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删诗和以诗出圈

李白杜甫为什么才留下这么少的诗？学会写诗才知道，尤其是诗经以来的诗言志的传统，在加上太康以来的诗缘情而绮靡。言志抒情两大功能，就决定了一位诗人，一生作诗一般不会很少。但为什么顶尖的诗人留存诗作只有几百首，最多也就留下几千首呢？

有些是因为诗人性格使然，比如李白兴起即题，兴尽便归，那些旅游时酒后一高兴的写给朋友的诗，写的时候就不care，喝断片之后醒来是不会想着再抄一遍打包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古代出版条件所限，在北宋之前雕版印刷还没出现，唐代出版成本极其昂贵，因为这些客观条件，诗人在出专辑之前，会最先把自己满意文章收入进去，继而在自己的诗作里好中选优，将其余诗删掉。

那有条件出版的诗人呢？他们会不会删诗呢？也会，比如杨万里，我们常说他一生作诗23000多首，存世的也只有4200多首。在南宋雕版印刷工艺很成熟，活字印刷也已经出现，出版和印刷成本断崖式降低，各类盗版书横行于市，如果再拿出版成本说事儿恐怕是说不过去了。但为什么诗人还会这样做呢？

诗人中大多都是儒家文人，所以绝大多数诗人有个特点，就是比较要脸，同样知人论诗，同样也能知诗论人。人品出了问题，会影响后人对作品的评价，比如何晏和宋之问。作品不好，同样会影响诗人自己想要打造的儒家贤人（圣人产量太低不考虑）境界的人设。所以才有已经是中书舍人的杜牧之临终前将自己的诗文焚烧了十之七八，其中的原因一是对有些作品不满意，二是对年轻时“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追悔。

古人随笔写出很差的诗甚至是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原属正常，都难免一时兴起产生了一念之差，在编印之时自己或编辑删掉，因为儒家文人知道，诗言志这是要影响读者的，要脸的古代诗人都会这样做，明白好坏这就是诗人的里子和面子。至于乾隆爷爷四万多首几乎全部传世，我们就不去说他了，怎么写都是好的文学批评环境，让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坏了，这就很悲哀了。

但是为什么古代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诗作留到了今天呢？我们结合历史学和犯罪心理学来讲，古人以诗出圈：不过图名求利耳。古代诗人为了个人清誉，文坛干净，以及不给后世带来负面影响而主动删诗。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也会靠写诗作文博出位嘛？在包装宣传和公关操作技巧这一块，古人基本都已经玩过了。在这些玩法中比较有名的相如迟到，子昂摔琴，进忠编《三朝要典》，后人无非是在基础上加戏或者自由排列组合。但无论是优秀如子昂，文盲似进忠，无一例外的需要有托儿来配合，临邛的县令，看摔琴的群众演员，请立生祠的五虎十彪们。

那么，在唐代时要如何靠写诗作文博出位呢？ 他的根本原因就是能带来直接名利的科举，这主要是唐代的进士科。唐代是极重视诗歌的时代，从官方重视程度来看，除了在唐武宗时期，李德裕为相短暂废除过试诗外，在进士科中试诗几乎是必考高分大题，其分值应不逊于高考作文。而且在考场中考生认为自己诗好，还可以向考官申请现场换题型。比如有个考生在进士科考试中文章写不出来，可能因为考题的要求他不擅长，也是文章毕竟要比诗难写。如建安七子诗最好的刘祯，他就是因文气不足而走上了专攻作诗的道路，便获得了成功，与曹植并称曹刘。扯的远了，言归正传，考生文章写不出考官可以现场改题：文章就不用写了，再写一首诗让我看看水平”，这在唐代科举省试中叫“试诗放过”。

小伙伴现在已经觉得作诗在唐代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技能了，那么如何靠诗文来出位呢？这还是因为它和科举深度绑定了，这又要说到唐代从潜规则到明规则的行卷习惯了。刚才说到的进士科正式考试，是由尚书省主办，所属礼部承办，左侍郎主考，所以被称为省试，而考生的答卷也被称为省卷。但是在唐代进士科中，省卷真的不是高考卷一卷定上下的，它更像是考生走个过场。因为在考试之前，通过行卷的摸底，前几名已经定了下来。比如：杜牧在大和二年考试之前，向文坛前辈吴武陵行卷，吴老师看了《阿房宫赋》拍腿叫好，拿着文章就去找主考崔侍郎必须给杜牧状元。崔郾表示已经定好了，吴武陵又问榜眼，探花，还有第四名崔说也定好了。当问到第五名时，崔侍郎沉默了，吴老师当场就火了，要是不行我就不求你了。崔侍郎便答应了下来，吴老师走后，有人就对崔说，杜牧这人太风流，不能点为第五，崔侍郎表示他已经答应了吴前辈，即便杜牧再不堪也必须要推他。这里再插入一个知识点，为什么一定要是前五名？因为皇帝只看省试前五名的诗文。

在唐代以诗文行卷来出位具体有哪些方式呢？主要分为三种套路：德艺双馨型，别出心裁型和不讲武德型。德艺双馨型呢是最一般的行卷套路，选出自己最好的诗文编辑造册，基本符合当时的主流的文学审美，按照自己觉得的诗文好坏顺序排列，恭恭敬敬的投献给文坛座师，如果是优秀的考生，再碰上的识人文坛前辈，不但可以顺利中举，还很容易就成为一段佳话，比如朱庆余投赠张籍的《近试上张水部》，张籍的酬答之作《酬朱庆余》，还有因“几度见诗诗总好”而不遗余力地“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杨敬之。

第二种别出心裁型就有点意思了，这又分为两类，都是算是比较特殊的套路，一类是出文坛之圈直接走干谒皇室贵族路线，通过自己的才艺先声夺人，然后再拿出自己优秀的诗文，通过贵族的推荐，通过最便捷的途径直接将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另一类则是投座师所好，但文坛座师所喜好的诗文体裁与省试的要求完全不符，考的是骈文，老师喜欢散文；考的是排律，老师最爱歌行体。那怎么办呢？事实证明，投其所好很重要，比如中唐文坛大佬韩愈，他就很重视行卷者直言其事的散文，诗歌也是如此。他对这一类的行卷人著意拔擢培养。所以在德宗到宪宗时期，向韩老师行卷的都主攻散文和歌行。在通过本来以赋体和格律诗为考题省试帷幕下下，隐藏的是一批古文古诗高手。而韩愈也通过这样的操作完成了史称“古文运动”的文坛改革，文坛绮靡风气为之一变，他真正做到了李白所说的“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而不讲武德型，是一种为达目的可以不要脸的套路。这一类的行卷，一般的作案动机是想走行卷捷径，作案过程是以满足座师低层次的文学需求从而使之欢心的过程。这一类考生的作案时对座师奇闻异事和私生活比较感兴趣，在行卷中的投赠多以艳情诗和言情小说为主。至于这种文体好不好呢？定性我们先不去多说，但正是基于想金榜题名的的目标，又存在文气不足能力有限的这样的客观事实，那就只能铤而走险选择旁门左道了。

所以唐代在中后期言情小说和艳情诗开始在士子行卷中出现，我们现在看到多数能出版的唐传奇小说，不少就来自于这里。但是这种行卷方式在当时是被多数士人所不耻的。而考生自以为投其所好，也容易误判从而阴沟翻船导致犯罪未遂。被一首《黄鹤楼》而让我们记住他的诗名，又让我们不再关注他少年性格浮夸顽劣，好赌，贪色，嗜酒的崔颢，就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其前往拜会文坛前辈李邕，李北海知其诗名而见了崔颢。崔颢当时就把自己准备的“不讲武德”特别编辑版诗卷给前辈看。谁知第一章就是一首艳情诗《王家少妇》上来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李邕感觉伤害虽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直接把崔颢扫地出门。李北海果真有雅儒操守，作为一代文坛前辈恪守文章正道，岂能为崔颢之歪门邪道所张目。 三种行卷方式，固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但从动机、目的、预备、过程以及期望获得的结果来看，相同之处都是为了通过科举的潜规则来出圈。而三种出圈方式还是有不同之处，“德艺双馨型”已被文坛公认，成为准明规则；“别出心裁型”虽然只能做不能说，但也是文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讲武德型”这似乎就不是诗文本身的问题了，我们就要结合投卷人，接受并推荐他的座师，以及支持者的个人传记来看了，在那段历史上是一时糊涂，还是人品本来就一以贯之。

最后，那么再来看唐代文坛有没有不需要诗文行卷套路出位的呢？还真有，那是在在天宝年间，有位叫杨暄的考生就没有走以上的套路，如今我们已不知其文笔如何，因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后一个字的作品也没有留下。不按套路出牌，诗文也不见经传，本应耗子尾汁的杨公子却仍然高中。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弘农杨氏，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那样显赫，而因为他爸就是杨国忠。