需求，服务其侵华战事。对此，调查中已有明显提及。然而，就其实际进行的调查项目来看，其实已远远超出医学范畴，此举显然还另有目的，它应该还要为以后的“北支甲1855部队”细菌研究做准备。对此，原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茂盛也认为，日军对山西人民的调查和研究，是为了满足日本侵略军对于粮食、食物的需求。对太原居民血清、血型的调查，则是用于在战争中受伤日军的医治。空气质量、水质等，都是出于保护日军卫生安全、满足日军侵略战争的需要。同时，如此细致的调查，也是为了满足其统治，为殖民奴役压迫山西人民，甚至是要为从日本向山西移民提供必要的卫生数据。李茂盛还提及另一件事情，早在日军还未对山西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对山西的调查研究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战事推进，太原刚沦陷，当年的日本方面就出版了一本《山西大观》，其中对山西的社会生产、民众生活、地理地貌、资源矿产等均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李茂盛认为，上述虽然是两方面的事情，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对此，金成民也认为，调查中大量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数据对比，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例如：调查女性初潮年龄、发育过程、婚姻状况、幼儿死亡率、人口增长率、体力的研究，是为其殖民统治进行准备，以及为弥补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进行准备；搜集调查当地人的指纹，则是要采取“指纹法”，方便对人口的管理。“所有的工作均是服务于当时的战事，服务于随后的占领。”金成民说。记者从市档案馆了解到，关于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在山西犯下的罪行，在该档案馆组织编撰的《档案中的山西抗战》有相关记录。在1937年到1945年间，日军在我省战场施放毒气就达1313次，仅八路军官兵中毒人数就在10万人以上。通过这些调查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这宗在侵华日军入侵太原不久即开展的调查，其本质是侵略性和反人道主义，将调查结果用于细菌研究、殖民统治、压迫与奴役山西民众，这是他们的真实目的。相关资料显示，随着日军在我国战场的节节败退，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北支甲1855部队”位于北京的总部用三天三夜时间毁灭罪证：挖大坑把跳蚤放入洒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烧毁；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名称从华北派遣军名册上涂去……但罪证不可能完全被毁灭。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天坛公园神乐署附近，发现了日军遗留下的三个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消毒的。这一切提示着人们，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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